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瓷篇:神工偷得山水翠】翠青瓷

　　去上�的路上，司机顺道带我们去看一处廊桥。那是建于民国时期的一座桥，已不是传统的拱形的廊桥形制，然而，透过桥上木窗望出去，远景是连绵的山，阴雨云彩下，翠得格外的重，几乎要晕染开来；中景是披了蓑衣的农夫，正躬身在水田里插秧，乌的水映铮绿的秧苗，很是好看；近景便是桥下的水，我盯着那水看了半天，惊觉这水，竟能变幻出四五种不同的绿色，而这几种不同的绿，似乎都能在这几天一路看下来的青瓷釉色中找到：水深处是沉沉的梅子青，浅处呈粉清，激流处水花四溅，绿色淡极了，是不施粉黛的天青。原来以釉色之“秘”著称的青瓷，匠人之神工，全偷得自龙泉这方山水自然。
　　
　　大窑山里的青瓷春秋
　　“那时候，从大窑村走到邻近的金村和�岙头，晚上甚至都不用打灯笼的。”在大窑的龙泉青瓷古窑址，周泽益向我们介绍窑史的时候，还时不时从地上拣些宋元时期的碎瓷片，来佐证自己的说法。对手上这些碎片来自于何种器形，他十分清楚，中间有凸肚的可能是鬲式炉，这块边缘有弧形，延展度高，应该是葵口盘。而对于不同瓷片釉层和泥胎间的厚薄对比，釉色的温润饱满与否，瓷身开片裂纹的形制之别，也能够谈得风生水起。
　　周泽益五十来岁，皮肤黝黑，是村中小诊所的赤脚医生，当医生前，在山里做了多年农民。这样“有文化”的农民，我以前还真没接触过。全部的青瓷的学问，都是他闷头自己习得，一是喜欢，二是“责任”。
　　随着青瓷热的升温，大窑作为龙泉瓷的主要发源地，也成了学者、藏家到龙泉后的必访地。大窑距龙泉县城五十多公里，地处深山，却并不闭塞。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这里一直不间断出现外地考古学家、文物贩子乃至盗窑贼的身影。民国时，就有不少老实巴交的老乡抱出祖宗们传下来的青瓷瓶子罐子，换走了外地人手上的钞票；也有手上没货但通身是力气的，帮外地人在土里刨上一天，计时拿钱。钱物与钱力的交易，无非都奔着青瓷这么一个东西，时间久了，有外面的信息传进来，原来青瓷在老上海老北京行家眼里极受青睐，当地人就明白了，划不来。先人们留下来的这好看玩意，只此一家。而村南琉华山周散布的百十多个旧窑址，也在时刻提醒着他们，自己身上的血液，相比其他人，还多了一样“青瓷”元素。
　　到今天，村里像周泽益一样说起青瓷就滔滔不绝的当地人很多，自从大窑古窑址1988年被国务院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文保观念开始深入人心，现在，别说盗挖，就是那些杂铺在窑址附近的满地碎瓷片，也不让游客拣了。
　　龙泉青瓷始于南朝。大窑西北边的查田下保村，多年前挖出一个古墓，墓中躺了8件成色较为粗糙的古瓷瓶，釉色青黄，胎体杂灰，旁边的墓志铭上刻有“永初元年”字样，也就是南朝时期，这是已知有关龙泉青瓷的最早史料，已有约1600年历史。
　　到了北宋，龙泉瓷的发展已经有了极大进步。南宋有个籍名无处可考的学者庄季裕，在所著《鸡肋篇》中说：“处州龙泉县……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同于此。”可见北宋时龙泉所产青瓷已具一定知名度。不过质量优劣不齐，大多为民用器具，上贡达官贵人的较少。就发展进程而言，此时的龙泉青瓷，其烧制手艺依旧在持续发酵升温。
　　靖康之变后，宋政权南移，原来中原地区灿极一时的汝窑、定窑和钧窑都在战乱中走向下坡路，可以想象的是，这些北方窑系的匠师们，但凡有拖家带口随军南下的，必定也要在南方的窑火中重操旧职，此时的龙泉青瓷可谓各种优势占尽，一方面融合南北窑师的顶级工艺，一方面又被积贫积弱的南宋政权所喜爱和重视，在相对稳定太平的社会环境中，步入辉煌鼎盛时期怎么说都是理所应当。
