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一） 康庭梓

　　 　　北京飞往山海关“紧急任务！”“加16吨油！”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星期日，由于我被指定为假日值班机组成员之一，象历次任务值班一样，在前一天晚上给妻子打了电话，说明本星期日飞行值班，不能回家。我家住在北京市区，是爱人带着不足两岁的儿子跑了几十米远，到街道安装公用电话的人家接听的，儿子还在电话里叫了几声“爸爸”。
　　９月１２日白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北京西郊机场里呈现着正常星期日既不紧张又不冷清的气氛。我抓紧这点空闲时间洗了毛巾被，学习了一会儿飞行专业英语，将自行车保养一番，同时，也没有忘记保持了多年的文艺爱好，拉起二胡自我娱乐一番。下午６点钟吃晚饭，象平时一样到空勤食堂就餐。我低头看着自己身上穿的飞行工作服，想到这个星期日的飞行任务值班就要过去了，心理上有一种自我放松意识。
　　我和许多空勤人员正在就餐的时候，突然，接到飞行大队值班员的通知：
　　“有紧急任务，你马上跑步到团会议室！”
　　我象以往接到紧急任务时一样，扔下饭碗，立即行动。
　　这次任务下达是从９月１１日即星期六的午饭后开始的。当时，担任专机师副政治委员的潘景寅来到我所在的飞行团三大队找大队政委和大队领航副主任老李。赶上两位同志都不在大队，潘景寅就对我说，空军胡副参谋长亲自告诉他，三叉戟２５６号的飞行任务要准备好，对于副统帅的任务行动要注意保密。除了我参加机组以外，潘还宣布了机组的其他成员：团司令部副参谋长老陈任第一副驾驶员，团通讯副主任老陈任机组通讯员，三大队领航副主任担任领航员，三大队机务中队副中队长李平任机械师，机械师张延奎任机械员，机务副中队长邰起良任特设师，师专机服务队小魏担任空中服务员，潘景寅任机长。三叉戟２５６号专机组共有９名成员组成。我是第二副驾驶员。
　　潘景寅提到的空军司令部的胡副参谋长，原来是专机师的师长，叫胡萍。这个师的前身还是独立飞行大队的时候，他就担任大队长，是第一个执行毛泽东主席专机任务的机长，也曾多次担任周恩来总理的空中飞行顾问出国访问。胡萍还兼任专机师的党委书记，是专机师最高行政领导和技术权威。
　　林彪决定乘坐三叉戟专机是１９７１年９月以前的事情。这是我从种种迹象和同志们私下议论中判断出来的。我作为基层飞行中队的队长，除正式下达飞行任务以外，象如此绝密的信息是无法得到的。当时，我的判断根据有两条，第一、飞机座舱内设施的改装不同寻常。２５６号飞机作为１９７０年从巴基斯坦引进的几架三叉戟飞机的最后一架，是我从广州同巴基斯坦飞行员一起试飞合格后接回北京的，它是几架飞机中性能比较好的一架，没有更多地投入训练与任务飞行就开始对机舱及有关设备进行了非同一般的改装、更换。江青多次乘坐过的三叉戟２５４号飞机，舱内的设施就很讲究。２５６号如此改装，其执行任务的级次不会亚于２５４号飞机。第二、林彪以前经常乘坐的英制子爵号飞机，每年的冬季和夏季都来往于北京―扬州、北京―山海关、北戴河之间。每逢国庆盛典，林彪是必须参加的，所以，常在国庆节前的９月份从外地乘飞机回京。综合以上几种因素，看来林彪要使用三叉戟专机的可能性很大。为了保证毛泽东主席的安全，中央早已决定不让毛主席坐飞机了，因此，处在副统帅地位的林彪无论从党内、军内都是专机任务中的头号人物。为了保证他的飞行安全，专机部队从上到下，全力以赴。我作为机组成员之一，除了全身心投入这一工作之外，别无任何选择。
　　
　　机前待命
　　当我接到通知快步跑回飞行员宿舍的路上，看到了大队机务副中队长、三叉戟２５６号主管机械师李平，他对我说：
