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马思聪先生_是谁 打了马思聪

　　最早和马思聪先生见面是在１９４７年初，马先生从内地回到广州，在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任音乐系主任。我是１９４６年到广州并在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同时在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兼职当合唱课教师。那次见面是由艺专任教的黄友棣先生介绍、引见的。
　　在这以前，我只听说过马先生。反而是抗战时在上海和他的几个弟弟妹妹马思琚、马思芸、马思宏玩得很熟，特别是思宏，我和他经常一起搞电影配音。当马思聪先生第一次作为神童回中国时，我还很小。马先生只比我大５岁，我还是把他作为比我大一辈的长者。在我心目中，他是我很敬仰的大专家，是中国音乐界的重要人物，抗战时在内地做了很多贡献。可是和他见面，就一见如故，很谈得来。他和蔼可亲，没有架子，并没有看不起我的感觉，就好像多年老友一样。他回到广州后就着手创作《祖国大合唱》。他写一段，我就排练一段，后来在广州基督教青年会礼堂首]。男高音独唱由当时很出名的歌唱家罗荣钜担任，合唱队是广州艺专合唱团和广州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合唱团联合组成的合唱团，马先生从每次排练到最后]出都是亲自弹钢琴伴奏，我指挥。那次]出很成功，影响也很大。可惜这部很好的作品只]了一场就被国民党禁]了。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作品的首]情况。马先生不久后也离开艺专去了香港。《祖国大合唱》在香港也]过一次，是严良堃指挥的。这反而被认为是首]。
　　１９４７年下半年，我也离开青年会去了香港，这期间我和马先生和马太太王慕理在香港见过几次面。记得有一次在马先生家吃饭，还有胡乔木在一起。他们谈了一些时局的问题。我那时对政治糊里糊涂，只认为好容易抗战胜利了，又要打内战，中国人打中国人，真不应该。饭后我提前离开去看新放映的美国电影《出水芙蓉》。此后直到１９５１年我到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我和马先生才再次相会。
　　在广州的时候，我和马先生、黄友棣经常一起搞一些]出。我们一同到过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在青年会也举行过音乐会。马先生独奏，和我或黄友棣拉二重奏，马太太弹钢琴。有时，还和马太太的弟弟王友健一起拉室内乐。
　　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就在长堤海珠桥旁边，只要交不多的会费，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参加，也不一定是基督教徒。青年会里有德育、智育、体育、群育和美育等几个部门，我在群育部任主任干事，专门搞音乐活动。青年会有个大礼堂，可以坐几百人，礼堂的音响挺不错。我在那里搞唱片欣赏会、合唱团，又常常以青年会的名义为许多音乐家举办音乐会。我主办的音乐会都是质量很好的。我的原则是：水平好的，没问题，我打上“青年会主办”的牌子。宣传、票务、场地等等都不用对方管，到时候只要上台]出就行。]出后的收入分成，青年会拿小头，三七开或二八开，我说了算。水平特别好的，比如马思聪来开独奏会，全部收入归他，我们分文不取。但如果不够资格，那就另说了——]出方也可以来租我的场子，但我只收场租，别的事情一概不管。我除替马先生举办过独奏音乐会，还为女高音喻宜萱、辛瑞芳，男低音胡然，香港很出名的俄罗斯钢琴家夏里阿，新中国成立后在天津音乐学院工作的声乐教授胡雪谷等人主办过音乐会。
　　那时和马先生的接触比较多。当时法国领事馆在广州。他有一次跑来找青年会，说他经常在领事馆有一些社交活动，要搞一些名人宴会。宴会以后，还要举行小型音乐会来招待客人，希望青年会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我就答应帮他组织小型]出。大概有四五次。先是我自己去，后来还请过罗荣钜、马先生、李素心等人参加。李素心跟马太太学过钢琴，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广州星海音乐学院，当过钢琴系主任。我在广州开独奏音乐会就是她给我弹的伴奏。当时在广州许多社会或政界的名人都听过我们的]奏。１９４８年，我为了留学筹款，在青年会举行过两场独奏音乐会。马先生和法国领事都为我推销门票，出席我的音乐会并送了花篮。第一次音乐会中间休息的时候，马先生拿着一把小提琴到后台来对我说，这把小提琴是刚买的一把意大利古琴，下半场你就拉这把琴吧，让我在下面听一下。我就用这把琴拉完下半场的节目。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把琴一直和马先生在一起，我还听过他用这把琴开办的独奏会。马先生也曾把琴借给林耀基等他的学生用过。几年前，广州要成立马思聪纪念馆。一位负责人来北京访问过我，说这把琴丢失了。我后来问过林耀基，他说，他的确借用过，但“文革”前早就还回去了。这把琴至今仍没有下落。
　　１９５１年，我在耶鲁大学读完音乐学士学位。马先生、缪天瑞先生都写信叫我回来。马先生在信中特别说，“我们新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有合唱队、有乐队，你回来吧，这里大有你用武之地”。我本来想留在耶鲁继续读硕士学位，耶鲁的院长和我的老师亨德米特也都劝我留下。但那时我的大儿子已快三岁，我还没见过他，而且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已经开始阻挠中国留学生回国，先是对学理工的，例如钱学森，不许回国，对学文的还没有开始限制。我很害怕如果被留在美国就不能回国了，所以我决定回来。
　　回到广州，广州的华南文工团很想把我留下。那时正赶上中央音乐学院派教务主任王宗虞和张洪岛、苏夏到广州招生。他们带着马思聪先生和缪天瑞先生的信，催我到天津。毕竟马先生和缪先生都是我的老朋友，音乐环境也一定比广州好，所以我就决定来中央音乐学院。来到天津，到了十一经路的学校收发室，正好是周末，根本没有人知道我来。收发室的丛树海赶忙打电话。马先生和马太太很快就来了。当他们发现学校打算安排我住在操场后面的一间小平房时，马先生和马太太就说：“怎么能让你住这个地方！不行不行！”那间平房的确很简陋，自己烧火做饭不说，用水、上厕所还要跑到楼外露天的地方。他们马上就拉我们到他家。就这样，我们一家三口就在马先生家住了两三个星期。
　　马先生当时是特殊待遇，住在马场道的一栋三层楼的洋房里，学校专门给他配了汽车和司机。他很勤奋，每天清早起来就进书房作曲。那些天他还约了杜鸣心和王友健来，我们在一起拉过几次四重奏。马先生很爱才，他在介绍我认识杜鸣心、朱起芸的时候，都夸他们怎样怎样好和有才能。
　　马先生和马太太对我们一家一直都非常好的，完全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样子，而是像亲密的老朋友那样热情、亲切、坦诚、关怀、照顾。在他家住了一阵子以后，学校把我安排在十二经路的一座小洋房和张洪岛先生、喻宜萱先生等住在一起。但马先生或马太太总是经常来看我们，每次都嘘寒问暖。有一天靠近中午，我的儿子安伦在院子里玩，不当心被铁门夹伤了手指，鲜血直流，我当时不知所措。幸亏马先生刚从学校顺便来看我，马上让司机送我们上医院，找了他认识的一个很有名的外科大夫替安伦消毒、缝针。马先生一直陪着我们，又送我们回家。第二天马太太又来探问安伦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