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西藏问题研究的新思路】 2018产科发展新思路

　　长期以来，我国关于西藏问题的研究一直集中于历史、政治、宗教、文化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1989年以后达赖分裂集团在国际舞台上利用人权、宗教问题鼓噪西藏问题，使之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热点。
　　为探索西藏问题研究的新思路，2000年9月10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中国西藏》杂志社联合举办了“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研讨会。今年适逢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我国著名西藏问题专家杨公素先生90华诞，本次会议也是为了纪念杨教授对西藏研究的卓著贡献。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粱守德教授与中央统战部民族宗教局局长朱晓明在开幕式上作了主题发言。《中国西藏》杂志总编辑张晓明、北大西藏研究小组负责人张植荣、《国际政治研究》常务副主编王联先后主持了专题讨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杜永彬博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胡仕胜等同志先后进行了专题评论。研讨会分三个专题进行。
　　
　　聚焦中美关系与西藏问题
　　
　　在会议的第一个专题“国际关系中的西藏问题”的讨论中，学者们集中讨论中印关系与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前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文化参赞马维光先生，介绍了自己在印度12年的外交生涯中所见所闻的西藏问题，指出印度是我们中国的邻邦，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印度在西藏问题的所作所为，暴露了其利用达赖集团干涉中国内政，搞分裂中国活动的两面派手法。马先生举证许多事例，他们一方面接受中国西藏文化代表团赴新德里演出，另一方面又容许达赖集团充满分裂中国意味的节目在新德里上演。更有甚者是每年3月10日， 他们容许达赖集团在中国大使馆周围举行所谓“独立日”庆祝活动，甚至围攻我大使馆，砸碎我大使馆门窗。而这些行为都是有违维也纳外交保护公约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马加力研究员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根据近年来几次访问印度以及与印度学者的交流，认为印度为了在加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等国际大战略问题取得中国的支持，近二三年来在西藏问题上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对达赖集团在印度的分裂活动多所限制，对我驻印度大使馆增加了保护力度。我们对印度的积极态度应予以肯定，多做增信释疑的工作，使中印关系朝好的方面发展。
　　关于当前国际关系中的西藏问题，大多数专家认为70年代以前，西藏问题是中印关系的主要问题，但是80年代后，西藏问题的重心已经从印度转移到了美国，特别是美国国会在西藏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影响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南京军区南昌陆军学院战略研究室前任研究人员富国庆从美中关系的主要问题出发，指出在90年代中后期，美国开始建构针对中国的**包围圈，在东北亚有针对台湾的日美安全保障同盟，在南海美日印搞联合军事演习，而在我国西南边疆，美国则利用达赖集团反对中国。美国针对中国的海上包围圈，涉及到台湾问题，而陆上包围圈涉及到西藏问题，前者关系到我国太平洋战略的出口与跳板，后者涉及到我国青藏高原12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安全。二者都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腾飞的命运悠关的问题。
　　我国政府对此要有高度警惕。 对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有的学者甚至预言，在中美关系的“三T”问题〖指TAIWAN， TRADE， TIBET〗中，西藏问题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问题，其地位在可见的未来会成为影响美中关系的重要的问题之一。这位学者以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为例解释了自己的观点。江泽民主席对美国的正式访问是美中关系中的重大事件，而美国的一些**势力例如支持“台独”、“藏独”的美国人士，总要利用机会举行集会游行，向中国领导人提出抗议。在“西藏自决”的幌子下鼓吹“藏独”，声援达赖喇嘛的分裂活动。在江泽民主席与哈佛大学的演讲中，美国大学生提出了西藏问题。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在与江泽民主席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领导人首先谈到西藏问题。尽管两国领导人关于台湾问题与西藏问题的对话，语气诚恳幽默。但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明显底气不足。而在西藏问题上，利用宗教人权问题干涉我国内政，还振振有词，似乎有十足的理由。因此，对于美中关系中的西藏问题，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要有作长期而复杂斗争的准备。
　　
　　分析达赖集团国际分裂活动的新动向
　　
　　在第二专题“达赖喇嘛的国际分裂活动”讨论中，胡仕胜、杨军财等同志分析了达赖集团在90年代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主要特点。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南亚研究室的胡仕胜着重分析了90年代中后期以来达赖集团在国际社会进行分裂活动的主要手段。他认为，近几年来，达赖集团囿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深感鼓吹“西藏独立”无望，因而再次摆出哀兵姿态，迎合国际社会谈判解决争端的潮流，少提“独立”，而高唱“西藏自治”、“西藏自由”等时髦的词语，企图制造国际舆论，压我政府谈判。与此同时，达赖喇嘛本人在各种场合均鼓吹人权、宗教、环境保护等非政治性议题，拉拢西方民心。企图一箭双雕，在诋毁中央政府在西藏破坏宗教自由、毁坏西藏环境的同时，树立自己西藏人权卫士的形象。第三，达赖喇嘛频频出访欧美国家，加大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力度，企图从战略上为其分裂祖国谋取更多的国际外援。西方议会、NGO、高层官员等是达赖喇嘛频频造访的对象。其访问规格高，媒体出境多。 西藏问题因此颇受关注。