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托克维尔通过旧制度与大革命
本科期间在学习政治学理论这门课程的时候曾经读过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当时读的是1992年商务印书馆版,由冯棠译,桂玉芳和张芝联校（张芝联和冯棠均为国内著名的法国史专家,其余版本都是在2012年赶阅读热潮翻译而成）,也是比较经典的版本.但这次来到省委党校学习之余重读此书,结合当前的热点实际,又有了一些不同的感受,我从下面四个方面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托克维尔的生平及生活背景
托克维尔,全名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享年54岁）,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政治思想家,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主要代表作有《》第一卷（1835,30岁）、第二卷（1840,35岁）,《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出身贵族世家,家族是在诺曼底一处的地主贵族,当地许多地方都以托克维尔家庭为名.在取得法律的学位后,他获得任命为凡尔赛法庭的实习文官.后来他被送到美国以考察美国的刑法和监狱制度,回到法国之后,托克维尔成为了一名律师,并且将他游历美国的见闻记载成书,于1835年发表了经典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这本书受到空前的好评,不久后也被译为英文,使托克维尔在美法两地都大为知名.本书也成为社会学的早期模型,使他于1837年获得了cheval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荣誉军团勋章）的殊荣,并且在1841年被选为的院士.
托克维尔生活的年代正值法国大革命期间,欧洲旧制度摇摇欲坠,他本人一生就经历过发过五个“朝代”更迭(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帝国).前期热心于政治,1838年（33岁）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 1851年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因反对他称帝而被捕,获释后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并逐渐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
1856年（51岁）,经过五年深入研究,《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了.在本书中,托克维尔所谓的“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被定义为一种前者向后者过渡时的状态.简言之,即社会转型期.在他的眼里,路易十六并非贪婪、昏庸的国王,而是改革步入“深水区”后,激起了社会矛盾的失败者,而大革命的到来也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正20世纪以来,牛津大学将《旧制度与大革命》指定为基础教材.201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时,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
托克维尔一生生活在一个没有根基和充满动荡的世界.自从十六岁阅读启蒙作品遭遇了信仰的颠覆之后,终生寻求确定性而不得.在他所处的时代,法国在革命和专制的轮回中挣扎,他为自己的民族的自由而奋斗,却最终发现这个民族“激动不已地亲吻枷锁”(一八五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致皮埃尔•弗里斯隆).托克维尔喜欢用大海来比喻自己所处的时代:“我们身处一个咆哮的、但没有海岸的海洋;至少,这个海岸是如此遥远、如此陌生,以致我今生、乃至我们的下一代都无法找到它,无法在那里立足.”(一八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致欧仁•斯托菲尔).
二、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分为三编二十五章,通俗地说,主要就是在讲法国大革命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一般的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不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原因,读者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嘛,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远不是这么回事.
（一）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时发现了一个“悖论”: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托克维尔如此解释这一“悖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二）经济繁荣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根据资料,从18世纪30年代到1770年,法国经济一直是快速而稳定增长,农业收成良好,人口增长,海外贸易也在发展.特别是与广大农民相联系的农业一直处于很好的发展状态.如果说有危机的话,那也是国家的财政危机和周期性的经济波动,而不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危机.为何社会财富蓬勃增长的过程中,却爆发了惊世骇俗的大革命？尤其是当托克维尔观察到:革命前夕的法国政府虽然依旧足够强大,但却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法国民众则“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这样的情势下,为什么还会爆发摧毁一切的大革命？
托克维尔给出的答案是:尽管法国政府在大革命爆发前已经部分转换了自己的角色,致力于“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但它仍保留着许多专制政府的毛病.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里,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民众“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不得不算计与大臣签订的合同运气如何,就像搞冒险贷款一样”；……
所以,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三）将某一社会阶层推入孤立、失语的困境,很可能就等于把他们推向了革命
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国最大的底层社会群体.据托克维尔的调查,在革命爆发前夕,法国农民已“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恶霸的欺凌；来自政府的强暴行为也很少涉及他们,他们享受着公民自由,拥有部分土地”.既如此,按常理推断,18世纪的法国农民,显然要比13世纪处于完全封建专制时代的法国农民生活得更好才对.
