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论“竹林七贤”超脱的真实内蕴】

　　[摘要]魏晋时期,战争频起,政权动荡。继曹丕代汉之后司马氏篡位,因朝中官宦立场复杂、心怀各异,司马氏以残暴血腥手段维护自己的统治。无论文坛还是政界,都弥漫着一种恐怖气氛。当时的有识之士大多不愿意违心仕晋,就选择一条归隐的途径,“竹林七贤”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其中领袖人物阮籍和嵇康才华横溢、人品高洁、内心正直,不愿与当权者同流合污,尽力保持着自己的人生信仰。他们身处黑暗的政治环境,却不因此丧失生命的色彩。他们追求精神自由以超越现实的痛苦和无奈,用自己精彩亮丽的生活方式给后人留下了千年美谈。
　　[关键词]竹林七贤;阮籍;嵇康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0-0095-02
　　
　　献帝建安十年(205),当时虽名为汉室,实则权归曹氏。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几十年间逐渐确立威名。三足鼎立之势虽持续数十载,后终究归于魏。曹丕代汉,司马炎篡魏,朝代频繁更替却不逾百年。司马懿崛起于魏室鼎盛之初,朝中多魏之仕臣,而司马欲夺魏室,必定大开杀戮,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魏晋之际确是整个魏晋南北朝社会矛盾冲突最为尖锐集中之时。时代环境的险恶多变,使刚刚觉醒的士大夫阶层为其思想信念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晋书•阮籍传》中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现状。司马氏的胜利夺权,使天下一时“名士减半”。“竹林七贤”恰恰生活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虽然他们生存在最黑暗、残酷、虚伪的改朝换代之际,起初仍然可以活得很潇洒。他们悠游山林、饮酒唱和、琴箫相谐、傲视世俗,为自己的诗意人生泼墨着色。司马氏的强权政治终究迫使他们分道扬镳,但竹林七贤却依然最大限度地保持着自己的人生信仰和思想自由。他们所确立的名士风流,永远飘逸在士林的心灵世界,千秋不息。
　　为了摆脱当时的政治旋涡,一些清醒的有识之士渐渐远离仕途,归隐林泉。其中,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在野名士集团“竹林七贤”,名重一时。《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说:“(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后来,阮籍、向秀等被迫入仕,但在一定程度上仍不失名士本色。
　　阮籍出身陈留著名士族,生于建安十五年(210),是魏时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中阮�的儿子。阮籍幼孤,不到3岁时父亲去世,由母亲抚养成人。阮籍自幼资质出众,8岁时已可成文,其族叔魏清河太守阮武曾赞赏他“以为胜己”。《晋书•阮籍传》载:“(阮籍)容貌环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终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阮籍出身名宦,形伟貌丽,才华横溢,名噪一时。初仕于曹爽集团,然其慧眼早已识得曹爽之徒不能济事,故隐退之。后被司马氏笼络,因碍于政治压力被迫屈仕于司马。有记载表明,在阮籍的最后十几年中他亲眼目睹了司马氏的一次次屠杀,其惊骇恐怖程度可想而知。在阮籍的《咏怀诗》第33首中,真切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由此可见,阮籍在身心两方面都是极端痛苦的。但是,他的内心却又时刻保持着名士气节,不愿和血腥的当权者司马氏同流合污。他向往着信仰的自由和精神的超脱,但又不可能脱离现实政治的压力,于是他曾几度委婉地争取自己的自由精神空间。《世说新语•任诞篇》传曰:“籍放荡有傲世情,不乐仕官。晋文帝亲爱籍,恒于谈戏,任其所欲,不迫以职事。籍尝从容曰:‘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愿得为东平太守。’文帝悦,从其意。籍便骑驴径到郡,皆坏府舍诸壁障,使内外相望,然后教令清宁,十余日,便复骑驴去。复闻步兵厨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为校尉,于是入府舍,与刘伶酣饮。”阮籍视官禄为游戏,他不愿为官,也只好用另一种方式与之抵抗。
　　当时的司马氏血腥篡位,却仍然大唱“以名教治天下”的高调,给自己戴上儒教虚伪的面具。阮籍等竹林七名士明于世事,在政治之外仍保持着自己的超脱。《文选》卷21有撰:“阮籍嫂尝归家,籍相见与别,或以礼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世说新语•任诞篇》又曰:“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阮籍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中蔑视俗礼、自我解脱,虽有尽车辙恸哭而返的痛苦,但亦有“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的排忧方式。他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人生的升华。
