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议会议员名单 议郎·议员·议会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德谟克拉西先生的大名，作为民主的呢称或绰号，一时誉满中国。事实是，在此之前70多年，德先生已经悄然来到中国，不过声名并不显赫。　　1898年，康有为鼓动光绪皇帝变法维新，大事更张，史称戊戌变法。这次变法的主要目标是改革政治体制，实行民主代议制度。维新派认为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设立议院，可是为了避免激怒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康有为当时并没有正式建议皇帝设立议院。不过在此之前的舆论准备时期，维新派却大肆宣传西方的民主代议制度，认为一旦开设议院，中国就可以大步前进，迅速富强，迎头赶上西方各国。
　　为了使国人相信议会制度，维新派一再宣传代议制度的精神在中国古已有之，例证之一是，古代的议郎就是议员。这种舆论导向的作用如何难以考订，虽然当时没有明显效果，似乎也没有引起怀疑和批评。只有当人们后来真正了解代议制度之后，才能明白议郎和议员截然不同。议员是由选民选举产生的，受选民监督制约，议员代表选民参与国家管理，监督或制约政府机关。而议郎却是政府官吏，初期的议郎类似顾问或秘书，后来演化成为类似于检察员或纪检官员一类的言官，与议员大不相同。
　　议郎作为官职，自秦代开始设置。秦王朝的议郎职权如何，已不得而知。汉朝也有议郎，职责是“备顾问应对”，大约是智囊团或机要秘书一类。这样的议郎不但不能由庶民百姓任意推选，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担任的，皇帝往往挑选“贤良方正”之士担任，基本上属于皇帝个人认可的德才兼备的文人。
　　除议郎之外，让人从近代议员联想到的古代中国官员，还有谏官和言官。
　　谏官和言官的职责是批评朝政，唐代称这种官员为拾遗，大约是取拾遗补阙，弥补过失的意思。按当时规定，拾遗对重要事项可以在皇帝面前公开讨论，对不值得公开的小事，可以用皇帝亲启一类的奏折打报告，但不能直接纠察百官，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无论大事小事，还得由皇帝亲自裁决，所以拾遗权力有限，地位也很低，是从八品，比七品芝麻官还低一档，大概和现在的科长一级近似，只是做做皇帝的耳目而已。李白、杜甫都担任过这种有职无权的闲散差事。
　　比较而言，谏官、言官以批评朝政和官吏为职责，比议郎稍微接近现代议员的某些作为，但他们同样是朝廷命官，是奉皇帝之命议政，而且只能和皇帝讨论政事，权利只是提出建议以便皇帝乾纲独断，宋代称这种官员为承议郎，确实非常贴切。
　　与官相对，古代中国还有议民之称，据说是与郡县官议论地方政事的没有官方身分的士人。在野而议论政事，一般不受官方欢迎，所以议民一词终于失传，尽管史籍浩瀚却没有记载，到宋代时仅有一处碑文作为孤证。
　　议民不受欢迎由来以久。早在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子就要求禁止平民百姓随便议论政事。这亦是在朝者的主张，意在排除干扰，自行其是。而在野者，特别是随时准备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则主张至少读书人可以议政，所谓修心养性立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包含经过议政由平民而闻达于诸侯成为政治家的理想和抱负。孔、孟两位老夫子都是读书人议政的模范，虽然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却也令人心仪。战国时期此风尤盛，苏秦张仪由于口才优异、立论精当，因而平步青云，从平头百姓一变成为大官僚，有关故事千古传唱，被读书人视为议政成功的榜样。
　　读书人以在野身分议政，虽然在古代中国早已成为传统，但从来没有成为制度。因为就当局者而言，往往对此心怀疑虑，处置自相矛盾。一方面需要老百姓讲求义理尽忠报国，要允许人们关心国家大事，以便“定危疑而捍强敌”；一方面又担心人们借机发泄不满，导致物议沸腾影响海内升平的大一统局面。所以，当国家危急时提倡尽忠报国，叫作“国有大事，谋及庶人”；天下太平了，又禁止妄议朝政，叫作“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不过，总的看来，皇帝认为天下“太平”的时候居多，致使古代中国的基本国策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严禁平民百姓议政，因而也不可能有百姓议政的制度，反而养成了老百姓不与闻政治的传统，“莫谈国事”成为口头禅。尽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一直有效——为在国家民族危亡存续的紧急关头用来激励平时不问国事的老百姓；而在升平时期流行的口号则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在这样的环境里，当然不会形成民主的传统，也不会出现议员和议会。
