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的音乐活动研究】 亚洲皇家学院

　　４０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西方文化在中国作为强势军事和经济推动下的一种强势文化，与中国文化也呈现出一种双向交流的局面。一方面，中国的一些有志之士逐渐认识到学习“西学”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师夷之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导下主动学习西方文化，为我所用，进而创造新文化；另一方面，为了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许多在华外国人开始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进行分析与研究，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以下简称“文会”）即是中国近代一个重要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心。
　　文会于１８５７年在上海成立，是１８２３年在伦敦成立的旨在研究亚洲科学与文化的专门机构——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细亚学会（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Ｉｒｅｌａｎｄ）在亚洲所设１１个支会之一。①文会的宗旨即“调查研究中国”，在１８５７—１９５１年间，文会设有理事会，建有图书馆、博物院，编辑出版《会报》，并开展了自然、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商业等诸多领域的]讲活动，部分讲稿在会报上刊载，产生一定影响。１９５２年，文会关闭，由上海市文化局接收。文会的设立无疑为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提供了绝好的活动平台，]讲活动的频繁举行、会报的如期刊载都为此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中关于中国音乐理论方面的]讲与著述，对于研究近代外国人对中国音乐的认识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一、]讲活动与文会会报中的音乐文献
　　文会关于中国音乐方面的]讲题目（及其]讲时间）主要有８篇②：
　　帅福守（Ｅｄｗａｒｄ Ｗ．Ｓｙｌｅ）《中国音乐记谱法》（Ｏｎ ｔｈｅ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８５８年２月１６日）；帅礼（Ｓｙｌｅ．Ｒ．）《中国的音乐》（Ｔｈｅ Ｍｕｓ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１８５８年４月２０日）；秦镇西（Ｂ．Ｊｅｎｋｉｎｓ）《中国古代音乐》（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Ｍｕｓｉｃ，１８６８年６月９日）；德呢克（Ｄｅｎｎｙｓ，Ｎ．Ｂ．）《中国乐器简介》（Ｓｈｏｒｔ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ｕｓｉｃ，１８７３年１０月２１日）；李提摩太（Ｔｉｍｏｔｈｙ Ｒｉｃｈａｒｄ）《中国音乐》（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ｕｓｉｃ，１８９８年１１月１６日）；金斯密（Ｔｈｏｍｏｓ Ｗ．Ｋｉｎｇｓｍｉｌｌ）《中国的音乐》（Ｔｈｅ Ｍｕｓ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１９０８—１９０９年）；裘毕胜（Ｇｉｂｓｏｎ，Ｈ．Ｅ．）《商代的乐器》（Ｍｕｓｉｃ ａｎｄ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ｇ）（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８日）；来维思（Ｊｏｈｎ Ｈａｚｅｄｅｌ Ｌｅｖｉｓ）《中国音乐的基础》（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ｕｓｉｃ，１９３７年３月２５日）。
　　]讲是文会的主要活动之一，规定每月一次，并且所有来稿必须由理事会决定是否具备]讲资格或能否在会报刊登。自１８５８年文会会报第一册出版以来，共出版会报１０９册、６３３篇文章，其中艺术类文章２５篇，音乐类占７篇。③在文会的]讲稿中，帅福守《中国音乐记谱法》于１８５９年５月刊载于会报；秦镇西《中国古代音乐》于１８６８年１２月刊载于会报，全文用１１个章节对中国古代音乐的本源、仪式音乐、音乐的结构等加以阐释；德呢克《中国乐器简介》于１８７４年刊载于会报，详细介绍了中华民族的７９种乐器，内容包括形制、材料、功能、]奏方法、用途等，每种乐器还有附图；金斯密《中国的音乐》于１９１０年刊载于会报，对中国音乐的音阶结构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尤其是对琵琶指位与音阶结构的分析，应属研究这一内容的西文著述之第一人；裘毕胜《商代的乐器》于１９３７年刊载于会报；来维思的]讲则是基于其专著《中国音乐艺术的基础》（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Ａｒｔ）。
　　从文会会报的著述来看，外国人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已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例如，于１９０８年刊载于会报的慕阿德（Ａ．Ｃ． Ｍｏｕｌｅ）的《中国乐器综录》（Ｌｉ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ｏｕ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仅导言部分就引征有《律吕精义》、《文庙乐书》、《御制律吕正义》、《琵琶谱》、《文庙祀典考》、《文庙丁祀谱》、《阙里纂要》、《七修类稿》、《增补事类赋统编》、《对相杂字》、《尔雅图》、《康熙字典》等文献④，其治学态度之严谨可见一斑。
　　再如，于１９２８年刊载于会报的美国教师费尔朴（Ｐｈｅｌｐｓ，Ｄｒｙｄｅｎ Ｌ．）《音乐在柏拉图与孔子德育体系中的地位》（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Ｍｕｓ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ｏｎ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以孔子之“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为文章的开始，从美学、教育学等多重角度对中国音乐的社会地位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与研究，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中国文化了解之深。
　　二、代表性著述简评
　　（一）帅福守《中国音乐记谱法》
　　帅福守（１８１７—１８９１），美国圣公会传教士，于１８４５年到上海传教，是文会的创始人之一，并为文会筹建图书馆捐赠了大量个人藏书。他非常重视音乐在传播福音活动中的作用，在１８５８年２月１６日进行的题为《中国音乐记谱法》的]讲稿于１８５９年５月刊载于第二期《会报》，该文通过实际谱例，对中国记谱法中的工尺谱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１．主要内容
　　文章伊始，作者通过引用杜赫德（Ｄｕ Ｈａｌｄｅ）《中华帝国全志》中对中国音乐的评价“他们没有音符，也没有任何音调差异的指示，声音的高低以及其余构成和声的各种变化：他们]唱或]奏乐器的调子只能靠死记硬背和用耳朵听来学习”，借以说明虽然“只单纯地限于中国普遍使用的记谱法这一话题”，但仍然是非常困难的。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