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缩影啥意思 [时代的缩影]

　　他们是当下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攀登者，个人能力出众、攀登理念先进、攀登经验丰富。我们邀请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因为我们相信，在你眼前展开的，是他们有关攀登的个人轨迹与陈白，但你看到的绝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成长，一定还有攀登时代在中国的变迁与更迭。
　　应《户外探险》编辑之邀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内心异常忐忑，不曾想自己也到了开始写回顾的时候了。1997年“一不小心”加入北大山鹰社，在此后的14年间，攀登成了我生活的主题词，甚至影响到我的人生走向，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事情。当然，从另外个角度来讲，国内的登山运动，在90年代末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对个热爱登山的人而言，能见证这十多年风起云涌的历程也是异常幸运的事情。
　　
　　
　　
　　
　　山鹰时代，1997年-2000年
　　
　　“存鹰之心于高远，取鹰之志而凌云，习鹰之性以涉险，融鹰之神在山巅。”这是北大山鹰社的社训，从1997年开始，这段文字几乎充满了我所有的北大生活。山鹰社给了我很多，攀登的基础、和谐的氛围，可以说山鹰社也改变了我的一生。
　　1996年我从浙西北的山里考上北大化学系，那时的理想是成为
　　名化学家，然而也许是性格使然，也许是我们大学教育的问题，经历一年的痛苦寻觅之后，我依然没有找到自己的理想，将来的方向。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许正为你打开另一扇窗，现在我仍然能记得1997年秋季学期开学时，在三角地看到的山鹰社招新的图片展，其中张阿尼玛卿的冰川照片把我镇住了，照片中裂缝密布，而在裂缝与裂缝之间站着个登山者，与背后巨大而布满裂缝的冰川相比，人类渺小到如同沧海粟，这样的对比似乎隐隐地在诉说着一些由来已久的东西，潜意识中一个声音告诉我――这里，也许有我苦苦追寻的东西。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训练、攀岩、攀冰、登山占去了我几乎所有的时问，而学习也成为“业余时间”的内容。
　　1998年夏季，我成为北大登山队的员，攀登西藏念青唐古拉中央峰(7117米)，这是我的第座山峰。当时组队没有现在这么复杂，管理比较简单，不需要父母签字，不需要登山答辩会，不需要从西藏登山学校请教练。虽然前期进行了艰苦的体能训练和一定的技术训练，可是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当时针对高海拔攀登的准备是远远不够的，各种攀登知识严重不足：高原与健康、地形知识、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等等，而攀登过程中的攀登策略、各种地形的应对技术、雪崩的判断等等也是非常欠缺。登山队最终登达6900米处无奈下撤，过程中我遭遇了迷路、雪崩(埋到腰)、雪盲、高山反应引发的肠梗阻，痛苦之状至今历历在目。最终，登山队平安归来，现在想起来这也是幸运之神的眷顾吧。第一次登山给我带来全新的体验，之后，我成了攀岩队长，带着北大攀岩队训练，并在1999年夏的全国攀岩锦标赛拿到了不锚的成绩，2000年初，又在全国攀冰锦标赛中获得冠军，而攀登也成了大学生活的全部内容。
　　也许很多人会质疑，北大登山队以这样的情况去挑战高海拔雪山，未免有无知无畏之嫌，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即使是以北大登山队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中国登山队伍中，已经是做得非常出色的了，而我们也必须经历这样的过程，毕竟，无论谁都无法超越自己的阶段，而且正是基于这些先驱者的尝试，构建了登山运动在国内快速发展的基础。如今，我经常会回到山鹰社给现在的登山队员做培训，每次提起我们的念青唐古拉，我都会提及这些不足之处，虽然社团组织结构无法解决技术传承的问题，但是，我希望通过我们群人的努力可以去改善这样的情况，让学生社团登山朝着安全合适的方向发展。
　　现今全国六十多所大学有着类似于山鹰社的户外社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这些社团已经慢慢地摸索出一套管理和发展的道路，但是学生社团成员的快速流动性(一般一名大学生在户外社团的时间最多三四年)决定了社团的传承存在很大的问题，包括技术传承和文化的传承，而这个问题已经开始显现出其破坏性，北大的两次山难和目前频发的大学生户外的事故值得我们深思。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借助校外的力量，特别是社团已毕业的老队员，他们组合起来，将会把学校社团的厚度做厚，更容易整合社会资源，类似于日本大学的山岳协会的模式，去解决这结构性问题。鉴于这种考虑，现在，一些山鹰社的老社员开始筹划成立山鹰会，将从山鹰社毕业的老社员及关心山鹰社、热爱户外的朋友们组合起来，为山鹰社的健康发展提供弘扬、传承、保障的作用。