　　据周泽益的说法，大窑这一带漫山遍野都是古窑址，大小不一，规模自然也不尽相同，溯其源头，不少都是南宋时乘势涌现出来的。资料记载，当时县境南区和东区沿溪一带，窑场多达260多处。小小龙泉，窑点分布如此密集，近乎家家烧窑，人人做瓷，这种景象是难以想象的。而烧瓷业的兴盛，直接拉动的是上下游产业的发展，一时间，伐木的、烧窑的、卖瓷的、挑货的、撑船的、开店的，各色人等龙蛇混杂，共同书写了龙泉青瓷的辉煌一页。
　　龙泉的大窑、金村与溪口一带，代表着青瓷在南宋鼎盛时期的最高水准。此时的青瓷，釉色的美学水准已达化境，尤其是弟窑青瓷中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其温润外观手感已能和良玉比肩；而朴质庄雅的哥窑，其裂纹式的开片釉面所蕴藏的独特审美情趣，也让它得以和闻名已久的官、汝、定、钧窑齐名，合称宋代五大名窑。
　　大窑烧瓷的连续性很强，从宋朝算起，至少有六百年没有灭过火。绵延数十里的山陵，山坡之间相邻的几十个窑炉柴火一开，连续三四十小时的高温烧制，在入夜时，往往能映红半边山林。大窑四面环山，林木葱翠，周边山上到处都是烧制青瓷所需的高岭土，周泽益认为这里以前应该是个断裂带，所以土矿才会如此丰富，现在龙泉政府为了保护这种资源，已经禁止工业采集，县城的青瓷作坊，要想做瓷，必须得向当地农民买土，25块钱才能买一小袋。在窑址的正下方，有条源自山头的溪水从山谷底的水稻田侧身而过，周泽益告诉我们，这里正是瓯江的源头。从南宋开始，大窑一带所产的青瓷，经过脚夫三五里的山路挑程，就能到达瓯江的开阔河段，装上木排筏子后，竹篙一撑，就划向温州，一部分从这里分往全国各地，剩下的就从温州转到今天的宁波出海，行销东西洋。
　　这几年，稍微有些年头的的古青瓷，都能在古玩市场寻个好价钱。周泽益随后的一番话差点让我们跌破眼镜。三十年前，二十出头的他下农田忙活，在地里还时常能翻出完整的青瓷碗，但他拿来也就是看看，觉得带回家吃饭又太破烂，随手就扔掉了。想起那些瓷碗在地上“咣当”作响的破碎声，我们都替他惋惜不止，但他倒很豁达，说那些随便能翻出来的东西也多不是好货，质量参差不齐，卖也卖不到多少钱。尽管如此，但毕竟是古物，说这些话时，他脸上还是掠过一丝一闪而过的憾意。
　　
　　龙泉的大窑、金村与溪口一带，代表着青瓷在南宋鼎盛时期的最高水准。此时的青瓷，釉色的美学水准已达化境，尤其是弟窑青瓷中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其温润外观手感已能和良玉比肩；而朴质庄雅的哥窑，其裂纹式的开片釉面所蕴藏的独特审美情趣，也让它得以和闻名已久的官、汝、定、钧窑齐名，合称宋代五大名窑。
　　
　　大师毛正聪的胆识与担当
　　毛正聪心情很糟。在这个新电窑前面，他已经坐了很久，懊恼这电窑关键时刻不济事，后悔或许根本不该加烧这一窑。
　　按经验来说，当时的毛正聪已算老道，烧了三十多年的窑，窑炉中的风风雨雨早就应该见惯不惯，但话又说回来，他电窑烧得不多，而这一窑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里面卧着一支颇有来头的哥窑青瓷纹盘。
　　1988年，时任龙泉国营瓷厂总支书记的毛正聪，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青瓷工作室，正在研究釉面呈小型开片的哥窑青瓷。这种特殊的烧制工艺向来为自宋开始的古代匠师所擅长，但其中要领在历代的传承空隙中多已丢失，神秘面纱始终难以撩开全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业已成名的龙泉工匠大师，想要重拾古人手艺之七八，都成难事。
