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藏安康_独家发布:任新建:为什么说"治藏必先安康"

为什么说“治藏必先安康”

－－“安康稳藏”之史思

任新建

一 、 康 藏 的特点

“康藏”，是“康巴藏区”的简称，亦简称为“康区”。在藏族传统地理概念中，将我国藏族聚居之地分为卫藏、安多、康（康巴）三大区域。这三大区域的划分，并不是一种行政地理区划或自然地理区划，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三大区域在历史与文化上的差异。“康”的地域，按传统概念一般指大渡河以西，丹达山（或鲁共拉）以东，巴颜喀喇山以南，高黎贡山以北的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地区。即现今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一部分、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等一带地区。清光绪三十二年专门设置一个相当于省级的“川滇边务大臣”管理这一地区。故历史上又称此区为“川滇边”。后来因滇边（即今迪庆州地方）仍隶云南省，故只称为“川边”。清末对此区进行“改土归流”后，筹建行省，因为该地为古“康”地，又在我国西部，故取名“西康”。民国时期在此基础上建立西康省。通常所称的“康藏”地方，主要指清末筹建西康省的这一地区，亦即民国西康省的“康属”地区。

康藏地区与卫藏和安多藏区历来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域。虽然由于地缘因素和宗教因素，各区之间有较大的文化共性，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但由于历史、地理、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不同，康区与西藏的差异性亦十分明显。这些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康藏地区所具有的以下特点：

1、地缘位置特殊。康藏地区地处川、藏、滇、青四省区接合部，幅员广大，资源丰富，是“川藏门户”和联系西藏与祖国内地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桥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清代以来更为“治藏之依托”。

2、民族成分复杂。康藏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是我国历史上“民族走廊”的核心地带。在我国历史上，氐羌系族群南下，越、濮系族群北上，汉族西进，藏族东渐 ，大多经由这一地带。不同的族群在此交汇、留居、繁衍、交融，使得康藏的族群渊源复杂，成分众多。公元七世纪吐蕃崛起于青藏高原后，唐蕃在康区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后康区大部没入吐蕃，经血缘的交融和文化的催化，逐渐形成“康巴藏族”。宋代以来随着 “茶马互市”兴起，康区成为汉藏贸易枢纽地带，伴随贸易的发展，许多不同民族的人汇聚于此，他们与藏族一起和谐共生，相互依存。形成了以藏族为主体，多民族兼容共存的格局。

3、政治长期内属。康区是较早归属于中国版图的民族地区之一，早在秦代，中央王朝巳于康区东部设置郡县。汉武帝开西南夷，置沈黎郡，其境界西达雅砻江，康东之“牦牛夷”部俱为所辖。此后，除吐蕃统治的一百多年外，康区长期内属。

4、社会形态多样。康区部落众多，相对封闭。自元代起，康藏大部分地方实行土司制，但也有少部分地方为“政教合一”制（如昌都、察雅、木里等地），还有少部地方是“不服王化”的所谓“野番”部落（如俄洛色达等地）。此外，在一些地方还保有母系社会制度（如扎巴地区）和父系氏族公社残余（如三岩），以及“骨系”氏族部落等社会形态。

5、文化多元复合。康巴地区因横断山地理原因，形成许多相对独立封闭的人文地理区域，为许多长期居处一隅的族群保存固有的文化传统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因而此区的文化特别丰富多元，以藏文化为主的各种文化在此兼容并存，保留了许多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6、宗教信仰复杂。康区虽然和西藏一样普遍信仰藏传佛教，但却不像西藏那样一派独尊，而是对各个教派包容共尊。尤其是康巴人深厚的本教信仰习惯，不但使本教在康藏地区根深蒂固，也使崇尚旧密的红教（藏传佛教宁玛派）特别兴盛，一些类似本教的民间宗教也很流行。儒教、道教与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在这里也名有一定信众。世界几大宗教与藏传佛教各个教派齐聚于此，并行不悖，堪称宗教上的奇观。

