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不为稻粱谋 但开风气不为师】 但有风气不为师

读书不为稻粱谋 但开风气不为师----仰望陈寅恪先生

2013-11-18 13:56阅读：163

------摘编自岳南著《陈寅恪与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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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6月，任教于岭南大学，时年61岁的陈寅恪于生日那天，在《赠晓莹》一诗中有“从今吃饱南州饭，稳和陶诗昼闭门”句，内中隐约透出陈氏欲定居岭南，摒弃流俗，灯前对坐，安心教学著述的思想脉动。

1951年秋，中共决定在知识分子中进行思想改造运动，随着运动展开，又与后来兴起的“三反”运动合流。在这股政治激流的冲撞漫延中各色知识分子，特别是从国统区转入新政权之下效力的所谓旧知识分子，外加一批被当着“贰臣”暂时利用的各高校官员，必须在群众面前公开检讨过去对中共和人民犯下的罪过，实行“洗澡”和“人人过关”，而后视“洗澡”实则是“洗脑”的程度，由中共上层操控的“革命群众”评审是否可以饶恕。若可饶恕，就算过关；若不能饶恕，被“洗”者则继续被拉到各种不同的会场接受群众批判，直至被“洗”得晕头转向，不辩牛马，以爹当娘，趴在地下大喊爷爷饶命，并以头撞墙表示从此之后洗心革面，以无限的忠诚和绝对服从的决心以死报党国等等，方得以暂时饶恕，以观后效。

这时候，批判胡适运动犹如狂风吹动的鬼火，在“千村薜荔人遗矢”的中国大地展开。紧接着，1952年秋冬，中国大陆存活的高校，全部按照“苏联老大哥”的模式开始高校院系大调整，重新打造社会主义先锋阵营。首当其冲的是私立高校。具有美帝国主义背景的清华大学被肢解，被视为胡适派、梅贻琦派系的教授，全部调出北大、清华，发配到南开、东北大学等。1952年院系调整前，全国有高校211所，1953年调整结束后，被重组为182所。这些高校以专科为主，专科中又以理科为主。至于人文学科，由于被当局视为“带有资产阶级性质”，且知识分子总好拿其中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等说事儿，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形成制肘，遂遭到外科手术式的解剖，彻底割断、切除了反动思想产生的根苗与毒瘤。在中华民国时代的大学自主权彻底丧失，各高校成为政府的一个附属物件，大学校长成为政府属下的一个官僚政客，教授则成为政客下跑堂兼吆喝的孙子辈马崽。至于民国时代形成的“教授治校、学术独立、言论自由”等维系大学根本生命的理念，更是被扔到大西洋去了。

就在这次院系调整中，陈寅恪所在的岭南大学被中山大学进驻吞并，称为中山大学。

随着世局骤变，“洗澡”运动开始，以及红色政权“一边倒”地按苏联模式大行其道，陈寅恪在内心受到震动的同时，悲愤之情在心中发酵。作于1951年最后一首诗，可以看出陈氏情绪和心境的转变。

改旧句寄北 参丁亥春日清华园作

葱葱佳气古幽州，隔世相望泪不收。

桃观已非前度树，藁街翻是最高楼。

名园北监空多士，老父东城剩独忧。

回首卅年眠食地，模糊残梦上心头。

诗中“最高楼”，是指暗中窥伺中国软肋，时刻准备着踹上一脚，或从背后刺上一刀的“苏联老大哥”。陈氏所“忧”，是已洞察到苏联或苏联模式主宰中国之后，将导致民主与自由尽失，人民将被迫生活于铁幕笼罩的专制统治之下的艰难后果。换句话说，他认为毛泽东的“一面倒”已使中共和苏联的关系变成了“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一样了。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大师的“先知先觉”！

1952年，陈寅恪作《男旦》一首，诗曰：

改造男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

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

这首诗反映了陈寅恪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洞察以及对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沦丧的愤懑和担忧，于隐晦婉转中明晰地透露出来。