　　毛正聪带着工作室的几个工作人员做了不少试验。一次偶然的机会，窑炉里烧出了一支产生了窑变的象形开片式瓷盘，底部一条青黑色大龙四足腾舞，眼看就要从盘底飞脱出来。毛正聪十分惊喜，因为窑变的不可控性，他知道这支瓷盘可遇不可求，一辈子可能就这样一块了。他把瓷盘收了起来，连家人都没告诉。
　　不过，这支腾龙盘与真正的上品还差个档次，在靠近龙首的上方，有块类似于窑烟的小黑点。第二年，他调任到青瓷研究所，借着一次上北京的机会，找到了清华大学一位烧低温釉的吕姓老师，给黑点处涂了一些红釉。
　　回到龙泉后，开始煅烧红釉，为了控制窑炉内温在标准的1100℃，他特意弄来了一支电窑。然而，离标准温度还差5℃的时候，电炉丝断了。他在窑前愤愤坐了一晚上，心情很糟。第二天清晨，等到窑内温度降到80℃，毛正聪失望地打开窑门，却意外地发现红釉效果已经出来，而且边上还腻着一层光环，像颗明珠一样。盘底的片纹中有了一副腾龙戏珠的画面，这让他兴奋不已。
　　1993年，浙江省政府要送给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一件礼物，而且要独一无二，绝对精品。这支腾龙盘最后交到了邓小平手上，上面传下来的信息是邓小平十分喜欢，毛正聪听了也很欢喜。
　　在龙泉做瓷行家的眼里，毛正聪的青瓷作品是最大气庄重的。在毛家青瓷展览室光亮的玻璃橱中，陈列的名器，多数都是厚胎厚釉型，在器形上大而敦实，带着浓密的厚重感，而釉色温润饱满如同猪油，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很透”，基本可以达到玉质标准。
　　毛正聪作品中透出的大气，或许跟他的经历有关。他一生的烧瓷史，可以说十分完整地见证，同时也参与了建国后龙泉国营瓷厂的曾经辉煌与最终没落。
　　建国时，龙泉上�镇、宝溪乡那一带的山村里，还零星地散布着一些烧龙窑的工匠，十来个人，多是承自父辈甚至祖父辈们隐匿山间的手艺，他们产量不大，且烧的也多是些日用瓷。9岁的毛正聪，害怕农田里的蚂蝗水蛇，干不了农活，于是瞒着母亲偷偷跑去跟着当地一个远亲叔叔学起了烧瓷。
　　1953年，农村体制改革，这些人的小作坊全都搬到了宝溪的劳动协会。三年后，龙泉两个做香菇生意的阔老板，被国家强制勒令停止香菇买卖，把资金投到了青瓷生产中，公私合营的龙泉瓷厂出现，在宝溪存在了半年时间。到了1957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要恢复龙泉青瓷的生产，原来公私合营的龙泉瓷厂正式转为地方国营龙泉瓷厂，毛正聪尽管资历尚浅，也幸运地成了厂里第一批奠基人。不久，上�建成新龙泉瓷厂，毛正聪和另外14人个技术工人，被选成了新厂的第一代技术骨干。
　　国营时期的技术员工心思单纯，厂里教手艺的前辈，基本不存私心，知道一分教一分，知道两分教两分，毛正聪的烧瓷技术，在这段时间有了快速的进步。
　　1985年，毛正聪当上了国营瓷厂书记。等到1989年调任研究所所长时，时代的转变与进步，让他个人有了很沉重的危机感。那时国营瓷厂所产青瓷，多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大批量日用瓷，到后来，连同新增的四个分厂，都在大气力做酒瓶包装，在艺术品上面的投入，基本上没有了。
　　毛正聪觉得不应该是这样，龙泉青瓷以釉色优美著称，应该在艺术瓷这一块下功夫，他决定把风向从普通大批量生产向艺术品创作上扳。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窑炉改造。做陶瓷不比写字画画，画家拿支水笔，马上就能出来现成的东西，可制瓷器，除了和泥、拉胚、施釉，还有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关：窑火。这一关过不了，前面的心血都是白费。等到窑炉改造完，出来的瓷器果真在形体与釉色上都上升了一个层次。