　　“潘副政委交代要把油加到１６吨，飞机要在７点以前准备好。”
　　“什么？１６吨油？”既是惊讶，又是反问。
　　飞机要加１６吨油的事使我产生一些疑惑。三叉戟飞机加满油为２１吨，空中平均耗油量为每小时４吨，低空耗油每小时５吨。北京到山海关的距离为３００公里，往返的油量加上飞行条令中规定的落地后最少一个小时的剩油量，有１０吨或最多１２吨足够了，１５吨油是北京飞往广州这样的距离最合适的油量。当时，我脑子里只想着国庆节快到，用三叉戟到山海关接林彪回京，没想到要到别的地方。现在，既然师的副政委、机长交代加１６吨油，自然有他的道理，很可能暂时不回北京。
　　我跑回宿舍，除了拿上必备的航行包和飞行资料外，还拿了一身洗换的内衣和洗漱用具，都没有来得及回头对宿舍多看上一眼，扭头就走。没想到从这次迈出飞行员宿舍的门槛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从此踏上离开飞行事业的不归路。
　　在飞行大队楼下，碰见大队领航副主任、机组领航员老李，他也是接到紧急任务的通知后，从住在机场范围内的家里赶回来的。当时，我就把加１６吨油的事对他讲了，并提醒他带上牙具等，我发现他同样带着一脸的问号，眨了几下眼睛，没来得及说什么就快步上楼取航行资料包了。
　　在团司令部首长办公室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机组成员有团副参谋长、机组第一副驾驶员，团通讯副主任、机组通信员外，还有团政委、代理团长（团长出国在外）以及团司令部值班参谋等。我看到领航员老李还是接受了我的建议，也带上了随身用品。此时，看到机长潘景寅快步跨进办公室，说：“你们快到外场值班室要个车等我！”边说边拿起桌上的电话。
　　西郊机场停机坪上，整齐地排列着几架三叉戟飞机，流线型的机身后面竖立着高高的尾翼，机身两侧带着后掠型的机翼，远远望去，银光闪烁，美丽的雄姿给人以跃跃欲飞的感觉。２５６号飞机下面人头躜动，机声隆隆，空地勤人员正按照各自的分工进行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辆为飞机加油的油车停在机翼的前面，加油导管连接在机翼下面，燃油沿着管道将飞机的能量之源输进飞机的油箱，这是决定着林彪座机２５６飞机命运的关键因素，因为，这是２５６飞机的最后一次加油，从此２５６ 飞机在空中可能飞行的时间和最远的飞行距离已经被限定了。
　　我对多加油的事一直未能释怀，除了认为北京到山海关距离近没有必要多加油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我在９月７号用三叉戟２５２号飞机以训练的名义送林彪之女林立衡到山海关去过，知道山海关机场修建多年，跑道道面不平，飞机在滑跑中颠簸较大，如果带着多余的油量落地，会因机身重量增加而增大飞机的负荷。我把想法告诉了正在检查飞机的副驾驶老陈，心直口快的老陈听了之后，很不高兴地说“北京到山海关一跨子远，加那么多油干什么！”加完油后，我听到李平对潘景寅说：
　　“潘副政委，油车的油全部加完了，不够１６吨，而是１５吨。”此时，站在旁边的老陈还未等潘景寅说话，就抢先说：
　　“１５吨油都多了，不要加了！”我看到潘景寅欲言又止。
　　紧急任务使大家没有吃好晚饭。此时，后勤保障部门又将晚饭送到停机坪。潘景寅边吃饭边对机组说：
　　“今天我们使用２５２飞机的代号。”我当即提醒他说：
　　“今天的飞行手续还没有办呢！”
　　“不办了。”机长肯定地说。
　　重要专机面前又一个疑点滑过去了，因为机组中对此没有人提出疑义。２５２号飞机是几架三叉戟中当一般专机使用的，客舱内设备一般，大都是座位。飞机的其他设备也没有２５６好，因此２５２号飞机都在载人较多或平时训练时使用。