二 、“治藏必先安康”的由来

近代以来，随着“西藏问题”的出现和西藏地方政府企图将康区纳入 “大西藏”图谋的发展，康藏地区变得动荡不安，社会政治也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产生了诸如瞻对事件、凤全事件、理塘事件、德格事件、改土归流、川军进藏、藏军东侵、康藏界争、大白之役、诺那事件、格桑泽仁事件和西康建省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统一和藏区的稳定，以致有“治藏必先安康”之说的出现。剖析这些事件发生和发展的背景，可以清晰地看到帝国主义侵藏和西藏民族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是导致康藏地方政治动荡和民族冲突的主要原因。清政府和民国政府为维护主权和国家统一，而进行的改土归流和西康建省等举措，尽管有许多缺陷及错误，但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它在中国近代史上毕竟起到了有效地遏制“藏独”图谋，保障了国家统一的重要历史作用。可以说，一部康藏近代政治史，实际上一直紧紧围绕着分裂与统一的主题而展开。它留下的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至今仍有重要价值。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在侵入我国东北、东南、西北等地的同时，也对西藏、川边和云南一带西南边疆地区伸出了魔爪，它们凭籍不平等条约，派出许多人以传教、探险、游历为名侵入这些地区，收集情报、测量地形、绘制地图，积极为侵略战争作准备。尤其是英国与俄国为了“打通亚洲大陆桥”的战略需要，争相对我国西藏发动侵略。英国侵略者为了敲开西藏的大门，竟于1888年和1904年，两次悍然发动武装进攻,侵入西藏。由于清政府在对待英国侵略的态度上十分软弱，加之有泰等驻藏大臣昏庸无能，对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反对英国侵略的斗争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横加压制。因而使清政府在藏的威信受到极大损害，清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矛盾加深。沙俄乘机利用打入达赖身边的间谍德尔智(又名多尔吉也夫)，诱惑十三世达赖投靠俄国，寻求支持。在“英俄交相窥藏”，达赖“又生外心”，“藏事岌岌可危”的形势下，清政府为了“固川保藏”，决定实施“经营川边，筹建行省” 的战略。

经营川边，当时有两大障碍，一是 “瞻对问题”，一是土司割据势力。

所谓瞻对问题，即围绕瞻对（今四川新龙县）的归属问题而产生的川藏之间、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瞻对本为川属土司地方。同治四年（1885），西藏派兵协助平息该地工布郎结之乱后，清政府将其地赏给达赖管理，成为西藏地方政府在四川境内管辖的一块“飞地”。近代以来，西藏分裂势力以瞻对为桥头堡，妄图实现“大西藏”的迷梦，它们利用驻瞻藏官及所驻兵力，干涉川边行政事务，侵占地方，控制土司，鱼肉人民，怂恿和支持川边寺院对抗清政府，挑起一系列动乱。瞻对成为川边“祸乱之源”。

土司制是封建王朝 “以夷制夷"政策的产物。采用对当地部落首领人物“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使其“易为统慑，奔走唯命”的羁縻政策 。清王朝继承了元、明的土司制度，在川边设大小土司120多个，土司除向清政府缴纳一定的贡赋和偶尔奉调出征外，平时只要求它恭顺不叛，保境安民。这种土司羁縻政策、对清王朝来说，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民族杆隔，维持了边地的安定，但由于土司享有极大的自主权，俨然是自巳领地内的小皇帝，其桀傲者往往妄自尊大，对邻近部落滋扰、劫掠，甚至兼并，造成边地的动乱。当清政府强大之时，土司们大都颇为恭顺；遇有抗命或叛乱者，清政府则不惜劳师糜饷，派大兵征剿，务必使其慑服听命。（如乾隆之大小金川战役，雍乾嘉三朝对瞻对的讨伐等）。但当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衰败不堪之际，土司们早己不再恭顺听命，往往夜郎自大，为所欲为。而清政府这时也无力征剿，难以威慑。各级官员“惧开边衅”，对土司“悖逆”之事或隐匿不报，或敷衍塞责，更增长了土司割据的气焰。加之驻瞻藏官的威逼利诱“川边土司弱者，慑其成而甘于输纳。强者，怙其势而恣为奸横，几若只知有藏，而不知有川”。土司势力此时巳成尾大不掉之势，清政府的政令根本无法推行。