　　几年后，一位定居在新加坡的原浙江美院老师，办了一个“亚洲艺术家画廊”展览活动。毛正聪觉得这是趁势把研究所里的艺术瓷推向国际，从而打响青瓷国际名声的最佳时机。和对方联系过后，他带着几个工作人员飞到了新加坡，尽管出发时因为签证的顺签和倒签问题耽误了三天，错过了开幕式，不过，后面的几天，这些艺术瓷在展览时抢尽风光，受到不少国外人的好评。展览结束时，除开展览费和各项工作开支，他们带过去的青瓷为他们换回了八万块钱。
　　在毛正聪办公室外的展览厅里，裱着一封国务院给他的感谢信，这封信是前年他七十岁时收到的。从1995年到2005年的十年间，毛正聪为李鹏、朱�基和温家宝三任总理烧制过总共一千多件精品。
　　采访毛正聪的那天，不巧老先生的脚扭伤了，进门时，他正端坐在办公桌边看报纸。现在，他依旧坚持每天烧瓷，一天工作四个小时。尽管如今身上职务多了，他还是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手艺人。“手艺人如果去搞社会活动，就没有时间做东西了。”
　　
　　张绍斌，制瓷世家的坎坷青瓷路
　　二十三岁的毛正聪在风头一时无二的国营瓷厂上班时，一定能注意到旁人投来的羡慕眼神，却未必听说过邻乡宝溪村，有个六岁左右的黑瘦小男孩，能用那些制瓷的泥巴捏出农田里各种形态的水牛，而且捏得还不赖，惟妙惟肖。
　　这小男孩出生于龙泉宝溪做青瓷的世家，名叫张绍斌，虽然继承了青瓷烧制技艺的正统血脉，不过运气可没毛正聪那么顺。
　　张绍斌在农业社的龙窑外玩泥巴的时候，他母亲正在窑炉边和匣钵泥，匣钵是烧瓷时盛陶胚的器具，有大有小，但制作匣钵时所用的土质都很粗糙，甚至有些没碾好的小石子都混在泥中。当时农业社的匣钵泥完全依靠人工拿脚去踩，踩好了匣钵师傅就去做型。张绍斌回忆说，母亲在那里工作的半年，每天晚上回去洗脚，脚底板都是血。
　　解放时张绍斌外公家里就有瓷厂，但解放后，因为成分问题，国营瓷厂建起来了，制瓷世家张家却只能务农，张绍斌的父亲还莫名其妙被劳动教养了五年，他的母亲，能做那样的粗活，已经属于“被照顾”。
　　宝溪是龙泉与青瓷有关的另一个重要地点。民国十几年的时候，宝溪原来只是在做兰花青瓷碗生意的张、李、龚三家，开始烧造仿古瓷。张绍斌的爷爷张高礼和另外一名李姓匠工去大窑的一些古窑址里，找了些青瓷碎片，运回宝溪当标本，做了几年的仿制试验，还真让他们给烧出来了，而且，他们仿的基本都是南宋最高水平的青瓷，不管是造型还是釉层，都近乎无可挑剔。据当时龙泉县长徐渊若所著《哥窑与弟窑》一书记载：“其巧者即鉴赏家亦茫然难辨。海上此货，战前颇为充斥。”
　　现在龙泉青瓷博物馆里还存有几件民国时的青瓷，其中有件龟身龙头形的作品，是张绍斌叔公张高岳做的，据说这件青瓷还“见过”蒋介石。当时宝溪乡的乡长陈佐汉，曾经把乡里匠师们的所烧的凤耳瓶、牡丹瓶等七十多件仿宋弟窑精品送到国民政府中央实业部请功，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亲自回匾一则，“艺精陶仿”。陈佐汉把这几个题字照了照片，送给张家一张，以资鼓励。
　　解放战争时，各地兵荒马乱，宝溪人的瓷器大多已经找不到销路。李家和龚家捱不下去，熄火不干了，张绍斌的爷爷和叔公，一直坚持烧到1949年。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周恩来作出要恢复五大名窑，同时首先恢复龙泉窑和汝窑的批示后，张高岳成了国家组织的五人青瓷仿古小组的带头人，其他四人，也都是从宝溪乡里找来的烧过青瓷的老瓷工。毕竟经过民国那段时间的“洗礼”，这里是当时技术最为娴熟，材料设备也最为齐全的地方。1957年，这五人搬到了新建的上�国营瓷厂。
