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领导方式更有效 [为了一种更有效的写作]

　　一　　在对2011年短篇小说发表数量作统计的时候，因为条件和技术手段的限制，我仅仅对40种公开发行的主要文学期刊（不包括港澳台的文学期刊）作了统计，约合1261篇。除此之外，主题杂志书《鲤》、《文艺风赏》、《天南》等发表的短篇小说约50余篇。这个统计数目不包括各种地方期刊，也不包括庞杂的网络写作。如果把这些全部统计进来，我想这将会是一个庞大得惊人的数字。之所以要做这样一个并不全面的统计，主要基于两点原因，第一是我在查阅2008、2009、2010年关于短篇小说（包括中篇小说）的年度综述的时候，发现没有相关数量的统计，我认为这种统计学的缺失不利于对整个文学创作的情况作全面的了解。更重要的是第二点，任何时代文学创作首先是从数量开始的，如果没有大批量的创作，好作品就无从说起，批评家往往以高蹈的姿态强调杰出作品，但却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对于当下正在行进着的文学写作而言，作品的数量即使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却至少能凸显一个时代文学生活的一些重要走向。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根据题材对所统计的1300多篇小说进行了细分，其中城市题材810篇左右，占总篇目的62%强。农村题材、历史题材以及其它体裁的为490篇左右，占总篇目的38%强。从这个比例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出，书写当下中国城市生活的短篇小说占了绝大部分。
　　除了期刊发表以外，短篇小说集的出版也是2011年短篇小说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蒋一谈的《赫本啊赫本》收入7个短篇，其中的《赫本啊赫本》以越战为背景，以父女通信的形式书写当代中国人在社会转型期的苦闷、困惑和出路，被认为是关于“越战”题材的一朵奇葩。1《芭比娃娃》则描写农民在大都市的遭遇，书写中国人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的道德困境。整部小说集有突出的故事创意和文体意识，是近年来难得的具有探索性的作品集。李洱《白色的乌鸦》收入了作者近年来创作的20余部短篇，大部分内容以都市男女的生活困境为出发点，李洱非常善于通过某一个细微的触点引爆生活的火药桶，在冷静的叙述中夹杂有复杂的视角，整体水平极高。劳马以非职业身份贡献了本年度很有特色的短篇小说集《潜台词》，这部小说集以一种类似于美术速写的方式刻画了当代生活中一些不易察觉的瞬间，而在这些瞬间的背后，呈现的是精神生活的无尽深渊，作家阎连科认为它是“小说背后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一片跳荡着欢乐浪花的湖泊下面涌动着的沉寂的力量和那力量是如何转化为浪花之笑的湖纹水波”2。邱华栋在本年度出版了两本颇有分量的短篇小说集《可供消费的人生》和《来自生活的威胁》，共收入新旧作60篇，这些作品“给我们描绘了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社区人的感情和精神困境，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时代性的困境。邱华栋是想通过重聚那些欢乐、希望和信心的碎片，来抵抗生存的寒冷、孤独和溃败对人物内心的侵蚀，以期把人物从沉重、飘散的生活状态中解放出来。”3黄惊涛的《花与舌头》被认为是小说中的“野孩子”，在这些“野孩子”的背后呈现出某种寓言式的结构，但同时，正如李敬泽所言：“作为一种寓言——反寓言的小说就生成了。它内在地包含着概念和观念，包含着某些思想前提，但更包含着思想在广袤的人类生活中的延伸、扭曲、纠结、反讽。”4盛可以的《可以书》收入了15个短篇，以其一贯的冷酷犀利风格“将这个世界貌似深刻的表层刀刀割开，让生活本身露出自己的肌肉、血管、神经、溃烂的器官以及种种肮脏甚或卑微的真相。”5瓦当的《多情犯》关注青春期的幻想和冲动，并以略带戏仿的叙述语调制造了一种有效的距离，充满了不俗的创造力。
　　无论是数量庞大的单篇作品，还是结集出版的作品集，关注当下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并以小说的形式把这些变化予以书写、定型，寓言化，解释当下中国人的遭遇和困境，是这些小说最主要的面向。因此，与以往小说关注时间性的叙述不同，2011年中国短篇小说具有突出的“空间性”特征，这不仅仅是指小说的背景绝大部分是发生在城市或者与城市密切相关的地域（比如城乡结合部或者城乡交叉地带），更重要的是，这些写作试图在不同的空间中寻找一种更为有效的位置来放置人的情感和尊严。这一现象印证了我的一个大概的判断，在当下的中国，城市正日益成为我们想象这个世界的基本视域，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城市成为“故事”（也可以说是小说）更重要的发生之所。这并不是说在城市之外就无法产生故事或者小说，而是说，如果没有“城市”这一空间的参照，就无法理解目前正在行进着和变化着的中国社会，这是“现代”这一魔咒般的历史给予中国和中国文学的宿命，同时也是一种机会和挑战。为了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我的这个年度选本将非常苛刻，同时也可能有些片面的选取以城市为背景或者与此相关题材的作品，那些优秀的但是并不符合我的编选标准的作品我只好忍痛割爱，并希望能够在其它的年度选本中得到体现。
　　二
　　因为篇幅的限制，本选本仅仅收入22个短篇作品，这些作品是基于我对近2000篇短篇小说阅读后作出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和选择，不可避免地带有我个人的经验和趣味，但我力求做到有理有据。
　　李洱《白色的乌鸦》通过丈夫和妻子的双重视角，揭示出当代家庭生活的平庸无聊，这种无聊源自于可能性的消失，只有在醉酒的短暂麻痹中，主人公才似乎“听到了陌生人的敲门声……被抑制了许久的快乐，在每一次可能性中，都得到了尽情的释放。”这个短篇在表面的平静中暗藏戏剧性，以一种幽微的语调叙述了当代都市生活的分裂，以及男男女女为抵制这种困扰而刻意制造的暧昧。铁凝的《海姆立克急救》写的是婚外恋，通过层层推进的叙事方式，把人物内心的焦虑形式化为一种外在的自虐式的身体操练，蕴含了某种“罪与罚的救赎的可能”。6王手的《西洋景》以片段的形式叙述发生在地下车库的“偷情”与“偷窥”，都市生活的私密性为种种不轨提供的只是表面的便利，所有的“西洋景”其实都在“看”与“被看”中被放大和变形；晓航的《碎窗》写的同样是婚外情，但展现出一派明快亮丽的风格，商人赵晓川与美术系毕业的女孩林清在邂逅中相遇，然后不冷不热地保持着一种暧昧的关系，有意思的是，晓航这部作品里面没有同类作品常有的某种急不可耐的道德说教姿态，相反，他以一种很轻盈的带有智性的情节转移了小说的主题：感情出轨的故事变成了智力博弈的游戏，最后，所有人都在其中收获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以家庭生活、男女情感为内容的作品往往占据了城市书写的大部分，在这些书写的背后，透露出了重要的信息，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传统道德秩序的解体要求重绘一种新的伦理秩序来安置这些紧张而精力充沛的灵魂，正如萨义德所追问的“男人和女人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能够创造出相互的社会关系，以替代那些把同一家族成员跨越代际连接起来的纽带呢？”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