因此 ，“收回瞻对”和“改土归流”便成为经营川边之首要任务。

本来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四川总督鹿传霖就首先提出了将瞻对收归川管，次第经营各土司的建议。清政府最初积极支持鹿的收瞻举动，但后来因达赖的请求和驻藏大臣文海、成都将军恭寿的联合反对，而取消了收瞻行动。到了光绪三十年英军侵入拉萨，达赖外逃后，清廷为经营川边又再一次提出收瞻问题，并任命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于赴藏途中就近筹办收瞻经边之事。凤全急功近利，厉行其事，引起民族矛盾。在驻瞻藏官和西藏宗教上层的支持和挑动下，爆发巴塘事变，凤全被杀，全边震动。

巴塘事变发生后，清政府更加感到经营川边的重要与迫切。于是命赵尔丰在巴塘平乱后留巴经营川边。光绪三十二年（1906）因巴、里塘改流成效显著，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在康藏地区全面推行废除土司制度，改设道府厅县流官的“改土归流”运动。光绪三十四年（1908）更任命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兼边务大臣，并调其兄赵尔巽为四川总督，以形成川、边、藏联络一气，互相呼应之势。赵尔丰鉴于“收瞻”的政治敏感性和前人的失败，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暂不动瞻对。一面拓展巩固改流地区，招抚“瓯脱”地区，设治管理；一面在巳改流地方大力兴办教育、卫生、工矿、农垦、招商等事业，建设川边藏的邮电、交通，废除士司头人和寺庙特权，改革乌拉制度。并护送川军入藏，协助驻藏大臣征服波密，派军进驻下察隅等地区，阻止英人入侵。到宣统三年（1910），整个康藏地区基本完成改流设治，瞻对巳成“孤岛”，才檄令驻瞻藏官离瞻，同时为安抚西藏地方政府，仍按同治时西藏索要兵费数，由清廷赏给兵费16万两。瞻对问题终于和平解决后，瞻对改流为怀柔县。至此赵氏在康藏改土归流全部完成，于是奏请以边务大臣所辖之地建立西康省。但因辛亥革命，清政府还来不及实施便垮台。

赵尔丰在康藏的改土归流和各项建设活动，有力地遏制了帝国主义和西藏分裂势力对康藏的侵略和分裂，对巩固国家统一，保卫西南边疆，促进康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和历史贡献，为后来西康省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但赵依靠武力推行改土归流，没有发动群众，缺乏社会基础，使其改土成果难以巩固。尤其是赵对藏民族文化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不尊重康藏人民的信仰和风俗习惯，强制推行“用夏变夷”的政策，严重地伤害了康藏民族感情，给民族关系造成极负面的影响。给辛亥革命后，川边各土司的纷纷复辟提供了条件。

赵尔丰的失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低估了宗教在康藏地区的力量。自清代以来，格鲁派籍淸廷扶植之机，乘势向康区大力拓展，建成了一大批寺院（如霍尔十三大寺等），并将这些大寺分别作为拉萨三大寺和日喀则札什伦布寺的“子寺”，这些“子寺”又在康区各地发展有许多自巳的“属寺”。从而使格鲁派逐渐成为近代康藏最大的宗教势力。由于康区的格鲁派寺院直接或间接地受西藏所控制，这就为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利用宗教染指康藏地区提供了条件

十三世达赖逃印后，为英所笼络。民国元年（1911）回藏后，即在英国的支持和唆使下，一方面驱逐在藏戍军，倡言独立；一方面支持川边土司、寺庙叛乱复辟，派军围攻昌都、江卡（芒康）等地。1912年，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派尹昌衡西征，未费多大之力，即平定了康区的复辟骚乱。英国一面向袁世凯施压，阻止尹继续西征；一面勾结西藏分裂势力，策划西姆拉会议，提出划分“内藏”、“外藏”，企图将康区的大部与西藏一起划入“外藏”，实行“自治”。在阴谋失败后，英又支援藏军大量枪弹，鼓动藏军东侵。1918年，藏军向川边发动大规模进攻，占据昌都、德格等11县。英国间谍台克满冒充驻宁静副领事，藉口调停，诱使边军统领刘赞廷签订协议，承认藏军所占地方。1930年西藏地方政府利用“大白事件”，进一步将甘孜、瞻对两县及炉霍、理塘的一部攻占。显然，西藏地方政府的这些行动，正是按照英国所设计的“外藏”兰图施行的。其目的是通过一步步的蚕食，将康区纳入西藏地方政府统治，以实现“大西藏”迷梦。