　　张绍斌出生时，他爷爷已经过世七年了，虽然没见过他，但张绍斌自觉身上存有牵连着祖辈的一种无形血缘关系，自己出生在青瓷世家，把前辈的手艺继承下来是使命，不能一辈子做农民。改革开放后，张绍斌便跑去跟早已退休的叔公学做仿古瓷，学了一个月，又要养家，时间耗不起，于是改成白天干活，晚上自己在家做。那时候，张绍斌学瓷艺学到近乎成狂，以至每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些特别的泥土，都要带回家去做试验，自己没有窑炉，就租别人的来烧，借个匣钵还要四块钱一次，最困难的时候，张绍斌连窑租费都付不起了。
　　没几年时间，张绍斌就做出了仿古瓷，很多古董商也十分喜欢，因为从他这里倒转出去的青瓷，获利一般比别家的要高。后来张绍斌做出的官窑青瓷，也就是哥窑瓷，拿出去和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的正品相比，足以乱真，一个能卖到十来万，可张绍斌卖出去时就几百块钱，但他还是高兴，毕竟市场上的高价，作为对自己青瓷质量的一种直接反馈，实在是掷地有声。
　　学做仿古瓷，张绍斌觉得是在寻青瓷的根，做陶瓷的总要懂得根从哪里来。但他最大的兴趣不在仿古瓷。放弃仿古瓷，转做艺术瓷，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张绍斌想要在青瓷中投入属于自己的情感，规整的仿古瓷没办法呈现这种个人意念，但艺术瓷就不同，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自由理念来做，而且在瓷底的落款处打上自己的名字，可以让作品流入历史。那么，在后世的传承中，别人能确切地知道，这件作品的作者，名叫“张绍斌”。
　　刚开始转做艺术瓷时，是很难的。本来他的精致仿古青瓷已经得到了业内认可，凭此可以捞不少钱，而艺术瓷的销路需要作者响亮的个人名声，张绍斌当时还没那么大名气。同行劝他别傻气：你这个名字印在上面干什么，又不是大师级的，拿出去没人要的。张绍斌也有自知之明，但他仍在继续，对他来说，大师之路并非遥不可及，自己需要的，只是再多一些时间。
　　一个经常找张绍斌做仿古瓷生意的外地商人看中了他新做的两支茶壶，拿在手里正看反看，喜欢是喜欢，但因为壶底的落款，不想买。张绍斌心急，自从做起艺术瓷，他已经好久没卖出去过东西了。最后两人谈了谈，一把壶一百五十块钱，但前提是要磨掉那落款。张绍斌觉得这是在伤自己自尊，但实在缺钱用，于是抱起那茶壶，拿到修理店找砂丸来磨，结果不小心磨掉了底沿的一小块釉色，对方看得也仔细，又嚷嚷着不要了。张绍斌听了，心里难受委屈，当着对方的面，把瓷壶给摔了。
　　其实张绍斌没怨他，商人有自己的底线，总不能赔钱买件残品回家摆着。自己名头的不被认可，才让他觉得窝火。接下来，张绍斌默默潜心烧制更好的艺术瓷，一方面也在等待那些有眼光的人找上门来。而慢慢地，也确实有爱好瓷器的人，专门跑到宝溪去买他的瓷器了。
　　张绍斌现在是国家级陶瓷艺术大师，他说，他完全是在按照古代的标准来做。龙泉青瓷经过了千多年的漫长审美考验，到今天依然经典，并且百看不厌，张绍斌觉得里面有某种中国人特有的“神气”，而自己的东西，也一定要抓住这个点。同时，他也追求让喜欢自己作品的人不后悔，哪怕十年二十年过后，人家把自己的青瓷重新端出来，还是要觉得值，而且要越往后面越值。
　　现在，他那些青瓷的釉层，如脂似玉，作品也多有故事背景。一组“母爱”茶壶，以隐喻生命传承，同时向母亲致以敬意；一组文具，水滴被设计得圆不溜秋，来供文人寂寞时把玩消遣。