1953年7月26日，陈寅恪再赋诗一首《癸巳六月十六日夜月食时广州苦热再次前韵》，诗曰：

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

屯戍尚闻连灞水，文章唯是颂陶唐。

海天明月伤圆缺，岭树重楼困火汤。

一瞬百年强半过，不知何处觅家乡。

诗中首联意指中国文化中无论哪门哪派，都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变成了“哑羊”，除了歌功颂德再也发不出别的声音。如果解读不误，诗中的墨儒名法道阴阳“六家”，则泛指中共之外的八个民主党派。面对知识分子与各民主党派不能做到在1949年之前，扯着嗓子整天在国民党报刊上叫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反而主动向当权者献媚，又在“思想改造”运动的政治高压下集体失语，作了任人宰割而不放一屁的“哑羊僧”，陈寅恪对此鄙视有加，且耿耿于怀。1955年，时任广东省文化厅厅长的杜国痒受最高当局委托请陈寅恪出任全国政协委员，陈氏当场回绝并说道：“我眼睛看不见，耳朵还是能听得清的，那些个政协委员说的东西，尽是歌功颂德，不讲真话，没有什么意思，我听着听着就气得把收音机关掉。另外，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怕冷，不适应北京的寒冷。请你转告周先生，我还是不担任政协委员了。”1961年，吴宓到广州探望陈寅恪，在谈到中国文化虚诀与民主党派的的“软骨症”时，陈对吴明确表示：“民主党派及趋时之先进人士，其逢迎贪鄙之情态，殊可鄙也。”

当时有些知识分子吟诗作赋，把毛泽东与古代的帝王尧舜相提并论，宣传部门更是借此大做文章，加以鼓吹，形成了一个“圣人出，黄河清”的舆论大潮。在这股大潮中，终于导致了三门峡大坝的出笼，以及该坝建成后至今难以解决的历史性悲剧的产生。对于当时知识界与宣传机构联手打造的“尧舜赞歌”，时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容庚，对整日昏天黑地学习毛著和语录，并且还要评选积极分子作为一种政治荣衔等等做法大为不满。容氏在中文系小组发言中慷慨陈词，质问负责人：“‘言必称尧舜’，现在大家拥护毛主席跟封建时代拥护尧舜有什么不同？”此话后来成了容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被拿入牢狱以老虎凳与辣椒汤伺候了一段日子。尽管陈寅恪与容氏关系不恰，但在这一点上却是相息想通的。

尽管不合时宜，陈寅恪仍顽强地同时势抗争，在个人研究著述的同时，以坚韧的毅力继续“为诸生讲唐诗”，以实现萦绕于脑际久久不能割舍的“续命河汾”之志。而以一己之力，秉持这种特立独行的品格和独立自由的追求，心系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陈氏注定要在这社会大动荡、人生价值大颠覆的浑浊岁月，于寂寞的精神世界里不合时宜地踽踽独行。

1957年，全国性“反右”运动开始，至1958年，全国戴帽右派分子的数量达到了55万余众，陈寅恪也被划入“中右”圈内受到监控，就这据说还是受到了周恩来与陶铸的关照才得到的。1958年3月，随着“大跃进”风潮突起，全国高校又掀起了批判“白专道路”、“拔白旗”等在《辞源》里找不到的各种名号的运动。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引起中共高层震怒，北大校内本着“人多热气高”的天才式预见加纲领性指示，立即掀起了批马诛马运动。自感在几年前派遣汪篯南下邀请陈寅恪遭拒而大栽脸面的郭沫若，与中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等辈，趁机向陈寅恪发难，借机展开对其围攻和敲山镇虎式的攻伐。范文澜公开放言道：“胡适，经过我们近几年来的大规模批判，一般地说，我们史学界已经看清楚了。但还有两种人：一种是自觉的胡适门徒，直到今天还坚持学术独立的看法，拒绝学术为政治服务，也就是拒绝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六亿人民服务；也就是拒绝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上去。这种人是极少数，但是必须对他们开战。”又说：“这里面也必然存在着兴无灭资和兴资灭无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无灭资，就是资灭无，想妥协并存是不可能的。”此时的范文澜上知道自己肚里装着多少墨水和吃几碗干饭，未敢在佛头上直接涂粪，只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地把矛头对准陈寅恪。

