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及其文学表现]文学世俗化

　　一、世俗化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在西方，世俗化是相对于宗教而言的非宗教化过程，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主要特征，是现代性重要的历史品质之一。世俗化的概念在使用中产生了衍生的意义，有时也相对于政治化、理想化而言，即把理想的政治化转向现实的生活化，也被看作是一种世俗化。我国学术界在使用“世俗化”概念时，一般指其衍生义。世俗化具有两个基本的含义：
　　其一是随着科学的发展，普遍主义与理性原则取代神学教条，其二是指一种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注重现世的善的生活，而不是来世的生活方式，世俗化表明信仰力量的消解和宗教禁忌的瓦解。
　　改革开放以来，世俗化成为中国普通大众内在的心理需求，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某种程度上说，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的世俗化，是社会主义革命后，经过计划经济的实验，作为对“**”极左政治否定的结果出现的。80年代中期，商品经济在中国大陆成全面渗透之势，人们的观念和心态发生了普遍的变化，逐渐从“突出政治”和“空谈理想”的误区中走出来，求真、务实，渴望过富裕的生活，“奔小康”，追求世俗生活的幸福和享乐。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个人在一定条件下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个人追求自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崇高理想一样，都是个人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一种方式，重要的是，个人在追求世俗生活幸福的同时是否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的总体发展，简言之，个体的自我奋斗是否符合国家的法律、社会的行为准则、民间的道德规范，这才是衡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的最起码的标准。
　　文学走向世俗化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导向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中国的世俗化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区别，中国的世俗化不是自发自觉地形成的，而是由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调整直接造成的，在主流意识形态倡导下，人们被动地开始关注现实人生、在日常生活中寻求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在意识形态的渗透下，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场经济的生存法则在人们痛苦的精神裂变中逐步确立，人们对政治的狂热被金钱欲望和物欲所消解，社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价值体系用以衡量人的生命价值，“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建设为中心”等政策的实施，有效地遏制了**期间人们极度膨胀的政治热情，迫使一部分人将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经济建设中施展自己的才华，将自我价值实现的空间拓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二、市井通俗小说的审美价值取向及其历史意义
　　80年代初，文学承担了清除“四人帮”流毒和抚慰一代人受伤的心灵的任务。80年代中后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人们对政治的狂热和干预现实的热情逐渐被世俗生活的情趣所取代。汪曾祺、林斤澜、刘绍棠等作家对乡土的诗意叙述和邓友梅、冯骥才、陆文夫等作家的市井通俗小说都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间情怀。市井通俗小说以生存于市井闾巷中的普通市民为对象，致力于表现他们的生存状态与文化传承，通过对庸常、琐细的日常生活的叙述揭示他们的道德理想、价值观念及其独特的思维模式和情感表达方式，对万花筒般的市井胡同进行了独特的审美观照，丰富了文学的表现空间。
　　邓友梅、冯骥才、陆文夫等作家的市井通俗小说对市井人物的叙述和刻画是对主流文学中缺情少欲、只作为政治传声筒的所谓英雄人物的一种有意的疏离与反拨，旨在对断裂、缺失了的世俗生活和人间情怀的呼唤、肯定和超越，其创作动机是寻找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表达了作家对民间世俗伦理和生存方式的强烈的认同，在叙事风格上仍然属于宏大叙事的范畴。但市井社会更多地保留着民间社会古老纯朴的善与美和重信守义、重义轻利、处世中庸、随遇而安等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市井社会是本地区、本民族历史文化心理和民风民俗积淀最深厚的区域，凝聚着本地区、本民族特有的精神与性格，然而，市井社会并不能代表城市文明，更不能代表现代化城市发展的未来，市井文化中落后、守旧、愚昧、琐屑等因素难以跟上现代化城市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正在逐渐被现代城市文明和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所淘汰。竞争意识和商品法则不仅冲击着传统的乡村文明和农民几千年来形成的价值观念，也对市井社会构成了新的、严峻的挑战。
　　三、新写实小说对人的世俗欲望的原生态还原
　　新写实小说对生活原生态的叙述客观真实地再现了中国社会转型初期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心态，关注普通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欲望和需求，原生态地展现小人物琐碎、艰难、窘迫的生存挣扎和生命体验，客观真实地诉说着粗糙乏味、循环往复的世俗生活对人的生理和心理所造成的磨损与伤害，作家的人文关怀融入到对小人物生存本真的呈现中，并不像某些作家所坦言的“零度写作”，作家的价值判断在其选择叙事视角时早已融入其中，那就是对世俗人生和人的生命价值的认同，对平民意识的肯定。
　　在这些作家眼中，生活就是生活，既不平庸，也没有诗意，“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池莉小说名)，活着就是生命的意义所在。他们将日常生活现象作为生存的本质，将人的基本生存需求作为人生命的全部意义，消解了人的生命意识，消解了人的精神层面的追求，彻底解构了传统的理想道德，全面肯定了人的世俗生活理想，使人对世俗理想和欲求的追求合法化，生存成为人生命的第一要务。方方《风景》中的七哥就是一个典型的生存主义者。
　　池莉《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远没有七哥那样的生存智慧，七哥做一切事都是有目的的，印家厚则被生活的波浪冲击而随波逐流，混沌地、迷茫地随着时间的流逝消耗着自己的原始的生命力，生活就是这样琐碎、平庸，作者对人生意义和崇高进行了彻底地消解，使人的生存仅停留在生存的最基本的层面——满足于衣食住行的浅层需要，这无疑是对马克思欲望理论的一个基本浅显的解读。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马克思首先肯定了人的基本的物质需求，认为吃、喝、住、穿是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将这种基本的生存需要作为人类生存的全部意义。然而，新写实作家笔下的主人公们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根本无暇顾及，不要说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爱情也早已成为奢侈品。个人尊严在简单生存尚未满足时压根无法进入人的视野，对于那些为生存奔波的小人物来说，工作成为一种生存的手段。
　　《烦恼人生》、《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一地鸡毛》等小说对生活流的客观叙述，以自然主义的方式展示着人的感性欲望和世俗追求，都市生活的无意义在琐屑的日常生活中被人们自觉认同，人们对物质生活需求的无限增长既深感困惑又充满渴望，消费观念在港移默化中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消解着人的形而上追求。人的物化在中国大陆不是“一夜东风”之后乍现的，而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新写实小说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记录了社会转型期普通大众对物质生活需求的无限增长如何取代人的精神理想追求的渐变的过程，及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人们内心的困惑和痛苦。
　　田金长　陕西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