　　在龙泉的青瓷作坊群，他是“另类”，店里正门不开，后门的卷帘永远放很低，进来出去还要弯腰。造访当天，他穿着朴实的工作服，裤腿微卷，正坐在拉胚机前拉胚，眼神专注，一刻不离手中的泥巴。张绍斌的青瓷产量很低，胎胚进窑炉前的所有工序，全是他手工制作。而女儿张莺莺，从小跟着他学做青瓷，如今也已在龙泉小有名气。
　　
　　现在龙泉青瓷博物馆里还存有几件民国时的青瓷，其中有件龟身龙头形的作品，是张绍斌叔公张高岳做的，据说这件青瓷还“见过”蒋介石。当时宝溪乡的乡长陈佐汉，曾经把乡里匠师们的所烧的凤耳瓶、牡丹瓶等七十多件仿宋弟窑精品送到国民政府中央实业部请功，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亲自回匾一则，“艺精陶仿”。陈佐汉把这几个题字照了照片，送给张家一张，以资鼓励。
　　
　　那些“焦虑并忙碌”着的年轻人
　　龙泉刚刚经历过一场午后阵雨，豆大的雨点突然从天上甩下来，行人还来不及反应就被淋得一身湿，一边咒老天一边匆匆寻找避雨的地方。在六月梅雨时节，这种天气非常正常，每次雨后，环绕县城的群山，都被刷得墨绿，远远望去，像连绵的锥形秤砣一样扎在地上，安守相望。
　　龙泉不止风景秀美，风物上文有青瓷，武有宝剑，让人不得不称许其天地造化。青瓷这一块，龙泉产生了三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六位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和十六位浙江省省工艺美术大师。龙泉市城有条大道，从街头到街尾，一遛儿排满了这些大师们的宣传画。我们在龙泉的采访，白天是拜会制瓷金字塔塔顶的寥寥几位大师，晚上则是一家一家年轻匠人的作坊串，每到一家，喝几盅茶，聊一场天，看看作品，不拘着，却也能从这一路的“走马观花”中摸得几分龙泉制瓷业的“生态”。
　　与他们的聊天，显然要随意的多。譬如王传斌，其实，王传斌也是龙泉数得上的大师了。王传斌快五十了，在龙泉被行内人喊做“王胡子”，王胡子一副好须，却并不加打理，望上去是有点颓废派艺术家的味道。他的经历也“野”，年轻时也是上�青瓷研究所的骨干，跟着大师前辈，学雕塑学器型设计。国营青瓷厂萧条后，他出去闯过，往南方，在深圳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辗转一番后又回归，自己开了作坊，做青瓷。他谈话时透着一股“不吝”的劲儿，话少，也并不多介绍自己的作品，只是跟同去的一位熟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连天晚上喝酒，要不要再喝两杯？” “前阵子搬工作室，乡下订了只猪，给养了大半年，拿上来杀了庆贺” ……然而看展厅中他的作品，器型端庄规整，“他的东西，器型最好，看着庄重，釉也不错”。两天后，我们听说他有一炉作品开窑，兴冲冲大清早赶过去拍，却被他的弟子温和有礼拒之门外，“这里的规矩，开窑是不能有外人在场的”，方知其看似“颓废不羁”，内里对青瓷却无比严肃。
　　王传斌话不多，不过另一位大师毛丹阳话更少。龙泉现有四名女性省工艺美术大师，毛丹阳是其一，她和丈夫两人都曾在原来国营瓷厂待过几年，现在的工作室则是承父衣钵，用的还是父亲的名字――“松林瓷庄”。
　　毛松林是国营瓷厂时期的老骨干，总以手艺人自居，他认为手艺人就该轻宣传，重技术。或许是因为从小受父亲影响，这几年毛丹阳全力应付青瓷的创制作，而丈夫则俨然成了自己涉外事务的“经纪人”。