1958年5月16日，郭沫若在《关于厚古薄今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中放言道：“今年2月,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主席提出了一位朋友（指后来成为毛泽东宠臣的张奚若）批评共产党的16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加以指正，说共产党正是这样，正是好社会主义之大，好社会主义之功。......像毛主席的思想和诗词就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在今天依然还要厚古薄今，那简直是‘呆子’中的呆子！”又说：“......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到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这正是发展的规律。”该信与6月10日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随后又被《人民日报》转载，全国大小知识分子为之震惊，并迅速引来了一批跟风溜须者，一个像大炼钢铁赶超英美一样赶超陈寅恪的运动在教育界和学术界兴起。

在一派喧嚣声中，针对陈寅恪游走四方，饱读诗书，记忆力惊人的特点，有年轻的“天才”学生想出了一个在短时间内超过大师的办法，即组织几百人的阅读团，按照陈氏研究的范围搜集图书和杂志阅读，假如每人读十本书，几百人加起来就是几千本，若再点灯熬油、大干快上地奋斗一番，完全可以在几个月内超过陈寅恪读书的数量，如此便可轻易地赶超这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时间，“每个学生读几本书，加在一起赶超陈寅恪”的口号，在全国高校乃至社会上流行起来。

面对这一离奇的时髦风尚，1949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时任《大公报》记者组副主任的箫离，感到不可思议，遂专门来到北大校园，征询北大历史系教授向达的看法。向达听罢颇为不屑地答到：“一个人读几百本书和几百人读几百本书大概不一样吧。”尽管不一样，但这个赶超陈寅恪的读书运动，还是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政治氛围中不断升温膨胀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拔白旗”运动展开，无产阶级“革命者”突然发现，作为学术大师、文化昆仑的陈寅恪已用不着赶超了，直接作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拔掉推到即可。于是，在全国一片凌厉萧煞气氛中，拔掉陈寅恪这杆迎风飘扬的资产阶级白旗运动又成为先锋号角。陈的一个学生辈人物，，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时在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是教研室任教的胡如雷闻风而动，很快搞出一篇针对陈氏的批判文章《廓清陈寅恪先生资产阶级史学观点的不良影响》，发表在1958年《新建设》杂志第12期。胡如雷不愧为雷厉风行的行家，这是继郭沫若、范文澜等高层人物之后，作为底层人物像陈寅恪蜡像的第一个地雷，因而胡如雷作为时代的英雄被学界称颂为“胡一雷”或“胡乱雷”。眼见第一雷已经爆响，继之是二雷三雷等链式地雷的狂轰乱炸。

以编选研究墓志为业，在圈内小有名气的历史家陈柏泉，尽管对陈寅恪的“关陇集团”学说与魏晋南北朝研究并不在行，但为表现个人之忠勇和抢风潮之先，不甘落后地找来尘世几篇论文一通乱翻，尔后寻章摘句，“对号入座”式地口诛笔伐起来，说道：“翻阅解放后陈先生的全部文章，其中四号也找不出马列主义理论的运用，这在解放多年来的的中国史坛上来说，不能不是空前的怪事。”对于陈柏泉来说，他眼中的“怪事”可谓不错，当一个人倒悬爬行的时候，自然认为挺直腰杆站着走路的人不可思议，遂以“怪事”视之。

随之而来的，是中山大学校园内挂满了号称二十万张大字报，以与新兴的“拔白旗”运动相呼应，讨伐校内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大字报也有最初的“彻底批判”，渐渐演变成“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等杀气飞扬的锋镝。中大学生李春棠、林顺曾、方早成辈公开放言道：“陈寅恪教授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他在‘元白诗证史’这一门课所宣扬的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一套。”