此外，达赖集团在海外长期存在，认识到娱乐业对人们的影响，开始进军以好来坞为主的西方娱乐业，妄图借西方媒介炒热西藏问题。达赖喇嘛与美国好来坞明星理查德・基尔等人的关系密切，1997年，好来坞拍摄七部西藏问题相关影片，歪曲西藏历史，美化达赖喇嘛，妖化中央政府。正是好来坞这支潜移默化的娱乐媒体，使西藏问题走进了西方的千家万户。胡仕胜同志最后指出，达赖集团从“冷战孤儿”变成了当前“国际宠儿”，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如果没有坚持反共**的国际势力的幕后出谋划策，资金援助，达赖集团的国际分裂活动恐怕一天也难以为继。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杨军财分析了达赖集团在境内搞分裂活动的特点。他指出，与达赖喇嘛在国外的分裂活动相配合，达赖集团在境内的分裂活动，集中在喇嘛寺庙和僧尼中。达赖利用喇嘛信徒对他的崇拜，搞“请进来、送出去”的办法，在喇嘛庙中安插他从境外派来的亲信，同时把境内的年轻信徒送到印度培训，然后再派回来传教，宣传达赖的圣旨。达赖集团企图用“控制一座庙，就是控制一个地区”的办法，与我争夺藏区下一代。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方金英博士从前长期从事印中关系与西藏问题的研究，对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阴谋活动多所关注。她结合目前正在研究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以及阿富汗塔利班对新疆的渗透角度，分析其对我国西藏新疆地区安全稳定的影响。方金英博士提供的资料，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兴趣。有学者指出，达赖集团逃亡国外后，几十年无人理睬。但是，90年代以来，西藏流亡分子与台湾的分裂势力、流亡海外的民运分子、以及新疆的分裂势力沆瀣一气，从事反共**、分裂祖国的阴谋活动。他们利用因特网、国际会议等跨国性场合，勾结一气。虽然成不了大气候，但这一趋势应引起我国学术界与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范士明博士以“政治的传媒��对《纽约时报》近年关于西藏与达赖喇嘛的报道分析”为题，从传播学角度，分析了《纽约时报》对达赖喇嘛与西藏问题报道中的政治取向，认为以《纽约时报》为首的美国主流传媒在报道中国时，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形态色彩，妖魔化中国，而神化达赖喇嘛。美国主流传媒在报道西藏时，采访对象全部为流亡藏人，而没有一个美国华人，也没有西藏的藏人以及在西藏工作的汉人。西藏问题目前是一个国际热点问题，也有炒作的商业价值。尽管传媒的作用在于批评社会的阴暗面，声张正义。但是，美国的传媒为了商业利益，也为了美国的价值观，在西藏问题上往往搬弄是非，使之政治化，达到反共**的目的。范博士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讨论。有学者指出，达赖喇嘛之所以把分裂活动的重点放在美国，公关的重点放在美国。就是因为在苏联瓦解的后冷战时代，人权宗教问题、民族问题成为国际舞台的时髦话题。西方国家和达赖喇嘛二者声应气求，西方国家企图在社会主义苏联瓦解后，同样以民族宗教问题为切入点，利用达赖集团分化瓦解社会主义中国。而达赖集团妄图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帮助下，在国际上把西藏问题作大炒热，败坏祖国政府的形象，压中央政府与他谈判，谋求所谓的大西藏“高度自治”。
　　
　　探索西藏现代化的途径
　　
　　在“全球化、新思维与西藏的发展”专题讨论中，学者们探讨了政治与宗教、发展与稳定、西部大开发与西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问题。学者们提出，为了西藏的稳定，内地对口支援西藏，搞输血型经济，这样做从长远来看不能解决西藏自身发展的问题。有的学者提出，西部大开发给予西藏新机遇，我们要有创新思维，西藏需要跨越式的发展，中央政府要有打开西藏国际通道的大战略，把西藏发展与中国西南安全联系起来。否则，西藏将更加落后，西藏问题将更加受制于人，我国在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后取得的边疆安全优势会逐渐消失。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徐平博士对西藏进行过长达12年的实地调研，他以“西部大开发，西藏怎么办？”为题，提出了西藏现代化的根本出路。他认为，西部大开发最大的时代特征，就是要在西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施开放的经济政策，给予宽松的政策环境，将西部纳入全国乃至世界经济体系中。西藏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建立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是西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他指出了其观点的立足点。长期以来，西藏社会的稳定，一直是西藏改革开放的最大隐患：开放会带来国内外**分裂势力的扩张与勾结，会带来外来文化的冲击与民族主义宗教情绪的抬头。徐平博士从民族社会学角度指出，在市场经济大发展中，宗教必然走向世俗化，大规模、非理性的宗教情绪会越来越丧失群众基础。民族主义的实质是民族情感的认同，是异质民族文化的对比。在西藏如果永远只有汉藏对比，没有多元的民族文化存在，藏族容易产生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感。相反，如果西藏容许不同民族人口的自由移动与多元民族文化的发展，那么大家对作为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必将越发坚固。关于如何建立西藏的市场经济体制，徐平博士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具体思路。例如改革补贴输血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发展股份合作制经济；减少干部型人才，建立西藏的科技人才激励机制；维护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优先发展科技与职业教育；重点培育城镇经济辐射职能，大力推动旅游业。
　　在讨论中，有学者指出西藏研究方法需要拓展新思路，研究领域要拓展新方面，要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大家还希望有关部门协调好西藏研究，不定期举行类似的研讨会，促进交流，共同推动藏学事业的发展。
　　下午的讨论接近６点。与会者依然谈锋甚健。朱晓明最后对研讨会作了总结。他说，这次研讨会气氛热烈，学者们畅所欲言，决策部门与学者之间，西藏文史学者与国际关系学者之间，架起了一道交流的桥梁。最近中央提出，西藏工作要思维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西藏要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精神，将鼓舞大家把西藏研究事业推向新阶段。希望大家的研究工作中，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为西藏工作献计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