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的年轻人:年轻人不要玩核桃

　　这是台湾某家代工品牌香港股东会的现场，一群年轻人在这里聚集，举起了“血汗工厂”的牌子，高呼“工人不是机器”，和这里金碧辉煌的布置，以及即将公布的年度骄人业绩，格格不入。
　　而几乎同时，企业的主席正在会议室里掷下豪言壮语：我们不怕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来了才好，这才能看出谁更有力量！
　　年轻人毕竟无法与企业主席匹敌，晚间新闻和第二天的报纸上，年轻人的口号声被彻底淹没在企业主席的豪言壮语中。
　　完全不同的生活
　　2005年，Perry创办了大学生监察无良企业的行动组织，简称SACOM。这个非政府组织关注的，是内地在外企打工的工友们的状况，帮助他们从工伤赔偿到争取合理工资工时等诸多方面维权。这些香港人，从此投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1990年代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的Perry，念书时就是活跃在社会前沿的积极分子。1996年深圳致丽大火改变了她。那是一家港商投资的玩具制造企业，帮一个意大利高端品牌做代工。一场大火袭来，无辜的工人们没了性命。火灾后，Perry跟一些朋友去了河南农村，看望那些死去工友的家属，他们的悲痛、无助和绝望。那一刻，那些高价玩具背后资本的冷酷，暴露无遗。
　　在物质高度发达的香港，生活所需的一切来得都太容易，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到。Perry属于70后，出身于不折不扣的工人家庭。可即便这样，刚开始走进内地工厂的时候，她还是无法想象工友们面对的生活。
　　“10年前约工友吃饭聊天，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为什么？因为他们一个星期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只能是用来补觉，你都不忍心去打扰他们。”Perry说，“现在好多了。双休日子里，他们有时间和你吃饭、聊天、喝啤酒。”
　　薪火相传
　　Perry刚开始是帮受了工伤的工友们争取利益。学习内地的《劳动法》，对这个大学精英来说并不困难，难的是，很多时候并不是有理有法就可以得到想要的赔偿。为此，她不知有过多少次的失望、沮丧甚至绝望。Perry说：“有一次切纸的工人切断了手指，我们陪他打官司，赢了，但公司不肯赔，我们抗议，公司不理；我们去公司在香港的展会现场抗议，还是不理；后来知道公司在瑞士搞展览，我们就联合当地的相关团体，一路追去瑞士，公司终于答应赔偿。”这一路如果只靠工人自己，几乎不可能达到目的，“所以，坚持就有希望。”
　　SACOM的经费主要靠各方面资助，只能勉强聘请两位全职员工，帮忙整理报告、联络媒体和组织行动。这些年来，参与行动的大部分成员都是义工，一批又一批，薪火相传。
　　莹琛也来自工人家庭，刚从香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毕业。她说，自己得益于香港政府的资助，可以到港大就读，所以她也想帮助弱势群体，让他们也有机会受到好的教育，拿到相对公平的薪水。她在一次活动中认识了SACOM，她说，看到SACOM才知道，原来香港的大学生，并不都是势利的。
　　工友的生活
　　依依是SOCAM的干事，以前是香港一家主流报纸的资深记者，采访的大多是耀眼光环下的人与事。两年前，她离开报社，想换一个角度看世界。这一天，我随她去深圳一个工业区探访工友。
　　从香港过关，搭车一个半小时，我们来到了这个工业区。这里是国人引以为傲的世界工厂，远离香港、远离城市。柏油马路崭新笔直，但只是通往厂区和宿舍。这里没有地铁，极少巴士，自成一城。白日里，一整天都没什么人，傍晚时分，成群结队的工人从工厂大门里走出来，这里才慢慢热闹起来。街边的小店里，播放着流行歌曲，路边一字排开的小摊，卖的都是廉价货。
　　十七八岁离乡背井的年轻人，最好的年华都抛掷在这里，他们得到的是什么？
　　在厂区外一栋住宅楼里，我们见到了来这里打工五年的张大哥。他租的这间房大约有10平方米，有独用的卫生间和厨房，每个月租金要380元。
　　张大哥的工作每天要站八个小时，除了吃饭时间，只有一次20分钟的休息。虽然早前工厂因深圳调高最低工资而增加了底薪，可是加班的时间大大缩短，他的收入反而减少了。为了省钱，他很少在外面吃饭，平时就买几元钱的菜，自己做饭。他给我们看一个月2000元的工资单，扣掉房租及每个月寄回老家1000元后，所剩无几。
　　如今，这家厂招收新人的底薪是1800元，九个月试用期过后，加到2000元。他在这家工厂做了五年，没有升职也没有加薪。依依说，她也见过很多内地的大学生，毕业出来的薪水也很低，“但他们至少还有希望。可是工友们呢？他们看不到出路，也没有未来。”
　　张大哥和我们聊天，也没有什么抱怨的意思。他理解自己的处境，“我不会拍马屁，就只能这样打工。”他所在的工厂，近年来生产了一代又一代最新科技的电子产品，手机、电脑、mp4，可他一件也没用过。他想家，可是并不愿意回去，他3岁女儿的容貌，在他脑海里已经模糊难辨。依依后来问我，他不该有梦想吗？用一下自己参与生产的Ipad，看看到底有多方便，可以如何拉近他和家人的距离？如果他有梦想，他不会变成这样。
　　全球化反思
　　Perry说，在内地农村，人们热议的话题是留守儿童。
　　在东莞乡下，Perry问那些笑容可爱的孩子，想爸爸妈妈吗？孩子们立刻收起笑容大哭，“真的是‘立刻’，”Perry说，“也有一些孩子，对父母已经没什么印象了，表情很冷漠。”
　　Perry的为内地工友维权之路，一直都遇到质疑，“这样做有用吗？”这是人们最常问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也困扰Perry他们。因为背后牵扯的，是对经济全球化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