尤令陈寅恪感到愤怒和痛心的，是金应熙的“反水”与“背叛师门”事件。金是陈氏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于香港大学教过的高材生。金氏毕业后辗转来到岭南大学历史系任讲师，再后来成了陈寅恪的同事。1957年“反右”前，金氏已“入党提干”，成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副主任，且是受学校党委重用和准备提拔的对象。这时候，金对陈寅恪还是毕恭毕敬，以恩师待之。当“反右”运动开始后，作为共产党员的金应熙忽然变得热情高涨起来，知道1958年听到上头和“尊敬的郭老”放出批陈的丰盛，正在北京出差的金应熙立即打道回府，悍然带头在中山大学校园内外张贴大字报，指斥陈寅恪的史学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并认为这种思想是一种“反动”。与此同时，金应熙凭借以前掌握的陈氏家族与陈氏个人的大量材料撰写文章，在广东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上公开发表，除追溯陈寅恪封建地主阶级的家世，谓陈是在中国封建文化传统中培养起来的封建遗少。

金应熙“拳打老顽固”与“烈火烧朽骨”的出色表现，引起中山大学校党委高度重视与嘉许的同时，也引起了陈寅恪家人的注意。据说：“在康乐园（陈寅恪住处）大字报的狂潮中，唐筼（陈妻）发现有金应熙很特别的大字报，便将它抄录下来，回家哭着念给陈寅恪听。陈寅恪听完勃然大怒，说‘永远不让金应熙进家门！’”

面对围攻、谩骂与威胁，陈寅恪悲愤交加又无处倾诉，只能以陈端生《再生缘》中“搔首呼天欲问天，问天天道可能还”，期盼“天道能还”并写下了“玉溪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的诗句以示心境。

陈寅恪和夫人在中山大学故居前的“白色小路”散步

1958年7月，陈寅恪以“辱不能忍”的决绝态度，毅然致书中大校长，提出两点要求：

一、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

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校园，以不见为净，不闻为安，自躲一处著书立说，以不见不闻了却残生。

据陈的学生刘隆凯回忆：“《元白诗证史》的讲课是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九号划上了句号，这同时也是陈先生的授课生涯划上了句号。”

1961年8月30日，吴宓自重庆赴中山大学拜访陈寅恪夫妇，分离多年的老友于风霜苦雨中重逢于岭南这块潮湿之地，自是悲感交集。陈寅恪赠诗《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

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

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

钟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

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

1962年6月10日，已是73岁高龄，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入浴时不慎滑倒，右腿股骨颈折断，从此断肢再也没有复原。这年11月，陈寅恪于病榻上吟《壬寅小雪夜病卧榻作》诗一首：

任教忧患满人间，欲引巢由不买山。

剩有文章供笑骂，那能诗赋动乡关。

今生积恨应销骨，后世相知傥破颜。

疏属汾南何等事，衰残无命敢追盼。

这首诗一定程度上是1961年与舞迷谈话和赠诗内容的延续，透出了陈氏欲隐而不得，“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的心境，并以流离感伤的古代大儒庚信自况，明白地宣示自己已不可能再设馆授徒，积存于心中的“续命河汾”亦不可能实现了。

1963年1月21日，陈寅恪的残腿医治无甚进展，为了过个团圆春节决定出院，冒着凛冽寒风被人抬回家中。陈寅恪有诗《入居病院疗足疾至今日为半岁而足疾未愈拟将还家度岁感赋一律旧历壬寅十二月十日》，以示纪念。诗云：

不比辽东木蹋穿，那能形毁尚神全。

今生所剩真无几，后世相知或有缘。

脉脉暗销除岁夕，依依听唱破家山。

酒兵愁阵非吾事，把臂诗魔一粲然。

目盲足膑的陈寅恪失去了活动能力，整日躺在床上，或被抬放到一张矮脚藤椅上静坐，外界的光明已与他无缘，只有无尽的黑暗与孤独与他为伴。

在如此艰难时局与破碎心境中，陈寅恪立下了在撒手归天之前，完成最后一件因缘大事的雄心大愿，遂加快了《柳如是别传》的创作进度。在助手黄萱的协助下，他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终于在1964年夏完成了这部长达八十余万言的皇皇巨著。这部前后历经十年的心血之作，为中国历史传记文学开一崭新篇章，其中的甘苦与“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之气概”而这一“鸿篇巨制”的萌生问世，发轫于少年，志成于人生暮年，是陈氏所构建的托其心志，明其理想的又一心灵丰碑。

