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经典：世纪的见证] 文明交通我见证

　　 　　对于研究中国摄影史的人来说，吴印咸的年龄再好记忆不过。这位堪称“一代宗师”的摄影家，出生于公元1900年，即清光绪26年。这一年，中华民族国耻深重，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由此而来的“辛丑条约”，使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程度更为加重。在以后的一个世纪中，中国经历了复杂而伟大的社会变革。与20世纪同龄的吴印咸，伴随着中国社会每时每刻的嬗变，走完了艺术创作的一生，他留下的作品足以成为20世纪近100年的影像见证。其功绩不仅伟大，在世界艺术史上也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个案。
　　如果要把这位伟大人物的一生，简单地归纳为只做了一件令人难忘的事，那我们就可以毫不犹豫说是摄影。他以特有的文化才智冲锋在中国人民思想或身躯战斗的最前沿，他的武器是camera（照相机）。对于吴印咸，我实在觉得在此使用这个外来词来表述更为准确，因为camera这个词包含着“普通照相机”与“摄影机”两个意思，这两样东西伴随着大师走完了漫长的艺术人生。
　　
　　无论作为摄影家，还是作为电影艺术家，他都给后人留下了永志史册的作品。在摄影方面，如《白求恩大夫》（1939年）和《毛泽东“七大”报告》（1945年），以及解放后完成的《劳动英雄孟泰》，都是广为大众所知的经典之作。在电影方面，他担任过《风云儿女》、《骆驼祥子》、《马路天使》等七部家喻户晓影片的摄影师。此外还出版20余部摄影理论专著，他的作品影响了中国几代摄影人和电影人。1988年美国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授予吴老“摄影功勋证书”，同年还在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的《世界名人录》一书上刊登了其摄影作品《呐喊》，1994年获得港澳摄影协会颁授的“摄影大师”名衔。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的“革命干部”到了晚年享有部长级的特殊待遇，用古人的一句话来说，可谓“政治文章名满天下”，实不为过。
　　吴印咸的摄影作品大概分为三个时期。在他众多的作品中，以人物肖像作品尤为出色，这些作品的表现融合了电影呆照、照相馆人像和西方绘画优点之大成，形成了他特有的艺术风格。
　　第一个时期，是从他20岁时拿起第一架简陋的相机开始，到抗日战争爆发。在此期间，他既做过美术教员，又做过布景画匠和照相馆的摄影师，最后当了电影摄影师，这个时期尤以1935年到1937年两年中完成的作品最多。这一阶段是中国大都市生活相对比较平静的时期，作者的生活与工作境况也比较好。他的作品受到了得风气之先的海派文化的影响，作品画面构图和光线处理很大程度有着西洋绘画的影子，产生了很强的形式感。在作品所表达的主题上，受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他的作品强烈反映出忧国忧民、关注民众疾苦的爱国意识，主题思想积极向上，因此很难找到流露出悲观情绪的作品。《难兄难弟》（1934年）、《呐喊》（1935年）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1935年他与好友许幸之成功地在上海联合举办了“摄影、绘画展览”，引起上海艺术界震动。这一时期他还拍摄了很多电影明星剧照，用光和构图都很讲究。
　　
　　抗日战争爆发后是吴老创作的第二个时期。他放弃了优裕的都市生活，毅然奔赴延安，投入到如火如荼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在主持延安革命根据地电影摄影团工作的时候，除拍摄了一些电影纪录片之外，他还为革命领袖和根据地的高层干部拍摄了一些肖像作品，使后人得以领略战争时期的领袖风采。此时尽管器材设备简陋，但这些作品表现得也非常细致认真，展现出作者当年在照相馆练就的艺术功底。同时期他还拍摄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合影》（1942年）、《进军南泥弯》（1942年）、《组织起来》（1943年）等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极具文献性的作品。
　　建国以后是他创作的第三个时期。吴印咸主要从事电影教学工作，拍摄了一些讴歌中国美好河山的作品，反而呈现出沙龙摄影的味道，表露了他晚年安宁平静的生活心态。这个时期他的作品力求细致完美。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我带台湾摄影家阮义忠到和平里十区的寓所拜访吴老。当时吴老正在专心致志地自行装裱照片，照片底版的凸线是老人亲手用圆珠笔刻压而成的。他做得那么认真，以至让我突然联想起“大匠不示人以璞”的古训。眼前的一幕，如此安详宁静的场面，不正是老人毕生的追求吗？还有一个令我难忘的场景，大概是1993年，我因参加中央文献出版社《吴印咸摄影作品珍藏》画册的编辑工作，有一次到吴老家中登门问教，当照顾他日常生活的张克敏先生离开房间时，老人拿起一幅年轻时的肖像，脸上突然流露出一种很难见到的表情，像小孩一样的跟我说：“你看，我年轻时多么帅！是个漂亮小伙子！”此刻，我仿佛感受到大师一生炽热的激情。
　　他的一生从未离开过艺术，他一生专心干了一件事却如此伟大。他和他的作品足以使几代人终生难忘。他见证了历史，他的作品也见证了他的一生。
　　
　　吴印咸简历
　　1900年9月出生于江苏省沭阳县；�
　　1919～1922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
　　1923～1927年沭阳县立中学任美术教员；�
　　1928～1930年上海艺海布景公司任画师；�
　　1930～1932年上海红灯照相馆任摄影师；�
　　1932～1934年上海天一影片公司任布景师；�
　　1935～1937年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明星电影公司任摄影师；�
　　1938～1946年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任摄影队长（1942年后担任电影团领导工作）；�
　　1946～1948年任东北电影制片厂技术部长及副厂长；
　　1947年赴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第一届国际青年节任摄影记者；�
　　1949～1954年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
　　1955～1970年任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
　　1970～1974年国务院文化组成员；�
　　1977～1982年文化部电影局顾问；�
　　1956～1994年当选为中国摄影学会(后改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一届理事、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副主席、第五届名誉主席，中国老年摄影学会(后改为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电影摄影师学会副理事长、名誉主席，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委员；
　　1994年9月7日在北京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