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改变命运（创作谈）】读书改变命运

　　刘枢尧，生于1965年，大学文化，中共党员，作品散见于《北方文学》《民间文学》《鸭绿江》《青年作家》等。现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在郑州市某机关从事宣传工作。　　二十多年前我开始业余写小说，发现年轻就是好，有一肚子发泄不掉的倾诉欲望，工作再繁重也要坚持写作，以为活到老就能写到老。年轻时写东西追求语言华丽，情节曲折，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从文学青年到了文学中年，语言不再奢求华丽，而是要读着不累，不绕嘴，看着舒服。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写作还真不是插根柳枝就能长出棵树来的事情，得下功夫。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写一篇关于八十年代初期高考的小说。我总觉得恢复高考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因为高考是底层社会向上发展的通道，使普通老百姓看到了向上发展的希望，然而事情毕竟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现在回头来写，感觉有些模糊。
　　小说《复读记》就是源于我对高考的回忆，正如小说最后写道：每当我看到高考的消息时，我的思绪就会越过界限，到达1981年的那个季节。的确，现在的高考无论在制度上和形式上都比那个时候的高考复杂多了。那个时候农村的学生把考大学不叫高考，叫考粮本，一旦考上就可以转商品粮，安排工作，找城市姑娘做老婆，这就是读书改变命运。
　　小说《复读记》里张坚强所在的那个偏远小县，许多条件好的家庭许配闺女都要求男方必须考上大学，否则免谈。那时虽然应试者如过江之鲫，然而中榜者寥寥，这就需要预定，预定的方法就是订婚，考上大学这桩婚事就成了，考不上就砸了。张坚强就是被预定上的一个考生，可是他考砸了。张坚强不是农村考生，他是个计划内临时工，在县城算是有工作的，许多人还很羡慕他的工作，他为什么还要高考，还要受那份罪？在他身上隐隐约约透出的就是他还想走得更远的愿望，也是想惩罚一下和他解除婚约的贾美丽，在她身上夺回一点面子，但这谈何容易。我查了一下有关资料，清代科举考试，录取率约为1.9%，1977年高考，录取率约为2%，我想到1981年录取率也不会高到哪去。当然高考和科举考试没有可比性，参加高考的人数比参加科举的人数要多许多。但这足与说明那个时候考上大学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相比现在的高考，录取率已达到惊人的70%，这还是过去意义上的大学生吗？
　　相比《复读记》，我的另一篇描写八十年代初期高考的小说《读书》，就比《复读记》惨烈得多。《复读记》里的张坚强还算个城里人，而《读书》里的考生就是农村人了。农村考生面对高考的困难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他们十几年读书，不务农耕，待在学校里，读书读得眼睛和脑子都单纯了，一厢情愿地把世界往美好里想；出了校门一抬头，社会和学校完全是两个世界，恶俗不堪。但最可怕的还是他们高考落榜，回到他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乡村，这时他们才感到茫然，失落，甚至遭人嘲讽，他们已经和农村人的习俗格格不入了，所以高考加分为什么就不能为偏远困难地区的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考生加分呢？如果有人有异议，我想看了《复读记》这篇小说后，异议会少些吧，但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