　　鸦片战争以后，国家民族的存亡成为头等大事。为了对抗列强侵略，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真观察西方列强。到19世纪中期，魏源等人已经知道英美列强和中国制度截然不同，在介绍西方列强地理的同时，也开始向国人介绍他们的议会制度和总统选举制度。
　　1842年魏源出版《海国图志》，首次介绍了英国的议会，称为巴厘满衙门。把议会称为衙门，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还很难想像到民选机构也会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魏源注意到巴厘满对国家大事有同意和否决的权力，对民间意见“大众可则可之，大众否则否之”。这种乾纲不能独断的体制使国人眼界大开。
　　同一时期，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介绍了英国代议制度。他称国会为公会所，上议院叫作“爵房（贵族院）”，下议院叫作“乡绅房（平民院）”。他特别推崇美国的总统民选制度，认为华盛顿“提三尺剑，开疆万里”，是超迈陈胜、吴广、曹操、刘备的大英雄。根据中国古代的传统观念，华盛顿是可以黄袍加身做真龙天子的，可是他“不僭位号，不传子孙”，所以徐继畲称赞华盛顿“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可以和古代传说中的尧舜比美。显然这种评价含有对中国世袭制度的批评，身为一省长官的徐某人也不免有所顾忌，对“几于天下为公”6个字写了圈掉，圈了又写上，颇费思索，最后还是写上了。徐氏不避风险，称华盛顿是古今中外第一伟人，使美国人深受感动。《瀛环志略》问世20年后，美国驻华公使浦安臣代表美国政府把一幅华盛顿肖像赠送给徐继畲。清王朝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没有意识到徐的宣传迟早会有舆论导向，不利于社会稳定的错误，还特地举行了赠接仪式。后来，在清末民初时，作为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榜样，华盛顿的形象果然鼓舞了许多仁人志士去革命或造反。只不过在当时，那只是少数人羡慕西方的民主制度，模糊地感觉可能不错，还没有想到把它搬到中国来试验一番。然而，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已基本成为当时朝野人士的共识。
　　为此，清王朝曾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开矿炼铁造枪造炮造军舰，时称同光中兴，后人称为自强运动或洋务运动，可惜实行多少年也没有实现民富国强的理想。于是一些先进分子苦思苦想，终于发现西方列强所以强盛的原因，不只在于工艺技术先进，更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先进。于是，国人对西方代议制度不再是好奇，而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想仿照实行。70年代中期，郑观应、王韬等在野文人首先提出仿行西方代议制度的理想。到80年代中期，出使美国的大臣崔国因和两广总督张树声也开始奏请皇帝设立议院。
　　建议实行和几千年的祖制不同的政治制度，需要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但是当时并没有带来杀身之祸。这一方面是因为国难当头，主张议会制的目的是救亡图存，居心可测；另一方面，当时人们认为议会制度的本质是下情上达、沟通上下，可以集思广益，却不会削弱君主的权力，也不会威胁到君主的身家性命。人们并不认为议会制度就是老百姓自作主张，就是抗衡或制约君主权力。当时主张实行议会制度和反对实行议会制度的双方，都只是心平气和地阐发议论，当局者也只是听听而已。到1895年清王朝被日本打败，引起朝野震动，维新派迫于时局危亡，要求变法图强，立论日渐激烈，守旧派的态度也相应蛮横起来。双方势同水火，是否实行议会制度成为双方冲突的焦点。
　　维新派认为议院是强国之本，大力宣传民权民主，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招收十几岁的青少年宣讲西方知识，灌输民主观念。守旧派一片哗然，传说梁、谭从外国人那里学到了迷人之术，用药丸给学生洗脑换脑，时务学堂的学生被称为二毛子。此时，虽然维新派的认识已与前人不同，开始有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反对专制统治的内容，但总的说来，还是主张君主立宪制度，并没有推翻清王朝的打算。可是守旧派认定维新派是目无君上祸国殃民的大逆不道分子，当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后，维新派不得不流亡海外，建立议会制度的第一次努力就此失败了。然而，民主化的趋势已难以阻挡。不久之后，清王朝不得不改弦更张，进行宪政改革，主动尝试进行某种程度的政治体制改革，代议制度终于算移植到中国，德先生在近代中国之命运也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