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和意志的应力分析:什么是中国精神思修

　　应力：物体受到外力作用时，内部产生的对抗的力。　　——录自《现代汉语辞典》　　我不情愿写这篇文章，因为觉得对一个人的赞美反而可能给这个人带来麻烦，更何况我是她的姐姐。但就在我向约稿的编辑解释这些的同时，我也意识到了我们可能受习俗的束缚有多么深。甚至，这种束缚还不仅体现在以上两点顾虑之中。即使是姐妹，感情很深的姐妹，我们之间那种深入、透彻的谈话也不很多。也许，含蓄是我们民族的特点，我们不习惯直截地长篇大论地向别人剖析自我、交流感情。含蓄可能提供更深远的想象，但也可能使我们忽略或埋没了人们头脑中很有价值的思想。想到这点，我耽心的已不是自己可能有炫耀亲友之嫌或写出些溢美之辞，恰恰相反，我对妹妹的一切总看得很普通，很自然，熟视无睹，可能错失了很多深层的东西。
　　她的现状也许真有些与众不同：一年多前，她获得了工科博士学位，成为国内培养的最早一批的、工学的、女性的、最年轻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之一。她关于海洋工程结构的应力分析及实验研究，专家们认为是“具有理论和实用价值的创造性研究，具备国际先进水平”。她得过科技论文奖。她的论文多次在国际权威性杂志上发表。美国的著名教授写信给这位“密斯王”，请她成为美国机械工程学会的会员及学术杂志的审稿人。尽管她是女的—不少人认为女性是不可能在工程科学上有多少成就的；尽管她是“知青”出身—“知青”其实都没上过多少学，如今搞科研的最为稀少，这类“不利条件”，常能把成绩反衬得更加显著。
　　然而，就因为这些，需要我来写她？我想，我和她，过去和现在，都不以为应该用成绩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对一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人格、道德、意志……
　　如今，“知青”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是，有过1,600万这样的人呵。她属于其中的“老初一”，下乡时刚刚14岁半（她在小学里跳过级）。热带、山区、营养不良、疾病，使她曾站在收橡胶乳的磅秤上怎么都打不起70斤的秤砣，瘦得走路象树叶飘。另外，父亲被打成了“反革命”，9年后才平反。在用家庭出身决定一个青年命运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是可想而知的。
　　这是一个现代“灰姑娘”的故事吗？这样的理解未免过于简单或庸俗。改变了生活的并不只是水晶鞋的出现。环境是重要的，但如果不能坚持自己精神的独立和顽强的追求，一个人在顺境也会一事无成；才能和天赋也是重要的，但如果缺乏道德感和价值判断力，也做不出有益的事情。
　　她从那所建立在圆明园废墟上的著名的北京101中学，来到云南边疆一个叫“蚂蝗堡”的地方。蚂蝗叮，野蜂蛰，没有菜吃，盐水下饭……可是更深重地侵蚀着“知青”灵魂的，是别的一些东西。分配，把没门路的、家庭“有问题”的分到远、苦、待遇低的地方；上调，有后门的、有“关系”的先走。种种僵化、不公正和虚伪，是“老三届”知青踏入社会便遇上的。这会使青年鄙弃道德理想、科学精神和诚实的劳动，凭借投机取巧或先天条件获取好处，这甚至可能使受害者也仅仅抱怨自己的吃亏而在思想上却接受这些原则，并在行动中以之反施于社会和他人。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出现了道德、意志诸方面的“应力集中”现象，就象她后来研究的海洋平台结构接头处在风浪中发生的“应力集中”现象一样。
　　我和她，还有6个女知青住在一起。房子是队里盖的马棚，只有顶，没有墙。因为我们来住，就用竹篱笆围了起来，放了8张竹瓦床，两两相依。初到时，看书写字，就搬个小板凳放在床前。没多久，床底下蹬出了两个坑。有人联想起小学里的课文—马克思的足迹。当然，大英博物馆的地面一定是比较硬的，要很久很久才能擦出印痕来，不象我们床下的黄土，松松的。还有一次，地震了，8个人都醒了，躺在床上讨论“出不出去？”结论是既然已经不震了，就接着睡吧。我们不跑，是因为太困？还是因为年轻人对人生灾难缺乏体验而盲目乐观？还是因为麻木得对生命都漠不关心？我再也回想不清楚。
　　然而，有些心灵中发生过的似乎不强、然而很深的震动，是难以忘怀的。比如，有一天，一位马棚同屋收到了北京的家信。她看完了，告诉我们，周总理接见某部两派头头，说，你们知道吗，昨天美国人上月球了。据说几乎全世界都播送了实况转播，但我们都没有收音机，几个月后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呢？能做什么呢？不能不想这样的问题。空担着一个“知识青年”的虚名儿，多数人却只懂得一元一次方程式，更不要说极左路线把很多原来已经能做的事也弄得做不成了。种种希望和理想，似乎就象射进竹篱墙的阳光，碎成了星星点点，聚不起来了。
　　她似乎很少浪费时间，除了劳动，就是钻研些什么，时间安排得比现在大学里一个用功的学生还紧。当然，不是为了上月球，也不是为了想进大学，而是希望让科学在生活中起些作用。她不过是个苗圃工，却读完了农大的好几种课本，如《橡胶栽培学》之类。她苦读过医书，在自己身上练会了针灸，治好过几个病人，我甚至还见她用缝衣针和顶针给人缝过伤口，居然也没出什么问题。她动手建小气象站，自己动手做百页箱，双手打了6个大血泡，立风向杆，养蚂蝗，半夜起来记录温度湿度……然而，这已经不是华佗和祖冲之的时代。这些事不可能再有进一步的发展，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全作了无用功。为了学习专业知识，她同时也学习基础知识，于是，居然也从一元一次方程学到了微积分，从A、B、C学到了阅读英文书籍，从“老初一”提高到了大学水平。
　　热得喘不过气来的中午，树林里有人在算命，手拿一柄叶片对生的蕨类植物，念念有词，是算能不能回城。有的女知青在聊天，说要回城，首先得靠“伟大的父亲”，其次可靠“伟大的丈夫”。她听见了，依然做她的事。大概是1973年吧，恢复了一批科技期刊，她到邮局订了所有能订的期刊，用掉了我们一个月的收入。衣服却是补了又补的，鞋子也缝了又缝。我不知道她是否因未曾有过轻松活泼的少女时代而遗憾，但是我想，这种对科学的热忱和钻研科学的顽强意志，过去和现在，都是她的有力的人生支柱之一。专注于科学，专注于诚实的、有益的工作，使人有更多的勇气战胜懈怠、软弱和虚荣心。
　　当她报考上海交大研究生的时候，连我们刚平反的父母也表示怀疑。他们也不乏道理。如果她能考上，似乎证明了全日制学校教育并非必要，因为她先前只上过5年小学和不到一年的初中。她考上了。她的年长的同学说她“坐了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