但托克维尔所见到的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但是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他们,他们处境之孤单也许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仅见.这是一种新奇的压迫.”托克维尔所指的,不单单是旧时代的贵族们在政治权利丧失后,纷纷抛弃农村搬往了城市；18世纪的法国农村,但凡稍有资产者,无不千方百计离开农村迁往城市——“文献证明,农村里几乎从未见过超过一代的富裕农民.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被其他阶层抛弃了,最后,农民自己也抛弃了自己.农村陷入一种荒芜状态.
国家一直在进步.王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旧贵族丧失了原有的政治权力,但他们获得了丰厚的补偿,免缴了大部分的公共捐税；资产阶级则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唯独农民,在新时代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他们被抛弃在死寂的农村,权益无人过问,压迫则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托克维尔感叹道:“如果在农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钱又有教养的人,他们即使无意保护农民,至少有兴致、有权力在掌握穷人和富人命运的那个共同主宰面前,替农民求情,那么所有这些新的压迫能制定吗？”
但“既有钱又有教养”的旧贵族和新资产阶级都对农民不感兴趣.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旧贵族竭力维护自己的既有特权,新资产阶级则竭力为自己谋取新特权,没有人关心丧失了与上层社会的沟通能力的农民,没有人在意农村的失语,而是任由他们生活在孤苦无助的深渊里.穷人和富人之间几乎不再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抱怨、共同的事务,其实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情.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旧贵族被大革命碾得粉碎；曾一度将革命的锤子递交到农民手里的新资产阶级,则很快被农民用锤子砸碎了脑袋.
书中提出的这三点悖论,改革和革命的关系,繁荣和革命的关系,几乎颠覆了历史学家们历来的观点.
三、本书的现实意义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现实意义,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
对这本书在中国的畅销,《人民日报》海外版认为除了高层领导人的推荐外,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
“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
托克维尔在书中写道:“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的欲望每时每刻都在膨胀,全民都想发财,每一个老百姓都想发财,但是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他不断的刺激这种新的热情,不断地从中作梗,点燃了又把他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促使自己的毁灭,这就是法国大革命.”
（一）2009年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2009年是托克维尔逝世150周年纪念,也正是我初读此书的年份,2009年经济危机余威逐渐褪去,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但同时,这一年也出现了“邓玉娇”、“孙志刚”、“躲猫猫”、“跨省追捕”等热点词汇,在当时的背景下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我更关注到民众开始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公共意识开始觉醒.而在托克维尔的笔下,“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借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可见,当遭遇急剧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时,社会自身没有组织能力,国家无法从社会获得支持.于是在危机面前,政治崩溃和社会解体的毁灭性灾难,随时可能发生.有人认为,通过剥夺政治自由,以无处不在的中央集权控制社会,就能够建立一个强大稳定的、能够克服危机的国家,殊不知强大的集权和控制,造成的可能恰恰是一个缺乏社会基础和政治正当性的国家,在危机面前一触即溃.更可怕的是,现代专制与金钱崇拜和享乐主义的结合,造成更严重的精神堕落和道德蜕化.
（二）十九大召开前的中国与《旧制度与大革命》
在2017年9月,十九大召开前夕,再读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关注更多的,也是历年来频频被媒体提到的“改革”二字.《旧制度与大革命》所要传达的根本信息,是一个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进行改革的必要和艰难.没有改革,革命难免；进行改革,引发革命也并非不可能.然而,不改革则积重难返,凶多吉少,恰当的改革则可能再造一个自由的民族.因此,重新寻找共识,尽快找到社会协商、妥协的路径和平台,使得社会协商成为现实,化解社会矛盾,使得社会改革获得更加良好的通道成为当务之急.我相信,读懂了本书的有识之士会理解本书的另一个根本信息: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不拿出大胆的勇气改革,就是在与“革命”赛跑；一味追求激进的改革甚至革命,又有走向动荡混乱的危险,只能依靠审慎的进一步改革化解,决不可误入冒险激进的歧途.
总而言之,《旧制度与大革命》我认为是一本常读常新,常读常思的一本书,不管我们身处什么样的时代,这本书都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新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