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亲王安抚众公使] 庆亲王不查了
卜克斯事件发生后，英国公使窦纳乐就警告清政府：此事善后的重要条件是严惩前山东巡抚毓贤，因为毓贤对山东乃至华北地区政治动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山东民教冲突如果没有毓贤等人挑拨和偏袒，绝对不会如此激烈，更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反***运动。
对毓贤的言行，各国公使几乎一致不满。所以当慈禧皇太后召见毓贤的消息传出后，美国公使康格立即向清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公使们并不清楚慈禧召见毓贤究竟蕴涵着什么深意，以为清政府在对待义和拳、大刀会问题上又要发生转变，先前承诺的严厉镇压大约又要作废，外国传教士和教民人身安全依然无法得到切实保障。公使们通过各种渠道继续向清政府施压。
对各国公使的不满，清政府并没有及时予以解释。这种暧昧态度引起公使们的更大不满。他们普遍担心清政府不再愿意彻底解决义和拳、大刀会问题。各国如欲保证各自侨民安全和在华利益，只有依靠自己，自己动手。公使们逐渐想到抛开清政府，由一国或多国联合起来采取行动，或者不惜代价向中国用兵进行武装干涉。很显然，各国公使不再相信清政府的诚意了。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
驻华公使负有保护侨民、传教士和教民的责任。根据中外共识和传教章程，传教士有在中国传教的自由，清政府负有保护传教士安全的责任。现在自由传教受到威胁，传教士受到威胁。这是各国公使最担心的。1900年1月23日，法国公使毕盛提议召开法、美、德、英四国公使会议，讨论日趋恶化的形势，寻求因应之策。他们商量很久，却未找到好办法。
25日，四国公使在英国公使馆继续会商，终于达成共识：由四国公使共同签署一份照会，说明清政府1月11日上谕刚柔相济、剿抚并用类措辞给公众带来极为恶劣印象，不能不让人感到清政府对义和拳、大刀会抱有好感。义和拳、大刀会成员公开表示他们从上谕中得到鼓励。他们势必会继续迫害传教士和教民。照会强调，在山东北部和直隶中南部的悲惨局势对任何文明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耻辱，地方官对这些暴行不闻不问，甚至予以实际上的纵容和鼓励。各国公使特别注意到在山东、直隶活跃的义和拳、大刀会旗帜上几乎都写着“灭洋”两个字，他们强烈要求清政府发布新上谕，重申全面镇压的决心，重申加入这两个团体中任何一个或窝藏其成员者，均为触犯中国法律的刑事犯罪。
与此同时，意大利公使也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提出类似要求。此前，四国公使对意大利传教士的情况并不了解，因此未邀请意大利公使参加联合照会。至此，由五国公使组成的公使联盟基本形成，并成为此后一段时间与清政府进行交涉的对手。
五国公使的联合抗议并未在清政府激起多大反响，因为清政府此时另有更重要的事情。1月23日，也就是四国公使集会讨论华北地区局势时，清廷正在忙于御前会议，就光绪帝继承人问题做出重大决策。第二天（24日），清廷宣布由端郡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其实就是过继给光绪帝为皇子；同时宣布大阿哥继承穆宗毅皇帝即同治帝为子，于是大阿哥又成了光绪帝的同辈，犹如皇叔。这一消息在国内外引发高度混乱和密集抗议，清政府根本无暇回答公使照会，只能听任义和拳、大刀会肆意泛滥。
一个月后，五国公使忍无可忍，在2月21日致信总理衙门催促答复。25日，他们收到总理衙门复照，表示清廷已有旨，责成直隶总督和山东巡抚剿办义和拳。
五国公使对总理衙门的复照极不满意，认为这份文件“错误地引用了它所答复的那个照会”，根本没有提及五国公使要求的剿灭义和拳或大刀会中的任何一个，而仅仅说明清廷已发布上谕。五国公使要求与总理衙门紧急会晤，并要求庆亲王奕劻一定要参加。
会见被安排在3月2日。3月1日晚，五国公使分别收到总理衙门新照会及附件，附件中有直隶总督裕禄《奉旨剿办义和拳》布告，其中包括一道上谕。这篇上谕明确使用“取缔义和拳”的表述。
取缔义和拳本来就是五国公使的要求，清政府此举相当于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然而，五国公使对清政府的疑虑并未因此消失，他们担心这是清政府使用的拖延办法。公使们研究后立即拟就新照会，要求清政府必须将这个上谕在官报上发表，好像要让清政府向全世界公开承诺一样。
3月2日，公使们“如约联合访问”总理衙门，与庆亲王等中国大臣会谈。窦纳乐代表五国公使表达了他们关于镇压义和拳、大刀会的意见，以为直隶总督裕禄布告中援引的这份上谕代表了正确方向，要求中方将这份上谕在官报上发表，以此抵消上一份文件所表达的宽松意思。
对于这些问题，庆亲王作了详尽解释。他指出，中国政府对制止华北地区政治骚乱是严肃认真的。将上谕包含在一个告示中转给有关督抚，从中方立场看，此举比在官报上发表更迅速有效。至于上谕中没有提及大刀会，是因为从中方掌握情况看，大刀会与义和拳实际上是一个组织。
经庆亲王耐心解释，各国公使渐渐承认这份新上谕的价值，认同中国政府现有行政体制的效率和意义。他们倾向于相信，如果不再发生意外，山东、直隶等地应该能够很快结束混乱、恢复和平、重建秩序；中外交涉也很有希望结束过去，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