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张爱玲:洞见或偏执:张爱玲十大爱情名言

　　摘要：考察张爱玲与南洋的渊源，从《白玫瑰与红玫瑰》与《倾城之恋》两个文本探究其中的南洋话语，可见南洋在张爱玲笔下是一种文化与身份的双重缺失，是沉默不开化的，表现了作者的东方后殖民心态，借此作者也表达出寻找民族身份的主题。
　　关键词：后殖民；南洋；双重缺失；寻找身份；
　　
　　如果说上海与香港是张爱玲的受业与成名之地，是其日后津津乐道和不断呈现的风景，那么南洋则一直沉默不语。本文中的南洋即现在的东南亚国家，包括新加坡、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从文学的角度看，“南洋”更多是一种观念性、参照性的存在，它较之“东南亚”多了一种诗意的文学联想，同时也包含了一种同中国的关联，东南亚一带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尚属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而南下的华人也都还心系家邦，“南洋”一语更能传输他们的心态。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南洋在张爱玲的小说、散文和回忆录里时有出现，在考察她与南洋的渊源时，港大与其母亲黄逸梵是两个无法忽略的因素，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上世纪的上海书报及影视传媒业，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其华洋杂处的社会文化氛围对张爱玲南洋形象的建构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一
　　1939年，张爱玲以远东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伦敦大学，后改入香港大学，此前的圣玛丽亚女校及港战后的圣约翰大学教育，为张爱玲作品的笼上一层西方色彩，而港大所接触的人事，为南洋进入其写作视野提供了某种契机。1942年，在新加坡的黄逸梵生死未卜，其男友一年前已死于战火。在与母亲的书信往来中，张爱玲未尝没有对南洋形成一种文化上的认识。她在《对照记》中描述过母亲与东南亚的交集。1936年，黄逸梵绕道埃及与东南亚回国，在马来亚购买制作手袋的皮革，上海成为孤岛后去了新加坡，1948年，黄逸梵在马来亚侨校教过半年书。在港大，她还结识了此后半生的女友炎樱，炎樱的母亲是天津人，父亲是锡兰人（今斯里兰卡）。炎樱是一位奇异的女子，爱好画画，喜欢服装，聪明而富有才华，张爱玲《传奇》的封面都是由她设计的。炎樱虽不太懂中文，可她奇异的言行举止，深得张爱玲赞赏。在《炎樱语录》中作者写了炎樱的睿智和大胆，以其为题材的散文有《双声》、《我看苏青》等。1955年，张爱玲乘坐轮船到了美国，是在其介绍下搬进了哈得逊河附近的慈善机构的女子职业宿舍。笔者认为，南洋进入张爱玲的研究视野，与炎樱有很大关系。炎樱个子小而丰满，黝黑的皮肤和会撒娇的眼睛，张爱玲笔下的娇蕊则是“她的肉并不多，只因骨架子生得小，略微显胖了一点。”这一形象应是以炎樱为原型的。张爱玲笔下涉及到南洋的散文片段有：
　　苏雷珈是马来半岛一个偏僻小镇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肤，睡沉沉的眼睛与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的受过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她是天真得可耻。她选了医科，医科要解剖人体，被解剖的尸体穿衣服不穿？……这笑话在学校了早出了名。
　　从中不难看出张爱玲对南洋的不无调侃。他们的皮肤为棕黑色，他们娇生惯养吃不了苦，他们懒惰、怯弱、无知，在精神上苍白无力，“天真得可耻”，其文明如同“在蒸闷的野蛮的底子上盖一层小家气的文明，像一床太小的花洋布棉被，盖住了头，盖不住脚。”他们是“思想上无家可归的”，“没有背景，没有传统”，在与现代都市文明的交接中，很容易让人产生羞耻伤恸感。她在《到底是上海人》写道：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夸瓜，像代乳粉的广告。
　　毫不掩饰地表示对上海人之通和有分寸的坏认同，印度与马来人的黑瘦，与上海人的白胖相比较，几乎就是落后与文明、健康与病态的象征。作者认同月女，不仅由于两人相似的家庭不幸，也因后者持与自己相近的文化立场，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南洋的文化态度。应该说，她划出了一个优与劣的圈子，属于南洋的则属于贬抑的对象。
　　二
　　《倾城之恋》与《白玫瑰与红玫瑰》中的南洋话语更能体现作者的意图。《倾城之恋》中范柳原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华侨，有不少产业分布在锡兰马来亚等处。在英国出生，歧视中长大的范柳原，受到西洋文明熏陶和教化，在家族中处于尴尬的处境，父亲离世后，庶出的他难于成为家族的正宗继承人，而私生子的他要在法律上确定自己，也有种种棘手之处。范柳原身在异国长期漂泊，被洋人视为“华人”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找不到自己的根和自我认同感；回到祖国，又“不能算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种迷失在中西文化空白带的边缘人身份和对父母之邦故土情结的寻求认同，使他很快被“善于低头”，具有“真正的中国女性美”的旧式闺秀白流苏所吸引，期翼从这位具有传统风韵的“真正的中国女人”身上找到明晰自己暧昧“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感。范柳原认祖归宗，其根就在中国，无论多久，也会淹没在其精神深处。文本中范柳原表现出对马来森林的向往，这只是对异域风光的凝视，在那里流苏不能穿西装与旗袍，甚而找不到与马来森林取得一致步调的服装，暗含了它与文明社会的不合时宜，既没有历史传统也没有可以穿越过去的未来，是后殖民文学中特有的东方色彩的展示。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出身寒微的振保出洋得了学位。巴黎的一个妓女是其生命中的第一次女性经历，然而“就连这样的一个女人，他在她身上花了钱，也还做不了她的主人。和她在一起的三十分钟是最羞耻的经验”，“他最讨厌的还是她的不放心”，离开时，振保在镜子里看到“那是个森冷的，男人的脸，古代的兵士的脸。”神经上受了很大的震动，种族歧视连同清苦的留学生活使其暗下决心，在袖珍世界里，要做绝对的主人，于是有了后面无时无刻让他有操纵感的妻子烟鹂。爱丁堡的初恋情人玫瑰虽与振保有过一段挚情，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去。对有英国血液的玫瑰，他的拒绝未尝没有巴黎的那段屈辱经历，文化上的不对等难以保证感情上的平等相处。回上海的他，暂居在同学王士洪的公寓，主人的太太娇蕊是新加坡华侨，她的“脸是金棕色的”，这是亚热带特有的肤色。作为华侨，娇蕊受过高等教育，却并没有完全融入中国，王士洪评价她：“你别看她叽哩喳啦的——什么事都不懂，到中国来了三年了，还是过不惯，话都说不上来。”[14]当振保称呼娇蕊为“王太太”时，她不满地回答：“佟先生，别尽自叫我王太太。”，她转身把一个纸条子送到他跟前，笑道：“哪，我也有个名字。”不同于传统中国女性，婚后自觉躲在丈夫的背后，连姓氏、名字都不复存在，娇蕊有着明确的自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