为了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争取达赖，缓和康区与西藏的冲突，国民政府曾多次派员进藏作说服沟通工作，大白事件后又派蒙藏委员会委员唐柯三入康调停。但西藏上层的分裂势力坚持其“大西藏”的谬论，竟在复电中央政府时称：“甘、瞻原属藏地，应由藏兵占领，唐特派员屡提撤兵，殊属非议”。在此情况下，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武力，1932年，在西康刘文辉军和青海马步芳军两路合击下，藏军败退到金沙江以西，频频派人求和。中央政府为争取达赖，饬双方停火。当年 月西康方面与藏方在金沙江边的冈托签订协议，同意双方以金沙江为界停义。民国元年以来帝国主义策动西藏分裂势力倚仗武力侵占康区的阴谋，自此遂告破产。此后，西藏爱国力量推动西藏地方政府与民国中央政府关系正常化，康区与西藏的关系也进入一个相对稳定阶段。然而，西藏分裂势力的存在与其对康区的觊觎仍然是藏区稳定的主要危险。为了抵御这一危险，巩固西陲安全。国民政府自二十世纪30年代，正式决定建立西康省，以达到“守康境，卫四川，援西藏”的目的

1935年7月，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成立。1939年正式成立西康省，以康定为省会，刘文辉为省主席。刘主持西康省后，充分地吸取了赵尔丰经边的历史教训，尊崇藏传佛教，团结宗教上层，尊重人民信仰习惯，轻徭薄赋，振兴实业，巧妙地处理了班辕事件，有效地打击了分裂势力。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清末以来汉藏民族关系的紧张状况，使西康政治稳定进入一个较好的历史时期。

西康建省是中央政府加强康藏关系、巩固西南边疆、加强抗战大后方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更是反对“西藏独立”的重要战略部署。西康省先后实施的一系列有利于加强内地与康藏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联系的政策，收到了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开发康区经济、发展近代教育文化、加强各民族团结、推动康藏地区社会发展的效果，并对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稳定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近代康藏政治史综观

综观近代康藏的政治史，可以发现侵略与反侵略、分裂与反分裂是近代康藏历史的主线，围绕这一主线康藏的政局呈现错综复杂情况。概括起来，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清末川边改土归流、筹建行省时期。这一阶段中，以赵尔丰为代表的清政府为遏制帝国主义势力侵藏，推行“经营川边”“固川保藏”战略，与西藏统治上层和土司头人寺庙上层为代表的康区统治集团间围绕“收瞻”与“改流”等问题进行的政治博弈，其实质是巩固国家统一，反对封建割据和分裂图谋的斗争。但赵尔丰、凤全等封建官吏的大民族主义和“用夏变夷”引起的文化冲突，使民族关系受到伤害，失去广大人民支持，从而导致改流成果未能巩固；第二阶段，为民国初年至1936年西康建省委员会成立时期。这一时期是西藏分裂势力在帝国主义唆使和支持下，利用国内混乱形势，极力推进“大西藏”计划的高峰期，西藏分裂势力与国家反分裂力量的矛盾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抵制西藏分裂势力蚕食康区，成为康藏问题的重心。其间杂入康区地方势力与西康政府的矛盾、国民党中央与刘文辉的矛盾等，使康藏地区政治关系错综复杂；第三阶段，为西康省成立前后至1950年西康解放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刘文辉采取了适当的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极大地缓和了晚清以来民族关系的紧张形势，使康藏地区的民族关系进一步加强，有效地遏制了西藏分裂势力的企图。

自清末以来，认识到康区的至关重要作用，提出了“治藏必先安康”的战略思想。综观康藏近代史，这一历史经经的总结无疑是正确的，也值得我们今天“治藏”借鉴。

（本文为拙著《康藏近代政治史》一书前言，现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