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_觉醒与伤痕(1970-1980)

　　中国大事纪　　●1970年4目24日 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70年6月27日 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高等院校开始招生复课。
　　●1971年9月13日 林彪集团阴谋暴露,林彪等乘飞机仓皇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1972年7月 长沙马王堆出土一具距今2100多年的完好无损的女尸及大批极有价值的随葬物。
　　●1976年4月5日 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的群众性诗歌运动,遭到“四人帮”的残酷镇压。
　　●1976年7月28日 北京时间3时42分56秒,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8级地震。累计死亡24.2万人,重伤16.4万人。
　　●1976年9月9日 毛泽东去世。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文化大革命至此结束。
　　●1977年10月1日 全国职工工资上调100%,这是20年以来第一次上调职工工资。
　　●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全国展开思想解放大讨论。
　　●1979年1月1日 中美建交。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内。在一阵疯狂的口号声中,在一片高高举起的“红海洋”里,一名被剃光头发、身挂大牌、身体削瘦、目光炯炯的男青年被押上审判台。面对潮水般的人群和震耳欲聋的唾骂,犯人昂然挺立。当“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时,他毫不畏惧,脸上带着轻蔑的冷笑。“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两句诗。一颗罪恶的子弹夺去了他的生命,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陨落了。那一年,他才27岁。当他的家人去领他的遗物时,看到有一副眼镜,一支钢笔和一件新背心,这背心他到死都没舍得穿过。
　　他是谁?他就是《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在那个天昏地暗、人妖颠倒的时代里,他是中国罕见的能够保持思想能力的青年之一。当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发表后,遇罗克撰文痛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当个人崇拜达到顶峰的时候他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乒乓球队获胜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挂帅,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篮球队不也学毛主席著作吗?苏联队不是没学吗?为什么中国队败给苏联呢?讲不出来了。这是用政治讲不通的问题。知道走错了路,而又不敢回头的人必然用歪理来解释真理。”
　　《出身论》是在“文革”逆境中发表的。文章剖析了当时流毒极广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第一个站出来向戕害了无数青年的封建法西斯血统论宣战。最早的时候,遇罗克从每月16元的学徒工资里拿出大部分来买纸张、油墨、油印了几百份。后来,短短的几个月,《出身论》传遍全国,翻印的估计有100多万份以上。遇罗克深知写《出身论》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他写道:“假使我不是将生命置之不顾,我就绝不能写出这样任何一篇来。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我想,历史是会把我这段活动当作注脚的,它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历史会看到,在跃进了一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封建的意识形态还怎样广有市场,和它战斗还会有多少牺牲。”
　　果然不出遇罗克所料,历史终于给予他应有的位置。让我们在他那颗高尚而勇敢的心灵面前,在他所负荷的时代的苦难面前低下高贵的头颅吧!
　　觉醒者是罕见的,这是觉醒者的悲剧,也是觉醒者的光荣。遇罗克只身与那远远比他强大的力量抗争,并为此献身。而“文革”的悲喜剧,依然向纵深发展着……
　　70年代初成长的青年,是“被遗忘的一群人”。他们的父母或者,远在干校、牛棚、监狱,或者正在全身心投入革命,或者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外部世界的风云变幻。他们的哥哥姐姐,大多数是“老三届”,被上山下乡的浪潮席卷到天南海北。没有人关注他们的成长。学校停课了,没有书可念;电影禁演了,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宣泄他们过剩的精力。1995年引起轰动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描绘的正是这样一批青年的生活状况。他们在文化的荒漠和血腥的斗争中成长,青春期的他们确确实实像动物一样凶猛。在沮丧与空虚中,他们敢于干一切犯规和叛逆的事。70年代初青少年犯罪率的直线上升,正说明了这批青少年的躁动不安将给社会造成怎样的危害。
　　林彪的垮台是一声晴天霹雳。“副统帅”“接班人”一夜之间成了“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成千上万颗多年没有独立思考的头脑开始思考。有的人疯了,因为不能忍受幻灭的痛苦;有的人站起来了,因为发现了谎言背后的真相。
　　1976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10个年头。经过幻灭与思索的青年,开始做第一件不被别人操纵的事,开始用自己的喉咙喊出自己的心声。他们从失望到最后的绝望,积聚的怨愤像迸射的火药呛满了龙年的天空。1月8日,周恩来在沉重的忧患中走完了最后的旅程。巨星陨落,山川失色,导火线点燃了。1月无尽的哀思,2月无涯的痛苦,3月无休的呐喊,4月终于酝酿成无畏的行动。4月4日清明节,200万人云集在天安门广场,以悼念周总理为契机、以声讨“四人帮”为目的的中国新诗歌运动在这特有的政治环境中不可阻遏地诞生了。在广场上数以万计的诗作中,青年电工王立山写的“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丁长江写的“颂杨开慧”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4月5日凌晨,一场大对峙、大搏斗在天安门广场开始了。
　　1978年11月15日,在“四人帮”被粉碎两年多以后,中共北京市委正式为“四五运动”平反。历史终于还“四五”运动以真相。
　　在“文革”的暴风雨之后,留下的是累累的伤痕——既是肉体上的,更是心灵上的。随着“文革”结束后新时期的到来,文学创作的闸门打开了。四五十岁的作家打头阵,但更年轻的一代作家很快涌现出来。短篇小说充斥着各种文学杂志,成为最受欢迎的文学形式。“伤痕文学”的第一部作品是刘心武的《班主任》,小说直接控诉了“文革”对青年一代心灵的戕害,“文革”把青少年变成了野蛮顽劣的流氓,或者是思想僵化的木偶人。作家再一次喊出了鲁迅当年的呼吁:“救救孩子!”而“伤痕文学”的得名则是大学生卢新华的《伤痕》。小说写“文革”中要求上进的女青年与她受批判的母亲决裂,“文革”结束后,母亲早已被迫害致死,而她的忏悔已经迟了。《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60年代曾被投入监狱,1979年,,这本曾被无数青年传抄的小说得以正式出版。它讲述的是一位科学家的三角恋爱的故事,凸现出追求爱情的正当性。这一系列作品今天看来确实是幼稚、粗糙的,但它们对黑暗的暴露和对人性的呼唤,使那代青年感动得热泪滚滚。因为在那些小说中,他们看到了自己的“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