　　如果说阮籍的政治态度较为谨慎,嵇康则更为鲜明犀利。嵇康生于魏文帝黄初四年(223),小阮籍13岁。《三国志•嵇康传》记载:“(嵇康)家世儒学,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以为神仙者,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致,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若安期彭祖之论,可以养求而得也……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撰录上古以来圣贤隐逸遁心遗名者,集为传赞。”嵇康之妻为魏武帝子沛穆王林孙女长乐亭主,因此嵇康曾经仕魏迁郎中,拜中散大夫,此后一直拒绝司马氏的招用。嵇康的朋友山涛升职后举荐他代己之职,嵇康愤作绝交书以示决心。书中公开批评当时权者“非汤武而薄周孔”,致使司马氏极为恼怒,后借吕安事件将嵇诛之。嵇康的个性比阮籍更加张扬与峻厉,这也导致了他一生坎坷。嵇康与魏室通婚,在政治上也和曹氏关系密切。对于司马氏篡位,他的立场彻底倒向了曹氏。嵇康曾作《太师箴》、《管蔡论》、《卜疑》等论,都涉及对司马氏行为的指斥及表明自身不与之并世而立的志节。
　　嵇康并没有以姻亲的便利作为自己显身扬名的阶梯,也不因司马氏的政治压力而屈身于仕途。相反,他却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态度,修身养性,明志无为。他的《养生论》、《释私论》也表达了自己的志向。嵇康不为官职所束缚,他超然地悠游竹林、鸣琴唱和,所以“京师谓之神人”。“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返。时有樵苏者遇之,咸谓为神。”嵇康在《答二郭》中有云:“但愿养性命,终己靡有他。良辰不我期,当年值纷华……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结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也是嵇康对自己精神追求的表露。
　　嵇康虽有志于养生,但司马氏的残暴使耿直的他无法保持沉默。当司马氏弑杀曹髦之后,嵇康终究还是写下了《难自然好学论》如此峻切的篇章,公开嘲讽司马氏集团的虚伪说教,同时还无比尖锐地讥刺了那些名教礼法之士。他在文中有言:“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看见在种种黑暗面前,嵇康的铮铮铁骨和傲然不屈的伟岸风姿。他在痛苦中选择了超脱,于是诸多怪诞行为由此而生,这不仅是对丑恶现实的一种反抗,也是对自身的一种救赎。
　　嵇康文采斐然、博学多闻,确是魏晋名士的佼佼者。《世说新语•容止篇》有云:“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异。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宁。’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康别传》注引:“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是非常之器。”嵇康有这般形貌,“风姿爽朗,天质自然,虽不修名誉,而名誉自来矣。”在竹林七贤中,嵇康确是一道明亮炫目的景致。
　　嵇康与阮籍是“竹林七贤”的领袖,从其游者还有阮咸、王戎、刘伶、山涛、向秀诸人,他们虽不似阮、嵇二人美姿博才,却也各有风致。“竹林七贤”大都喜纵酒,任性放诞。在那个荒谬的年代,他们以荒唐来对抗黑暗现实。他们是痛苦的沉醉者,也是勇敢的反抗者。
　　竹林七贤能文能歌,溺于美酒,尽力摆脱现实,逍遥自在。在痛苦面前选择超脱,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觉醒。他们不仅将自己的生活理想化、诗意化,而且为后世留下了灿若明珠的诗篇和经久不息的美谈。
　　
　　[参考文献]
　　[1]陈洪.诗话人生――魏晋风度的魅力[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2]景蜀慧.魏晋诗人与政治[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何启民.竹林七贤研究[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印行,1983.
　　[4]郁沅,张明高编选.魏晋南北朝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5]陈伯君.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
　　[6]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汉魏六朝诗歌鉴赏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