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救急与治本_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

　　未来中国经济需要以高质量增长作为标志，从高速到高质的转变，不仅需要救急之策，更需要治本的魄力与智慧。调整经济结构，启动内需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的共识。　　央行在一个月之内连续两次降息，CPI持续回落，创29个月内新低，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回落，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时代或许已经结束，7％左右的中速增长时代来临。高速增长曾经是中国经济最大的亮点，未来中国经济需要以高质量增长作为标志，从高速到高质的转变，不仅需要救急之策，更需要治本的魄力与智慧。
　　自5月份，发改委加快项目审批，一些投资近千亿的项目上马，关于新的经济刺激计划的说法就不断传出来。而央行连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增加货币供给，“稳增长”重新坐上经济政策的头把交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期在一系列调研活动与座谈会上提出“稳增长”的说法。尤其要在铁路、市政、能源、电信、卫生、教育等领域抓紧做几件看得见、鼓舞人心的实事，以提振投资者信心。
　　投资领域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阵地，也是扭转经济下滑的最有力杠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成功地实现了保八的目标，随后，中国经济增长率一直在8％以上的高位上运转，与欧美低迷的经济增长相比，中国一跃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4万亿刺激计划以及30多万亿的银行贷款保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当然，任何收益都是有成本的，在过去几年中，产能过剩、内需不振的结构性难题并未解决，房价翻番上涨，成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也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隐忧。
　　自上个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一度大行其道，依靠货币与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做法为各国政府所信奉。但坐在直升机上撒钱的做法更多的是一种救急之策，是防止一个经济体陷入通缩的强心针。与中国央行降息同时进行的是，欧洲央行降息，英国央行保持低利率水平，释放更多流动性，在经济萎靡不振之际，各国央行似乎除了开闸放水之外别无良策。
　　在一个高度货币化的经济体之中，货币政策的任何微小变化都可能引发金融市场的蝴蝶效应，改变投资者与消费者的预期，进而引发价格的波动。瑞典学派的奠基者维克塞尔注意到，价格的波动可以分为相对价格的变化与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化，前者可以在货币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实现不同行业的财富转移，而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化多半是由于货币总量的调整或者金融市场的波动。一般价格水平的波动最直观的就是CPI的变化，正常的利率水平应该与一般价格水平的涨落相匹配。货币政策的核心任务在于保持货币购买力的稳定，将货币政策视为刺激经济的手段，或许是对货币的误解。
　　过量的货币投入，在很多情况下都会鼓励投机活动，造成表面繁荣，最终可能会引发信用过度扩张、信用混乱与危机。维克塞尔100多年前的忠告在今天显得更具有说服力。在通常的观念中，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给，价格上升，经济增长提速，这也是依靠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理论基础所在。但是从现实的经济过程来看，这样的论断显得过于机械和一厢情愿。维克塞尔指出，货币政策的效果在更大程度上要看货币的增加供量流入经济系统中的路线而决定，这与后来奥地利学派米塞斯的观念不谋而合。
　　4万亿的刺激计划及其连带的信贷扩张造成了流动性的泛滥，广义货币存量M2与GDP之比一直在180％上下徘徊。在货币洪流之下，投资坚挺，尤其是以政府主导的投资快速膨胀，换言之，投资成为货币之水进入经济系统的最主要渠道。在外贸下滑的背景下，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50％，房地产成为吸纳过分充裕货币的大海绵，过去5年中，房地产的涨幅使得房地产的市值与银行资产旗鼓相当，说明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与房价紧紧绑定，系统性风险在不断增加。此轮经济危机中，无论美国还是爱尔兰、西班牙的麻烦都与房价崩溃有关。活生生的例子，中国不可不察也。
　　因为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举足轻重的地位，央行放松银根的政策一经出炉便被解读为房价上涨的信号。在过去几年中，房价飙升，之前一段时间的调控，使房价上涨趋势得以控制，但严厉的调控政策稍有松弛，就可能引发消费者“恐慌性”购买，房价上涨的心理预期迫使消费者入市购房，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经济增长不仅患有投资依赖症，更具体地说是房价上涨依赖症。近期，与基建相关的水泥股表现优异，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的隐忧与软肋。
　　调整经济结构，启动内需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的共识，但即将开始的稳增长计划中，投资仍是一枝独秀，路径依赖效应已成痼疾。从长远而言，中国经济增长的希望与基础在于市场体系的发育，只有生成一张完善而绵密的毛细血管系统才能有效吸纳货币之水，保持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结构性减税，也是一种投资，既是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资金投入，也是对市场理念的坚守。
　　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这才是市场经济的法宝。救急永远不能压过治本，况且还有诸多选择。
　　（慧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