幸福一家人电视剧_不要幸福了？等

　　很多年前，在上完一节全球化的课后，一个印度学生跑来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些?”　　那天的课，我讲的内容是，随着全球化，各市场之间相互依赖，并有着频繁的商品、服务、创意、知识、科学和人员的流动。那时，蒸蒸日上的全球经济塑造了很多有钱人。世界各处的论坛上笼罩全球精英阶层的愉悦。在当时，印度学生提的问题显得不合时宜。
　　现在不同了，各种质疑声正在取代那种愉悦的气氛。2008年g月，雷曼兄弟破产的萧条显然是系统性风险的后果，发达经济体并没有复苏，主要新兴经济体也遭遇着增长减速的挑战。雪上加霜的是，各类全球的经济管理组织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WTO的多哈谈判基本上已经死了，里约+20峰会收效甚微，G20也失掉了可信性。欧盟在遭遇着复苏危机，估计接下来的五年很难复苏。
　　这些折磨全球经济体系的致命性的病毒是大公司，尤其是金融领域的公司。他们没有职业道德甚至做了许多不法行为。整个经济处于腐烂和不正义的状态。银行摧毁了数以十亿计的财富，超过十亿的人们没有好的卫生条件、可饮用的水和足够的食物。数以千万的孩子在饿着肚子去睡觉，但是那些道德感缺失的男人们(金融领域很少女性)在伤害全球金融体系的同时却拿着高得过分的收入。
　　这是我们想要的世界吗?如果全球经济和社会的现状是答案，那这会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看着现阶段全球的各种趋势，包括社会、伦理、环境、政治、地理政治和经济，很难不去想到一个跟洪荒无关的未来。
　　全球经济社会继续减速的过程中，越来越多人发出了跟我印度学生类似的声音，不过更多、更警觉和更尖锐的是：我们将会走向何方?越来越多的书在反思全球经济社会。比如麦克尔·桑德尔的《钱不能买到什么?市场的道德失灵》；吉姆-杰克逊的《没有增长的繁荣，有限地球的经济学》(Prosperity withoutGrowth：Economics for a Finite Planet)；gobert and Edward Skideisky的《多少才够?金钱和生活》(How Much is Enough?Money and the Good Life)；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不平等的代价：现在的社会将会如何危及未来?》(The Price of Inequality：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Future)；以及罗伯特·希勒的《金融和良好社会》(Finance and the Good Society)。
　　这些作者的观点都聚集在一点上，我们的星球面临着两项迫在眉睫的挑战。一是消除贫穷；另一个是保证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性。这两者是不能够被分离的。正如Nicholas Stern在新书中所言，我们如果在一个挑战上失败，我们将会自动地在另一个挑战上也失败。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必须先重新思考下关于这些概念的定义。在回答“为了什么”之前，我们必须重新定义下繁荣和财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些词会认为是物质和个体层面的。但是，正如上文提到的作者的观点，财富和繁荣更应该是精神层面和共同拥有的。幸福的定义到底是另一台法拉利跑车，还是来自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和不平等的减少?
　　印度学生的问题不会随风而逝，到底是为了个人积累财富，还是为了整个社会内在的健康和谐?这不光是哲学家的问题，也是股权所有者和企业家该回答的问题。
　　富士为什么能　宁向东
　　今年年初，百年老店柯达公司向纽约的一家破产法院提出“破产申请保护”。半年过去了，8月3日柯达公布了2012年二季度的财务报告，其全球营业收入为10.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滑了27％；净亏损却扩大到2.9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7％，可以说毫无起色。几乎同一时间，它的老对手日本富士公司也发布了相近季度的财务报告，该季度实现营业收入为64.79亿美元，利润是2.61亿美元。为什么同样面临行业衰退，难兄难弟的结果会完全不同?
　　日本富士公司过去15年的历史，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衰退行业中的公司如何向外突围的故事。大约在2000年前后，富士作为行业中的世界第二，正享受着感光材料领域业绩高涨的美妙滋味，富士相机及其感光材料业务占其总销售额的60％。然而，富士在此时感受到了大限将至，市场上数码相机越来越便宜，越来越多地替代着胶片相机。转型在即。
　　转型不仅需要勇气和决心，更需要确定方向。而确定方向又需要对自己的核心能力准确把握和理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一个公司经营久了，常常会迷失。当市场复杂、产品多样、客户杂乱的时候，企业领导人就更容易分不清什么是自己的核心能力了。
　　富士的解法是新建了一个超过1000人的研究所。在那里，聚集起大量来自于医学、光学、化学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富士不再把自己定义为一家胶片公司，甚至也不是一家影像公司，而是一家专注于光化学领域的企业。此如，研究员们虽然还是在讨论胶片，但话题已经不再是与照相机相关的胶片，而是能够用在建筑行业阻隔热能的透明胶片，或者说是可以导电的透明胶片。这个研究所的工作打破了以往所谓“专业”的分工界限，使得分散的技术专利产生联系，使得原来不曾考虑过的商业领域进入了公司转型选择的视野。
　　基于对于技术趋势的深入理解，富士开始了它的第二步，即进行一系列并购。富士曾经一口气并购了40家公司，以更加有效地获得技术和市场。比如，数字成像很重要的CCD技术非常昂贵，富士公司是在收购医疗器械业务中获得的。再比如，富士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成功收购了施乐公司75％的股权，组建了目前在日本复印机市场仍然蒸蒸日上的富士施乐合资公司。富士还收购了一些著名的制药公司和化学公司。富士的技术人员认为富士在控制自由基造成照片和底片老化的技术，可以运用到药物和医疗领域。2000年，当古森重荣上任社长的时候，富士公司基本是一家胶片生产企业，而今天占据富士销售额八成以上的业务，是在医疗器械、化妆品、液晶成像等领域的产品。
　　富士故事的第三个闪光点，是本钱。长期以来，美国_直奉行股东至上主义，红利支付率—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而各类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也根据公司短期回报的高低决定是否持有一家公司的股份，这也被研究者们批评为“短期主义”。大前研一认为：正是因为柯达没有足够现金储备，只能选择降低生产成本这条路，而对于行业的根本变局，降低成本是毫无意义的。相比之下，日本企业的股息分配率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使得富士公司在行业崩溃之时，依然可以保留将近2兆日元的现金。因为有了这2兆日元的现金，富士公司在业务突围时选择的现金并购手段才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