早在1954年，陈寅恪写成《论再生缘》之后，前往探访的著名人士章士钊把一份陈氏赠送的油印稿带到香港，辗转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一时间海外震动，议论纷纷，引起北京高层的关注。有关方面与郭沫若、周扬、齐燕铭等负责宣传文化界的大佬交换意见后，决定在内地出版陈著和郭氏亲自校订的十七卷本《再生缘》，以回应海外对陈寅恪艰难处境的同情和议论。然而，由于这部乾隆年间的虚构作品语涉“征东”，即远征高丽等事，在当时抗美援朝的特殊国际环境下，由周恩来、康生亲自出面中止了对《再生缘》的讨论，陈著与郭氏校订本也被搁置起来。

此时的陈寅恪得知这一不幸的事实，却不知背后的真相，但出版的艰难与可能遇到的重重阻力，他此前似早有所料。或许，即使没有书中的“东征”与现实中的“抗美援朝”也会别生枝节，导致出版夭折。有所预感的陈寅恪于1953年9月，有《广州赠别蒋秉南》诗一首，表达了此时的哀伤之情：

不比平原十日游，独来南海吊残秋。

瘴江收骨殊多事，骨化成灰恨未休。

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

文章存佚关兴废，伤古怀今涕泗涟。

他在《论再生缘》中尝谓：

“以端生之才思敏捷，当日亦自谓可以完成此书，绝无异议。岂知竟为人事俗累所牵，遂不得不中辍。虽后来勉强续成一卷，而卒非全璧，遗憾无穷。至若‘禅机蚤悟’，俗累终牵，以致暮齿无成，如寅恪今日者，更何足道哉，更何足道哉！”

----这是陈寅恪“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悲戚，更是为自己的处境发出的椎心啼血的哀鸣。

事实上，《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的写作，只是陈氏晚年精神的寄托，并未能代替和了却作为一个伟大史学家的雄心大愿与辉煌梦想。与陈氏“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的俞大维曾云：“......有关系的文字他都懂，工具完备；可惜他生于‘齐州之乱何时歇，吾侪今日皆苟活’的时候。他既无安静的生活，又无足够的时间，未能完成他的心愿，留给我们一部他的《新蒙古史》。......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教训》，如上所说，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其实，何尝不是我们整个华夏民族的悲剧啊！

“秋风兰蕙化为茅，南国凄凉气已消。只有所南心不改，泪泉和墨写《离骚》。” 继《柳如是别传》之后，身处逆境且行将就木的陈寅恪倾尽残生，以蜡炬成灰，泪尽啼血之志，着手书写生命中的最后一步著述《寒柳堂记梦》，记述其三世家风及本身旧事，作为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别。令他始料不及的是，未及定稿，《文化大革命》爆发，助手黄萱被赶走，自此陈氏夫妇身陷囵圄，开始了更加悲怆的人生历程。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的战斗檄文，竟成为引燃“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1966年5月25日下午二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等七人，在校园大饭厅东墙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号召“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6月1日，毛泽东命令向全国广播了聂元梓等人书写的这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司马洪涛《评翦伯赞中国史纲要》长篇文章，矛头直刺北京大学党委和时任北大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的翦伯赞。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火药味呛人的《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仅仅三个日夜，对北京大学、北京市委甚至中共实际控制的中国大陆地区，已是神州改色、天翻地覆。

躺在南国的病床上、奄奄一息的陈寅恪自然也难逃“文化大革命”狂潮洗礼的厄运。1966年初，当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风潮遍及神州之时，目盲足膑但心灵极其敏感的陈寅恪就预感到自己将大难临头，难逃罗网。这年3月，他在《丙午春分作》一诗中，道出了自己末日来临的心境：

