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夫传奇：邓小平教我抬起头来|伟人传奇之连锁经营

　　一见汪根华就觉得与众不同：五十多岁的人腰壮背阔、五大三粗，浓眉大眼、满脸络腮胡茬。他是一个最普通的又是最具传奇色彩的黄山人。当了十几年挑夫，遇到两个“贵人”一个是邓小平，让他不再自卑、抬头做人；一个是著名香港老摄影家罗苏民，让他学会发现和捕捉黄山的美。起先他话不多，但一提起邓小平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我生在黄山脚下，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在这里的人都是当挑夫的命。12岁的时候一根小扁担，一头一只冬瓜，跟在妈妈屁股后就上山了。妈妈也是挑夫，挑起七十多斤的担子每天上山一趟。15岁小学毕业后就正式当了挑夫。从三四十斤逐步加到百来斤，最 “结棍”的能挑到200多斤。
　　“劳动最光荣”，“都是为人民服务”这些话在我听来都是说说的。挑夫的甘苦，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
　　从黄山温泉到山上北海三十里路。开始一半路可以算是“挑”，到了云谷寺以后一路上坡有五六里，就要“拼”了。再从入胜亭到白鹅岭，只能是“挣”――“挣命”啊。肚子饿、嘴巴燥，吃东西喝水都没有味道。有时候小腿肌肉扭成硬块块，抽起筋来伸也不是屈也不好。“挑”的时候脸色是红的，“拼”的时候变白了，“挣”的时候成了蜡黄的。天天这样，见了人都不想抬头。在70年代我们连做“好人好事”都怕见人，有一次一个上海老人摔伤了，头上都是血。我们去了四个人，原该轮流抬的轿，我和表兄弟一口气抬了十五里，只剩下一里路了，偏要让给另外两个人抬：因为要经过黄山宾馆，那里人多，众目睽睽之下抬着轿实在羞得慌。那两个伙伴也是红着脸低着头，从人群中穿过。你再讲大道理也没有用。
　　1979年7月我遇上了一位贵人，从那以后我不怕见生人，把头抬起来了。这个人就是当年75岁的邓小平。他到黄山来视察，没有媒体跟踪，没有大队人马前呼后拥。当时上面派我们八个人为老人抬轿子(其实就是滑竿，一张藤椅)。可惜我们连步也没抬上。第一天从温泉那里的观瀑楼到一品楼第二天从玉屏楼上北海，在莲花沟有800多级很陡的石阶，最后回到温泉，他全是自己走的。老人穿一双布鞋，拄一根登山拐杖，走得精神十足。有许多游客认出他了，就自动排成队鼓掌。还有人叫“小平，你好。”人越来越多，他就站到路边大声说：“叫大家先走。”
　　“轿子”成了摆设，远远地跟在后面。我们这些轿夫清闲了，只要跟着老人，在太陡太险的地方搀一把、扶一扶。我心里的贵人、伟人没有一点架子。在上光明顶的时候，保卫人员为了他的安全想控制一下上山的游客，让老人知道了，严肃地说：“要让群众上山，不要搞得戒备森严“在鳌鱼峰那里碰上一群大学生，有的掏出学生证，有的拿出小本本请他签名，他不怕麻烦全都答应了。老人还跟我聊天拉家常。我问他，在“文革”期间做些什么?他说他做过剧团里演戏用的胡须，不过眼睛不行，做不好，后来又做老本行――钳工。他问我们生活怎么样?他说：“黄山是棵摇钱树，你们一定要摇好啊。”(说到这里，汪根华突然模仿起小平的四川口音来，像极了。)老人一路走一路说，还跟我们开玩笑。走到云谷寺的时候他高兴地说“证明我还是合格的。”(汪根华又忍不住学起了小平的四川口音。)到了休息的地方他还不忘记问：给挑东西的人们安排吃饭没有?还请我们看录像。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晚上，有人轻轻来敲我们“轿夫”住房的门，进来一个人捧着方方正正的包裹。打开来，灯光下一片炫眼的红光――老人特意派人给我们每人送来一条“中华”牌香烟，一共8条。另外还有一条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白色雪茄!
　　我真是第一次觉得，有人从心底里瞧得起我们，不是嘴上说说的。这个人还是一个贵人，一个伟人
　　从此我不再怕跟人讲我是挑夫、是轿夫。我会非常自豪地告诉别人我和邓小平在一起的故事。
　　邓小平到黄山来一趟，改变了黄山的面貌(以前谁敢说黄山是棵摇钱树啊)，改变了黄山人的命运。我也从那时候起真正抬起头来做人了。
　　另一个改变我命运的人是著名香港摄影家罗苏民。我从15岁正式当挑夫起就接触过一批又一批摄影师，很羡慕，后来就凑几十元买个半日的“海鸥”老式相机。直到遇见罗苏民，他每年来黄山拍照，有时一年两三次，都是我陪着。有一次他得了肺炎发高烧，我连夜抬他下山，送到杭州抢救。后来他再到黄山认我做他的干儿子，我就跟着他学摄影，直到1989年他去世。临终他还让人通知我去香港告别送终。让我终身难忘的是他对摄影的执著和对黄山的热爱。
　　(汪根华对他自己的摄影作品不愿多说，只邀我们去看他的照片。我们在电脑前整整看了3个多小时，一幅幅从未见过的黄山美景令人震撼。二十多年来他深入黄山许多人迹罕至的角落、历经常人难以承受的艰险。他的作品包罗了黄山“五绝”、四季美景、地质生态、珍稀动植物……宛如一本黄山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