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家族文学父子关系探析:公证处断绝父子关系

　　中国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因自然繁衍、伦理秩序及社会经济、政治等等各方面的天然优势而对整个家族成员拥有绝对控制权的父亲是一位穿着圣衣拿着圣剑的上帝，总“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父子关系在中国文学中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始终隐含一种“原债”情结，及至文学创作和启蒙精神紧密结合的五四时期，充分认识到“民主与过去的父权水火不容。任何形式的解放首先是摆脱父亲的解放”的现代知识分子试图用泊来的“自然主义”解构传统的“道德主义”，重估传统价值的同时把矛头直接指向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家族文化，大都站在“人子”的立场上对“父权”进行颠覆，要求把文化道德建立在人的自然本性基础上，提出以“个人本位”代替“家族本位”、以“幼者本位”代替“祖先崇拜”的新型伦理观念，“这既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家庭理想，也是他们反叛家族文化的价值标尺。”映射出现代性对于传统性的反叛。现代作家们随之感觉到基于进化论的自然主义思想方法的过度阐释，却有将人的存在还原为自然存在的潜在危险，这也违背了他们通过对旧文化的批判与反思缔造出一种更符合人性并能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文化的初衷。激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后，启蒙思想家、新文化运动主将们一反往日针对封建伦理的彻底决裂，笔下或隐或现的是对“父慈子孝”儒家传统的向往。到了抗战年代，现代作家们竟把往日“弃之如敝履”的家族文化敬奉为凝聚全民族一致抗战的精神源泉。于是体现在三四十年代家族文学作品中的父子关系上，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人文主义”的自觉回归。作家们同时超越了传统的“道德主义”和五四的“自然主义”，在全面把握文化和自然关系的基础上重新诠释了父子关系。
　　在“启蒙思想以外来的话语角逐合法地位，传统孝的话语被挤压、被排斥”的五四时代，现代知识分子敏锐地发现传统文化的“忠孝合一”其实“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顺顺地听他们一千在上的人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对父权、孝道进行抨击和解构的“人子”首先要将革命“革到老子身上”，父子间的冲突愈加激烈，于是“‘人子’在文化想象中具象化为激昂高蹈的青年，他们摒弃过去(即告别封建、腐朽、落后)，努力向前(即追求民主、进步、现代化)，这一想象中的形象是在与另一形象的组合作用下形成文化象征意义的，‘父亲’就是此间另一个起着反衬作用、与‘人子’一起构建时代话语体系的形象。”追求民主、指向未来的“人子”与代表腐朽、落后的“父亲”在本时期文本中构成了不可或缺的时代话语，而“人子”对“父亲”的反抗、背离甚至驱逐的同时也消解了“父慈子孝”的儒家传统。
　　现代家族文学中最先表现了父子关系中“反叛”意味的是胡适和鲁迅。“父亲是国民性弱点的载体、传统旧文化的忠实执行者在新文化语境下成为启蒙思想家们的共识。”于是，“当读者一接触到关于‘父亲’的文学文本时，就可能自然产生一系列联想：父亲→长辈→老人→古老国家→传统→国民性→启蒙→现代化之困境，而关于父亲的叙事无形中又往往满足着这种联想所带来的阅读期待。”胡适独幕剧《终身大事》中以“祠规”相威胁并干涉女儿婚姻的田先生，田汉《获虎之夜》中不仅残酷扼杀儿女的自由与婚姻，甚至以极其野蛮的方式施虐于敢于反抗的女儿的魏福生，冰心的短篇小说《斯人独憔悴》里在南京参加了学生爱国运动的颖铭、颖石两兄弟禁锢在高门巨宅之中化卿，都是以家庭暴君的面目出现。
　　面对专制父亲的残酷镇压，奋起反抗或背离或出走的子女们比比皆是，莲姑大声呐喊“世界上没有人能拆开我们的手!”并“把自己许给了黄大哥”，子君沉静而决绝的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完全可以视为女性解放的先驱。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中李杰默许自己的队员纵火焚烧李家老楼，白薇《打出幽灵塔》中萧月林用生命送自己的亲生父亲上了西天，不忍目睹的人间悲剧淋漓尽致的展示了父子冲突的“残酷性及不可调和性”。
　　郁达夫曾说，“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的，现代的人才知道为自我而存在了。”而为了自我的存在，旧的家族制度自然在被否定之列，“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现代作家以其对束缚个性自由的群体观念的彻底否定显示出与传统决绝的勇气及对个性解放的积极倡导。在以“个人本位”取代“家族本位”，“个人”从“群体”中解放出来，基本上获得人的独立及自由后，现代作家在对旧家庭内部长幼关系深切体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倡导以“幼者本位”取代“长者本位”，以“子孙崇拜”取代“祖先崇拜”，试图实现平等观念的确立。现代作家极力颠覆家族秩序与家族伦理是他们告别传统宗法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开端。
　　中国现代作家在理性上以其对家族制度与家族伦理的大胆彻底否定显示出反封建的战斗锋芒，但集体来自封建家族的经历早已使他们的骨髓和血液与家族文化融为一体。故而即使在反抗旧家族制度最激烈的“五四”时代，犀利激昂的讨伐封建家族的檄文中也隐含一丝犹豫，字里行间显示出在情感上对封建的家族伦理一定程度的认同。其间这些思想文化的激进先锋们，在对待婚姻、女性、忠孝的态度上却首鼠两端。从客观上讲，他们虽然在理性上彻底反叛了封建文化传统，但在现实生活中仍然时时处处感觉到它们的存在，正所谓“剪不断，理还乱”。或许，激烈的反叛恰恰表明了他们还没有完全走出旧家庭的阴影。其实，这也说明多重意蕴的家族文化自有它得以世代相传的合理内涵。到了战乱频仍的三四十年代，民族危机使为了国家牺牲个人乃至家庭的一切的观念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犀利的笔触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抨击常常一针见血的巴金，离家到上海的“第一件事却是回老家寻根祭祖，并为祠堂的破落而伤心，也可证明他在离川前对家庭的反抗并不激烈，不像他在回忆录里所渲染的那样。而郭沫若成名后衣锦还乡时酣畅淋漓的《家祭文》更是把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光宗耀祖的家族观念暴露的一览无遗：内则上而国府主席，党军领袖，下而小学儿童，厮役士卒；外则如敌国日本反战同盟之代表，于吾父之丧，莫不表示深切之哀悼。百三十日间，函电飞唁，香帛云集；屏联彩幛，绫罗耀目；骈词骊句，悱恻庄严，于此国难严重之期间，竟形成吾乡空前之盛典。乡人交慰，称为荣哀。呜呼，此固吾父之盛德彝行所应有之感兴，不孝等亦窃引以为慰，引以为荣。然有可哀者，乃此盛典之壮观，未能见及于吾父之生前，仅得饰吾父之身后。”郭沫若不吝笔墨的大肆渲染，除了“一朝天下知”的个人价值得以体现的因素外，接过世代相传的薪火，实现郭家几代梦寐以求的理想，奉献于逝者的灵前的家族观念更是其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