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所有的墙壁，其实都是门”】蒋方舟写的所有书

　　每过一段时间，蒋方舟小姐总会闯入舆论的风暴眼，例如刚刚过去的这个7月。7月3日下午，《新周刊》执行总编封新城发了一条微博：“祝贺蒋方舟同学大学毕业，同时，祝贺蒋方舟同志就任新周刊杂志副主编。”就在前一天，蒋方舟完成了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学业，迈入了社会的大门。
　　尽管她“不想把当名人作为生活”，但这事想不被物议都难。
　　蒋方舟收到这份工作邀约，是在封新城发布微博—周前。当肘她正谋划着给自己两年时间去“荒废”，因为从10岁起便不断地写作，一直没有机会休整过。“想从容自由一点，多点时间晒太阳。”她甚至已经列出了短期计划：8月去伦敦看奥运会，9月横穿美国大陆，再写几部话剧和小说。
　　“考虑了两三天就接受了。封总对我有我自己都无法解释的信心。”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蒋方舟说自己当时的心情“特别惊讶，诚惶诚恐”，“但我没理由不硬着头皮迎上。”
　　互联网上，调侃质疑声此起彼伏。蒋方舟对此似乎早有预料：“一定会啊，如果我是自己的旁观者，都会觉得这人实在是太讨人嫌了，凭什么啊。”
　　很多情况下，她并不清楚自己究竟冒犯了谁，不过，她也不想搞清楚，对此早已习惯。她从12岁起便常常陷入各种口水战——_从早年间的“天才”、“神话”，再到被贴上“早熟”、“破格”等标签，她渐渐长大，围绕在她耳旁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争议几乎已经成了她生命中从不缺乏的成分。
　　有独立世界观的人不那么容易被驯化
　　生在80后的尾巴上，23岁的蒋方舟出名却比韩寒和郭敬明还耍早。7岁开始写作，9岁写出散文集《打开天窗》，11岁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12岁在报纸上开专栏，而且是一天写一篇。
　　恋爱、月经、同性恋……诸如此类的名词在这个湖北小姑娘的小说中出现。“神童”、“低龄”、“早熟”，那肘的蒋方舟，已经吸引了不少关注者并被贴上这样的标签。
　　不过，真正让她完全步人公众视线的事情，则是跨入清华大学的校门。清华给了参加自主招生的蒋方舟降60分录取的待遇，这个话题少女的争议度瞬间又加了几颗星。有媒体甚至称她为“让清华低头的女孩”。
　　按照蒋方舟自己的说法，在清华的这几年，多数时候是在摩擦和冲撞中度过的。她和学校就像两个齿轮，迟迟找不到铆合的位置。直到大三，她在校园里还会迷路，其他同学为之整日奔波的出国保研等事，她始终一头雾水。
　　在这座校园里，她有意识地细细打量着同龄人的所思所想，并主动与一些所谓的校园主流思想保持一定距离。在不同的文章里，她多次提及，“失望是自己的大学主基调”。
　　在清华这四年最开心的事是什么呢?“结识了一些特别棒的年轻人，他们聪明而清醒，有格局，有专业知识，每次和他们聊天，都觉得这个世界会好的。”蒋方舟回答。
　　但她随即话锋一转，说在清华这种“特别棒的年轻人”只占10％，“优秀的是少数，最明显的区别是有没有自己独立的内心世界，有独立世界观的人不那么容易被社会说服，不那么容易被驯化。”
　　在很多场合，她都毫不掩饰自己对大多数清华学生的失望。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候，自称“擅长泼冷水”的她公开发表《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写的不是生日祝词，而是担忧清华学生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漠然，“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模样。”
　　此文一出，众声喧哗，就连清华校方都作出回应，称会进行反思。网络上叫好声和咒骂声，同样不计其数。如今，风波已然平息，但她回想起那场声势浩大的口水战，仍会觉得“理工科思维和领导人情结结合起来，能生出可怕的畸形儿”。
　　就在今年3月份，即将大四毕业的她还公开发表《控诉理科男》的长文，调侃理工科男生的呆板木讷和智力优越感。
　　有人指责她得了便宜还卖乖，她如是回应：“不必做一个生活的失败者才有权力抱怨社会吧。而且我不想做一个站在门外叉腰指着骂的人，而愿意做在门内冷眼观察怪现状，再写出来的人，我觉得这样更有力。”
　　不愿意拒绝任何可能性
　　在一些人眼中，蒋方舟所走的每一步，似乎都在有意识地与惯常的世俗展开对抗。但她却对《人物》记者说，她几乎每天都在不停地否定自己。“从外表到写作，经常因为否定自我而焦虑得—塌糊涂。”
　　对于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她并不讳言。她向《人物》记者反复提起，自己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显得十分笨拙。少年成名的她，对周围的人缺乏信任感。在她的一些同学看来，“蒋方舟总是独来独往，几乎不参加学校里的活动。”
　　对于这类评价，她大多一笑了之，并不放在心上。这个同学眼中的“独行女”，将大多数心思放在了写作上。大一时，她开始做《新周刊》特约记者，大三升任主笔，此外还有多家媒体的稿约。其间付出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她觉得周围的人大多不了解。
　　而对于学业，她的态度并不像对待写作一般火热。作为大学学业的收官之作，她的毕业论文花了半个学期时间，并不令她满意。“我在学校生活里的目的就是泯然众人矣，不想有什么奇异突出的表现。”
　　但这份在她眼中“中规中矩”的学业答卷，却给了她一份不大不小的惊喜。指导老师在评语里写了一句话，“你大学时间里做了别人两倍时间都做不完的事”。
　　“当时我看见就泪奔了，觉得终于有人瞳我了。”蒋方舟说。
　　“我写媒体稿是一种风格，写杜鹃啼血的公知文是一种风格。写小说是一种风格，写长散文又是另外一种。”不停地在各种风格的文体间切换游走，她也常常感到焦虑，临近毕业时，这种焦虑感让她坐在机场的地板上边写边哭。
　　但她觉得，比起生命中其他事情，比如上电视、上学、处理人际关系、阿谀奉承等，“写作已经不能更美好和理想了，就会立刻像打满鸡血一般。”
　　媒体人和作家两种身份的叠加，有时会让她有冲突感。但她希望尽可能达成互补，“大部分作家都有政治幼稚病，我希望自己媒体人的身份能让自己没那么幼稚。”
　　蒋方舟的一个朋友曾经说她不应该写非虚构的媒体文章，她有些受打击，但又表示认可：“我没有一个非虚构写作者的职业道德，总喜欢按自己的意愿去推测主人公的心境，而且喜欢夸大和演绎——以满足自己的抒情欲。”
　　去年9月，在一次演讲中，她如是说：“没有什么‘形势永远比人强’。因为所有的墙壁，其实都是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