　　我们在厅堂后面的小作坊里见到毛丹阳时，一支观音状的泥胚正在她手中细露笑颜，这是她的拿手活之一，她上学时学过设计，加上这二十来年的勤练手，这种小技术已是驾轻就熟。我们在她的作坊里转了几圈，从始至终，她都没开口讲一句话，一直微笑着端视手中的胚形，拿刻刀的手更是稳如石盘。也许，这才是她父亲眼中“手艺人”该有的状态吧。
　　然而最好玩的还要属七零后、八零后这一年龄层的制瓷人，与他们几晚几晚的聊下来，我听到最多的话是：要做一件自己满意的作品，太难了！他们忙碌，因为要“养家”，总归不能放弃生意之道，但凡做得好一点的，出品质量稳定而有保证的，订单如纸片，源源不断，这些人，一年总是要有百八十万的收入，然而，“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作品了”，这又是恒定围绕着他们的焦虑。他们固然不太“鸟”已嫌僵化的“大师体制”，然而，既然做了手艺人，既然是创作，自己心里那一关总是要过，过得去和过不去的标准便是，有没有一件让自己满意的作品。于是在这忙碌与焦虑之间，龙泉的制瓷业，也不知不觉充满痛苦也充满活力地往前走了。
　　叶芳完全不同，热情活泼，口齿伶俐，我们几个中壮青年层的男人坐在她的“德艺青瓷坊”泡茶，斗嘴时加一块都讲不过她一个，从晚上八点多聊到十一点，笑声不断。她是标准的八零后，一直说喜欢自己在一九八五年出生，喜欢Iphone，喜欢品茶，喜欢玩香，当然也喜欢青瓷。她手中的青瓷有女孩子心思，多细腻小巧，搏年轻人欢心。一对小奶猪攒首相依的玩具瓷就是她做的，出来后大受欢迎。她也喜欢在瓷身刻些小花小动物，觉得看上去俏皮有活力。
　　潘伯军是半路出家，入行晚，但贵在肯钻研。他主攻釉色，不知试验了多少次釉土的配方，这些旧事，说起来容易，可在听的人心中，却不由得要为他赞叹，这可是一次失败接着一次失败啊，此中痛苦与焦虑，但凡有创作经验的人都能体会。前几年他无意间烧出过一个梅子青的瓷罐，釉色晶莹碧润，获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朱伯谦先生惊赞“八百年密码今终解开”。然而，他坦言，到现在还没有让自己觉得十分满意的作品，忙完这段时间后，他想花番大力气来研究更长时间的高温烧制对青瓷釉色的影响。
　　陈永德也对青瓷的做工有高要求，他是斯文的七零后，老家在宝溪，本来前两年能被评为高级工艺美术师，结果超生了一个小孩，就没指望了，这让他有点郁闷。这几年他的作坊有点被市场牵着在走，窑火频开，批量批量地烧，能进来钱却很少有时间做自己的东西。他有一些中意的作品，像“节节高圆洗”、“50公分哥窑盘”，器形大方，釉色雅致，都是以前烧的，但他觉得这些还不是最好的，最好的还没烧出来……老一代大师为现代青瓷打下了好底子，至于如何丰满骨棱，节节攀升，则是中青年大师现在正致力而行的事情。
　　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就要搬到市政府为他们规划的一个新青瓷工业园区，这将是自前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他们的最大一次集体“迁徙”，格局还是老格局，各家营各店，各店烧各瓷，但火中求财与炼美的更强竞争，定是青瓷自身最愿意看到的局面。
　　
　　龙泉不止风景秀美，风物上文有青瓷，武有宝剑，让人不得不称许其天地造化。青瓷这一块，龙泉产生了三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六位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和十六位浙江省省工艺美术大师。龙泉市城有条大道，从街头到街尾，一遛儿排满了这些大师们的宣传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