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龙泉窑青瓷的艺术美_宋元龙泉窑青瓷牡丹纹盘拍卖价格

　　宋代青瓷不仅名窑遍布南北、不同窑口所形成的艺术风格争奇斗艳、各领风骚，它们或在釉色，或在质料、装饰手法及追求似玉的效果上，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几大名窑中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以釉色取胜，耀州窑利用胎、釉的特点，以刻花、印花和划花等表现手法装饰瓷器。宋代青瓷艺术风格的多样化，还表现在追求厚釉失透的效果，这一重大成果由龙泉窑制瓷匠师所完成，厚釉失透的工艺美使龙泉窑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色。
　　龙泉窑在今浙江省的龙泉县，宋人庄卓在《鸡肋篇》中就已提到：“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廷制样须索，益加工巧”。据窑址调查和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考古发掘表明，龙泉窑创烧于北宋，它是在越窑、瓯窑、婺州窑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处于北宋早期初创时代的龙泉窑青瓷，胎体粗厚、胎色灰白、釉色淡青、釉层较薄；器物以盘、碗、壶为主，钵、罐也少量烧制；纹饰有波浪、蕉叶、团花等，表现手法多以刻花为主、并辅以蓖点或划纹。这时无论是釉色或造型、装饰，与越窑器物的特征相似。《鸡肋篇》中所谓钱氏贡瓷来源于龙泉窑之说是不能成立的，但从接受越窑影响这一特点来说，从中我们却能悟出龙泉窑与越窑之间的继承关系。
　　宋时，随着越窑、瓯窑趋于没落，北宋中期以后，地处浙南的龙泉窑迅速发展，南宋时取代了越窑的地位。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器型较早期明显增多，碗、盘以外，同一品种的瓶形器，在形制上也有多种样式。以龙泉窑居多的“堆贴龙虎瓶”，是宋代瓶类器物中广为流行的一种造型，不同的是龙泉窑制品大都有盖。这种瓶于肩部堆塑着一条盘曲舞动的蟠龙(图一)，这一独特装饰处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堆贴龙虎瓶有别，五管瓶的肩部有向上直立的五管(图二)。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一件，贺利女士通过观察，五管不通瓶身，因此她认为：“并不是有人所说的田间劳动者用麦秆穿管共饮，此乃祈求死者吉祥的随葬品”。(见外文出版社和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陶瓷艺术》，2011年)这一新品种，显示出制瓷匠师在造型上不拘一格的构思。这时的装饰普遍采用刻、划花，装饰纹样有莲花、牡丹、水波、游鱼及缠枝花草，并多点缀蓖纹，再题材内容上与耀州窑青瓷具有共同时代特点，但刀法则不如耀州窑青瓷那样粗犷、犀利。
　　靖康之变，南宋迁都浙江临安以后，宫廷需要的瓷器由于官窑产量有限，一部分不得不仰仗龙泉窑来供给。此外，南宋朝廷为增加财政收入，以发展对外贸易为基本国策，海外贸易的发达给制瓷业以强大的推动力。随着外销量的激增，致使龙泉窑的生产达到鼎盛时代。
　　南宋龙泉窑制瓷匠师吸收了南宋官窑的特长，革新生产工艺，烧制出白胎和黑胎两种精美的青瓷，但数量上以白胎器物为多，约占90％以上，代表了龙泉青瓷的基本特色。白胎青瓷：胎质细腻致密、胎色灰白，釉面无开片。黑胎青瓷(图三)：胎色灰黑，俗称“铁骨”，釉面多有开片。金村、溪口等窑址发掘中，两类青瓷残片多出土在同一层次中。因此，可以肯定是同一瓷窑所烧造的两种不同的产品。黑胎青瓷由于其胎色和开片所具的特征，有被认为是当年哥窑所生产的器物。但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龙泉窑黑胎青瓷和哥窑胎、釉的化学组成和显微结构测试的结果，表明两者有一定的差别，否定龙泉窑黑胎青瓷为哥窑的产品，它们与传世的哥窑无关。