洋菊有情含泪重，木棉无力斗身轻。

雨晴多变朝昏异，昼夜均分岁序更。

白日黄鸡思往梦，青天碧海负来生。

障羞茹苦成何事，怅望千秋意未平。

1966年7月，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侮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罪魁祸首”。有一天，陈寅恪突然问助手黄萱“反动”二字如何解释，黄无以回答。对此，黄萱回忆说：“可见当时所谓的‘革命行动’，连博古通今的陈先生，也莫名奇妙，何况他人？！这怎能不使国内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之一哭？”

伴随着原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被打倒，跟随陈氏多年的助手黄萱被造反派赶走，受陶铸关怀而委派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走，陈寅恪工资停发，个人存款被冻结，并被以中山大学“特号反动权威”之罪被批斗。陈家三个女儿中的老大、原在医院工作的陈流求，被从四川发配到西昌一个干校劳动改造；老二小彭、老三美延均被发配到广东一个叫英德的茶场干校劳改，家中只有陈寅恪夫妇相依为命。

陈寅恪作为历史文化的承载者和“托命之人”，知道自己的分量和生存的意义，他还要继续顽强地活下去。据中山大学留存的有关“密级”材料显示，早在1959年，陈寅恪与校方就有过数次严重冲突，在致校方的抗议信中有“走或死皆不甘心”之语。

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陈寅恪家居住的中山大学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很快被大字报覆盖，远远看去如同一口巨大的黑白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在皮带飞扬、棍棒森森与阵阵口号声中，一张张大字报很快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直至糊到陈寅恪的衣服和头上。陈氏的躯体霎时被白纸黑墨所包裹，难辨人形。对此，唐筼以无限的感伤之情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怨。

造反派们又对陈家开始了大规模的抄家与劫掠行动，凡屋内可拿之物，大至落地收音机，小至茶杯瓷瓶，无所不拿，无所不夺，拿不走的盆盆罐罐便摔碎砸烂。陈寅恪先生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被造反派查封，手稿被掠，他历尽千难万险，经过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书札亦被劫走。

为验证在中山大学校园空气中流动不息的“陈寅恪有惊人的记忆力和渊博学识”的真伪，造反派进入陈宅将其拖下床来，强迫其下跪背诵毛主席语录，倘若不肯背诵或者有一句背错，便遭到一顿“徒有虚名”、“装神弄鬼”、“连一个文盲老大娘都不如的骗子”的辱骂，外加一顿铜头腰带和棍棒敲头的频繁点击，让已成为老朽的陈寅恪增长“记性”。未过几天，造反派们又心生奇计，先是把几个大字号高音喇叭调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伟大领袖的谆谆教导和革命群众对“反动分子”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在耳边吱吱作响、嗷叫不止，当即抱着脑袋在床上打起滚来。造反派见陈寅恪听到“革命”的声音好像很兴奋的样子，再度前来点名让其背诵毛主席语录某一篇某一段，以验其效。若不能背出，便群起攻之，三拳两脚将其打得躺在床上不能动弹。

造反分子见以如此方法对陈氏“洗脑”收效不大，乃加大力度与强度，索性将高音喇叭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身不起......

1969年春节后，身处困厄绝望之境的陈寅恪自知不久于人世，面对几次被登门让其“交代问题”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夫人唐筼，陈氏认为爱妻有可能先於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困厄，天道不换，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就在这种正常人脑想像不出来的折磨中，1969年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一个多月之后的11月21日，爱妻唐筼因伤感太深，刺激太深，加之环境极度恶劣，遂于病中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令人悲叹唏嘘的是，当年傅斯年在台湾奉命主持史语所和台湾大学时，曾不止一次致信已抵岭南大学任教的陈氏，请其赴台任职，但陈寅恪始终未对这位老朋友的邀请作出答复。而台湾方面“中研院”史语所第一组主任之职，一直给陈氏保留着位子，直到陈寅恪1969年去世后，才由别人任之。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陈寅恪为沉湖而死的王国维写的纪念碑文，更是自己一生追求和坚守的永恒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