　　教练时代，2000年-2008年登协六年、奥组委两年，应该是我最美好的青春，这里有快乐，有痛苦，当然也有成长，我在走着一条因为热爱而选择的路，这条路上定会充满艰辛，但我依然很感激并且满足。
　　1999年9月，我代表国内大学生参加了中日大学生联合攀登雪宝顶活动，认识了中国登山协会的李致新主席、王勇峰队长和李舒平老师，而接下来的一年，我要毕业了，冥冥中自有天意。没有很多的犹豫，登山协会成了我惟一的选择。这样的选择在2000年时对任何人都是个挑战，毕竟这不是一个主流的方向，需要面对周围人、亲人还有自己的考量，而热爱成为惟的理由。
　　在登山协会这一待就是六年。我永远感谢这六年的时光，感谢很多人……在这六年里，我慢慢地成长为个教练、一个登山向导。期间，我有机会两次去法国沙木尼参加为期达四个月的攀登培训，去英国的苏格兰和威尔士参加冬季和夏季的攀登大会。去美国科罗拉多参加美国救援大会，去非洲、俄罗斯、西班牙攀登，而这样的机会如同打开了一扇窗，无数新的东西展现在面前，于是，自己有了更为清晰的方向。
　　有很多瞬间将永远存在于记忆中，不会淡漠，而这其中，有一个尤为特殊：那是2002年去美国科罗拉多参加救援大会，在大会的开幕式上，组织方回顾着美国救援的历史，提到了个特殊的人物，是他最早在阿拉斯加成立了救援机构，对美国救援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于是在全场两百多人起立鼓掌声中，一位白发的老人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所有人依次走过他的身前，献上支玫瑰……那是怎样的一种荣耀啊，当时我就想，我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这样的人，当我老的时候，回首往事也能体验到这种荣光。对于攀登，除了热爱，又新添了很多的责任感在其中。
　　在中国，户外教育的缺失是种普遍的现象，从青少年开始，大家都无法方便地找到这样的资源。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当时，我的领导马欣祥(我们亲热地叫他马哥)带着我和次落开始设计攀冰课程，可是，基于以前的经验，课程内容连两天时间都填不满。为此我们付出大量的努力，到了2001年，就开始有了 基础班和提高班，课程必须要七天以上才能排完全部的内容，达到培训目标。这样的情况也同样存在于攀岩、登山的课程当中。于是从2001年到2006年，每一年的春节都在怀柔度过。正是这样的努力，现在国内开始有了比较系统的攀岩从业人员、户外指导员、攀冰、高山技能培训课程，虽然还不完善，但毕竟已有开端，而自己能在这样的事情中贡献一些力量，无疑是非常幸福2005年注定是特殊的一年，那年在带队攀登启孜峰时，一名队员因为严重高山反应，在下撤途中意外猝死。我怀着无法面对的自责和痛苦，开始处理善后的事情，要去面对家人，最后还要面对自己内心的质询，于是，接下来的一年于我是黑色的，而在之后的好几年都不忍回首。也许只有时间可以洗刷掉这些无以名状的痛苦，很多年之后，我才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的心态去回想这件事情。
　　这是每一个登山向导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和严峻挑战。目前，登山向导是个弱势群体，向导资格没有完善的认证系统，无法保证自身的从业资格，而旦出事情，国内也没有权威的事故责任认定机构和针对性的法律来保障向导的权益。从个行业来讲，登山管理部门、客户、登山向导是行业组成的三个主题，可是，近几年登山事故后的处理过程中，登山向导的权益保障一直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很多人正逐渐远离这个行业。因此，登山这个行业要健康发展，我们呼唤严格的认证和完善的法律保障。
　　2006年，登协开始与奥索卡合作组建登山人才培训班，我参与了整个策划过程，并着手执行工作。这时，因为工作需要，我突然被北京奥组委借调，加入火炬接力中心，在2006年-2008年期间负责火炬接力珠峰传递工作，而原来我负责的登山人才培训班工作也转由康华负责。这是个重要的转折，开启了全新的一页，让我从个向导、教练向着大型项目负责人的方向发展。至今我也没有想明白，这样的改变是好是坏，很多朋友都说这是一件好事，而有时我看着康华通过登山人才培训班的教学迅速提高，并且往往是不问断的在不同的目的地攀登，不由得心生羡慕。也许价值观或者评判标准不同，结果也会不同吧。但无论结果如何，人的一生中，这样的转折还是少之又少，虽然有时候由不得我们自己去选择，但是向左走或者向右走，始终是一个问题。积极的来看，奥运会给了我很多的东西，让我得以有机会参与如此巨大、如此复杂又如此瞩目的历史事件，积累了很多在协会无法获得的经验，认识了很多的朋友，并让我有机会去做进步的重新选择。
　　2007年5月，我利用在珠峰工作之机登顶了珠峰。登顶过程没费很多力气，但因为我当时珠峰传递项目负责人的身份，为了能得到“登珠峰”这个机会却用了九牛二虎之力。经过努力，在登山队离开大本出发登顶前的晚上11点，我终于获得了登山队领导的许可。登顶珠峰也许不是我最大的夙愿，但我知道那是条社会能认知的“标高线”，于是我也无法逃避“羊群效应”。