　　宋代崇文抑武，文化的普及程度相对较高，加之书画艺术的发展等多种因素，促使社会对文具需求量的增长。至南宋时，龙泉窑不仅生产日用器皿，还烧制诸如水盂、水注、笔筒、笔架、砚滴等文房用具。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南宋龙泉窑青瓷船形砚滴(图四)，高9.1厘米、长16.2厘米，宽6.5厘米，是拟形器的佳作。砚滴做成浮置水面上的一条行船，船上仓棚、护栏毕具，而船中部身披蓑衣的艄工欲取斗笠的细节，使作品更增添真实、动人的情趣。船形砚滴以船舱为腹，腹之中空便于贮水，平缓的船头为出水口，体现出了使用者把玩、观赏时的审美取向。此外也生产供器、塑像和艺术瓷。而棋子、鸟食罐的烧制，表明南宋时龙泉窑青瓷造型的变化，更进一步适应和迎合社会文化与有闲阶层的多种需要，不断地开拓和日益丰富起来。宋代存在的复古思潮，在文学艺术上均有表现，它对工艺美术品也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陈设品的制造方面反映更为明显。而宋代金石学的诞生、对青铜器的研究，更使宋瓷出现了不少仿古造型。与时代风尚相吻合，南宋龙泉窑青瓷也专门烧造用于陈设的仿古青铜器，诸如鬲、觯、觚、投壶等；仿古玉器有琮式瓶(图五)，是两宋时其他仿古瓷窑所不见的特殊瓶形器，它乃仿照周代礼器玉琮的形制烧制而成。在制瓷艺术领域中，这种别开生面的方形器，打破了传统瓶形器的瓶身作圆形、卵形等形制，全部使用挺拔的直线，其四边的棱角毕露，高矮宽窄相宜，颈部和底部采用圆柱形，与瓶体本身形成方圆的对比。瓶身每壁中间的二条竖直线，与左右众多横短线统一在一个基调中，使整个造型形成安定、稳重、庄严大方的特色。
　　南宋时龙泉窑凭藉瓯江和松溪可以直通当时通商口岸温州和泉州的地理优势，在国内外市场的双重刺激下，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窑场迅速发展，很快波及到邻近的丽水、云和。庆元、遂昌、缙云、武义、永嘉、泰顺、文成等县，且影响及于江西、福建两省的一些地方，到南宋中期以后，在南方形成一个窑场众多、专门烧造青瓷的庞大瓷窑群体～龙泉窑系。
　　随着各地群相仿制龙泉窑青瓷，南宋龙泉自身，多数器物则更以通体不施纹饰创烧出著名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两大品种，从而形成其独特的艺术风格。粉青釉和梅子青釉的问世，乃进一步发展了厚釉的技术，应该说这是新品种烧制成功的重要基础。青釉瓷器自商代出现原始青瓷以后，器物表层所施的都是一种石灰釉。龙泉窑青瓷在南宋以前和各地烧制青瓷的窑场一样，也是采用石灰釉。石灰釉的特点是高温粘度比较小，在高温下烧成时易于流釉，故釉层都显得比较薄，一般都在0.5毫米以下。这类瓷釉透明度高、釉面的光泽比较强，看起来往往感到一览无余、缺乏一种观赏不尽的韵味。至南宋，龙泉窑制瓷匠师大胆地进行探索，在釉料的配方中进行创造性变革，将几千年来所惯用的石灰釉改用石灰碱釉。“东汉至五代是靠石灰引入作为熔剂性原料，可以说是‘石灰釉’，而宋代引入了含氧化钾量比较高的原料，降低了釉中石灰的用量，形成了石灰碱釉”(叶宏明：《浙江历代陶瓷名窑工艺的研究》，浙江省科技协会，1979年)，从而打破了传统石灰釉一统天下的局面。“石灰釉，CaO的含量高达15％左右，南宋晚期创制的石灰碱釉，CaO含量降低到10％左右”，这种瓷釉由于釉料配方的变化，高温粘度显著提高，在高温中比石灰釉来得粘稠，所以在烧成中不易流釉。随着粘度的提高，器表就能厚挂釉，进而在施釉方法上也能得以改进、可以多次施釉。“我们在金村、大窑、溪口等地的窑址中发现的生烧坯和素烧坯标本，胎呈红色较硬，厚厚的没有烧成的釉作白色的粉末状，明显的氛围三层或四层，证明当时为了一件釉层丰厚的瓷器，需要经过三、四次上釉”。(朱伯谦：《龙泉青瓷简史》见《朱伯谦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出版)为了追求厚挂釉，南宋龙泉窑粉青瓷釉层的厚度都在0.5-1毫米之间、梅子青釉的厚度更大，一般能达1.5-1.8毫米，比普通的青瓷釉厚几近一倍左右。釉层肥厚，釉色泽显得均匀，故釉的浓度也大为增强。这正如我们日常见到江河、湖泊时，其水深则使青色有所增强的原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