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淡似水,,情谊淳真】鱼水情谊
笔者收藏了竺可桢和巴金这两位20世纪科学和文学巨擘的信札，字里行间流淌着纯真的友情。 在我国近现代科学家中，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竺可桢与中国实验胚胎学研究创始人童第周二人都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一职。在两位科学家之间有着一段温馨的故事，请看竺可桢写给童第周的信札（图1）。
第周同志：
得惠书并承和毓芬同志（即童第周夫人叶毓芬——笔者注）亲来舍交助听器试用，感谢之至。我试用一天多以后觉得这助听器巧小玲珑，放耳上不觉有负担，诚如说明书上所说是助听器构造上一大进步。但噪音虽有减少，而whistling（啸（叫）声）并不能完全免除，这是美中不足之处，不知道是否各人听觉不同，有了个人耳聋的测验图表就可以加以改正的。
专此致以
敬礼
竺可桢
73年1月12日
说明书附奉。我不久即去医院制一个听能检查表。
毓芬同志均此，陈汲（即竺可桢夫人——笔者注）附笔问候。
竺可桢的这封信是用毛笔写的，行楷字体，工工整整，语言亲切,为了准确表达语意，还用了一个英文单词，严谨的态度令人起敬。
竺老的这封信，是在收到童第周的书和其夫人叶毓芬亲自送来助听器试用后写给童第周的，以示感谢。信中对试用助听器的构造和效果予以肯定，同时也指出其美中不足，还提出了“改正”的办法，而且在信的末尾又加了句“我不久即去医院制一个听能检查表”。字里行间，竺可桢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在一件小事上充分体现出来。
竺可桢当年是第二批利用“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的70名公费生之一。当时美国用“庚子赔款”作为招收中国留学生的费用，实际想用中国自己的钱培植亲美势力。这些学生回国后大多经商，或投奔军阀，只有竺可桢等少数人坚持走上“科学救国”的艰难道路 。竺可桢所走的道路，是20世纪前期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和光明的道路。在这条艰辛的道路上，竺可桢饱尝弱国学子寄人篱下的羞辱，饱尝身在异国他乡的孤独和无助，也使他倍感祖国和亲朋的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竺可桢的气象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他也以很大精力关注国家的农业生产，想方设法利用气象学知识增加粮食产量。1964年，他写了《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一文，文中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专门请竺可桢到中南海面谈，并幽默地对竺可桢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童第周与竺可桢都是浙江人，又同在中科院供职，是同乡又是同事。竺可桢长童第周12岁，又都有赴美的经历，是兄辈又是学长。而且，二人又是不同学科的“掌门人”，可以说是同道。也许是志同道合、文人相惜、趣味相投的缘故，二人间建立了真挚的友谊。竺老给童第周的信读起来平实、亲切，使人深深地感受到两位科学大家间的真挚友谊和两个家庭间的和睦友好，令人感动。
无独有偶，在作家圈中，巴金与萧乾（原名萧炳乾）的友谊保持了60多年。据萧乾《挚友、益友和畏友》一文载：“同巴金过从最密切，还要算1936和1937那两年，我们几乎天天在一道。”晚年的巴金因身体的原因，在写完《随想录》（5卷本）后就只好搁笔，但对于挚友的来信，他尽管在写字吃力的情况下，也要亲自写回信，这是大师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图2是一通巴金手札，就是20世纪80年代搁笔后写给老友萧乾的：
这是一封充满了友情与思念，洋溢着热情与真诚的信，读来使人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文人相惜，什么是真正的友谊。正如巴金在他的《友情是我生命的一盏明灯》一文中所说：“友谊的带子把我们的心和朋友的心拴在一起，越拴越牢。……友谊的眼泪，像春天的细雨，洋溢着我的心，培养了人间最美好的感情。对我来说，友情是我的生命中的一盏明灯，离了它我的生命就没有光彩，离了它我的生命就不会开花结果。”
巴金是一位富有人文情愫的作家，他的内心深处是追求独立和自由的，他对情和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独特的表达方式，书信则是载体之一。尽管是朋友间的普通书信，巴金也不回避检讨自己，“这些年我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光？想到这我就悔，我就恨。”这是一位文学大师的自责，也是一位世纪老人的醒悟。这让我想起了萧乾说过的一句话：“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巴金是率直和自信的，他至晚年仍坚守着作家的良知，尽着知识分子的责任。巴金晚年的代表作《随想录》被称为“讲真话的一本书”，它填补了“**”之后中国文坛的精神空白。用巴金自己的话说：“一百五十篇长短文章全是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自己说是‘无力的叫喊’，其实大都是不曾愈合的伤口出来的脓血。我挤出它们不是为了消磨时间，我想减轻自己的痛苦。”“不仅是我，许多人的伤口都淌着这样的脓血。我们有共同的遭遇，也有同样的命运。不用我担心，我没有做好的事情，别的人会出来完成。解剖自己，我挖得不深，会有人走到我的前头，不怕痛，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
这封巴金的手札自然流露出老朋友之间那种毫无顾忌的真情实感。从中让人体味到一位作家的责任和敢讲真话的勇气。也使人想起1957年那场反右斗争中萧乾被错划成“右派”，下放到农场的悲凉场面；想起“**”中巴金被打成“无产阶级死敌”，甚至被电视批斗的摧残折磨。相似的命运并没有摧毁两位作家顽强的内心，没有阻绝两位老人的友谊，当他们重见天日后，这份纯洁的友谊更为双方所珍视，并一直延续到他们告别人世。这不能不让后人敬仰。
责编 李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