　　这八年以来，中国登山户外界发生了很多值得纪念的事情：2003年，为了纪念人类登顶珠峰50周年，有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民问爱好者对于世界最高峰的探索，对于这个事件的全程直播因为sars特殊的历史阶段而让更多的人对攀登有了很多的了解。这以后，珠峰测高、西藏登山队完成14座、奥运火炬珠峰传递，这些所谓的“体制内”的大型活动，因为调动的社会资源巨大，对于攀登的普及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当然，随着“登山”逐渐走下神坛，这样的大型活动也会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另外一方面，民间的户外热潮全面兴起，这点可以从世界知名户外品牌排队进入中国以及其销售的快速发展而见斑。
　　在登山领域，人们慢慢地从单纯追求海拔高度的单模式，朝着追求各种攀登方式的多元化方向发展，而对于攀登本身有了更多的认知和思考。这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时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户外行业的快速发展相对应，关于户外运动的教育、行业的认证、户外运动目的地的有序合理发展、户外探险的保障(特别是救援)还远远落后，对于所有热爱这项运动的人是个巨大的挑战和考验。
　　2008年至今，创业时代转眼间奥运会就结束了，于是我又面临着新的选择：返回中国登山协会还是其他。协会给了我很多，是我最初成长的土壤，是我发展的平台和起点。但是，作为国家机构，因为责任的原因，协会也很难给予其成员去自由攀登，去实现内心攀登梦想的机会，从体制的角度来说，这是合理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接受起来很难，因为去各地旅行，无政治任务或商业性质的纯自由攀登是我的理想，从中我能找到最简单最原始的快乐。在协会工作六年，一次次的重复着去玉珠峰、慕士塔格……于是就有了类似于登顶慕士塔格三次、登顶玉珠峰有九次的登山简历，而自己向往的山峰、向往的生活方式却是难以企及的。于是，我选择了离开。
　　我的理想是拥有问攀登学校，在类似于四姑娘山的山里有个自己创立的训练中心，去帮助很多人进行攀登，这样的事情可以做1 00年甚至更长，而这个又离我的理想很近，就像在美国救援大会上见到的老者一样。但是我知道，以2008年的自己，即使有足够的经费和其他的支持，这个理想也很难实现，因为我缺乏商业的训练和带领团队创业的经验。在机缘巧合之下，刚好有个朋友愿意出资金和我一起来做一个提供探险旅行服务的公司，在户外逐步发展的现状下，也许这也是个方向，同时，通过公司的运作正好可以积累我欠缺的技能和经验。一切都这么的顺其自然，我甚至不需要很多的纠结就有了清晰的选择，开始了创业之路。
　　于是巅峰探游成立了，而生活则又
　　次被彻底改变了，现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心灵和身体都是自由的，好像想爬哪座山就爬哪座山，没有那么多的限制。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我在脱下了一个“枷锁”后，同时给自己套上另外个“桎桔”。很快的就发现创业的日子并不那么随心所欲，从登山教练到公司创业者，这中间实在有太大的差异，我必须强迫自己适应这一角色的转变，去承担其中的责任：既要承载经营上的压力，更要找到未来的发展之路，战略的考虑、业务的开展，项目的实施，日常管理的细枝末节，这于我都是全新的命题。生活也与以前习惯的方式很不一样，每天都要处于奋斗的状态，容不得思考上的半点松懈。我也不能说哪个更好一些，但我会不停地问自己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你心中更想要什么?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切迎刃而解。
　　更多的责任，更大的压力，有时甚至令人窒息，只不过这样的代价是主动愿意付出的。于是，我给自己自由灵魂的那部分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每年做件自我向往的事、每年登一座自我向往的山。2008年，我参与制作出版了国内首部长篇攀冰纪录片《龙之涎》，2009年，再次攀登了四姑娘山幺妹峰，沿新路线攀登至6100米，同年和严冬冬合作翻译出版了Mark Twight的《极限攀登》。2010年，参与制作了回顾2002年北大西夏邦马西峰山难的登山纪录片《巅峰记忆》，同年，和高清搭档前往瑞士攀登了三大北壁之艾格峰。今年，我希望10月份能够把幺妹未完成的路线做完，另外还想拍部关于攀冰的教学片。很多时候自己很庆幸有机会做自我想做的事，这些努力是快乐的，也是创业中的平衡和激励。而特别庆幸的是，我赶上了一个好的阶段，国内有很多的年轻人开始去尝试些有趣而具有挑战性的全新的山峰，于是，对于自己来讲，找到个好的搭档也会有更多的选择，这10年的变化，感触异常深刻。从2008年到现在，我每天都在压力下生存，但是，自己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成长和进步。期问，自己也成为了The Noah Face在中国的第一个运动员，最近突然发现不经意间竞以向导的身份完成了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很多时候这种不经意可能是对自己最大的褒奖。希望中国户外的春天尽快到来，其问的每一个人也可以在春风的引领下进入自己新的攀登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