　　机组在待命的时候，我看到服务员小魏连同服务用具一起，由车送到飞机旁边，大家动手将服务用具装上飞机。
　　过了７点，天色已经黑了下来，可见机场营房灯光闪烁。还不见乘机的人到场，“紧急任务”变得不紧急了。既然飞机在停机坪待命，说明乘机的人无须在候机楼登机，这样在我的判断中更进一步证实是到山海关接林彪回京了。夜色里，机组人员包括空中服务员小魏在内，都处在起飞前的等待之中。入秋，北京西郊机场的星期日之夜是那样安静，除了三叉戟停机坪灯火明亮之外，在空旷的机场里隐约可见停放在其他机坪上的苏制伊尔－１８飞机，图－１２４飞机、英制子爵号飞机等。在宁静的夜里，唯一陪伴它们的是巡逻值勤的警卫战士。此刻，谁也未能料到一架三叉戟２５６号飞机的起飞，不仅将划破西郊机场夜空的寂静，也将为整个专机部队带来一片混乱。
　　
　　北京起飞
　　机前待命中发现移动的灯光从机场东侧候机楼方向过来，黑暗中灯光的移动很明显。在场的人不约而同朝灯光方向望去。快接近时，看清是一辆兰色的伏尔加小轿车。其实，这辆车没有直接开到三叉戟停机坪，而是到一大队伊尔－１８飞机停机坪绕了一圈才开过来的。事后知道是开车的人心情紧张认错了路，他就是林彪死党之一刘沛丰，４０多岁。同车来的还有一位年轻的翻译程洪珍及戴眼镜的陈某。将车上拉来的东西卸下之后，由姓陈的将车开走。汽车本应从飞机的前面沿滑行道行驶，但他却从飞机左机翼下快速开出，差一点与左机翼相撞，联想到开车来时走错路的情景，看来这些人已成惊弓之鸟。
　　在场的人都帮助往飞机上装拉来的东西，大小皮箱约十余件。我是在飞机上摆放东西的，我亲眼看到刘沛丰手拿几个不大的小包，问正在机上工作的特设师邰起良：
　　“我坐在什么地方？”
　　“坐在中舱。”邰起良用手指了一下中舱的位置。因为前舱安装的是床、沙发，是首长坐的地方，所以，一般随行人员都坐在中后舱的位置。按说，刘沛丰关心的应该是那些精致的皮箱才对，为什么要把这几个不起眼的小包放在他的身边呢？对此，我当时并没有怀疑。然而，事后才知道，包里的东西与机组人员的命运直接相关。
　　机舱内，借助飞机通电时的灯光可以看到机长潘景寅同刘沛丰在谈话。刘还问我，能向外打电话吗？我回答通过机场总机可以向往打。我没有发现他去打电话。
　　７点３０分，一辆小轿车停在飞机旁，从汽车里出来的人急忙登上飞机，我没有看清一共有多少人，只借着灯光看到一位身着空军军服的年轻人，他就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机械师以熟练的动作收上简便登机梯，关上飞机舱门，机组对发动机启动前的各项设备情况检查完毕后，机长通过驾驶舱侧面的窗口向地面人员示意开车，得到地面人员允许后打开启动开关。此时，我开始听到机身后面那熟悉的发动机启动运转时的轰鸣声，对热爱飞行事业的我来说，如此美丽动听的声音就象一场音乐会的前奏曲那样，在它之后，进入各个乐章的交响曲将响彻天空。机场跑道的方向是南北的，飞机得到指挥塔台的允许，徐徐滑进跑道的南端。当晚，天空晴朗，灯明星稀，三叉戟２５６飞机在３台发动机强大马力的推动下，象离弦之箭弹了出去，发动机的轰鸣伴着一阵呼啸声，逐渐消失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的上空。飞行员的职业习惯使我低头看了一下手表，此时此刻是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１９点４０分。
　　起飞时，随着机长潘景寅的右手将３台发动机的油门推向最前端，飞机上的１５吨燃油以每１２分钟近１０００公斤的速度燃烧着。２５６号庞大的机体在毫不留情地吞噬着油箱中那点生命之源。此刻，飞机上心怀叵测的林立果等人不可能想到，几个小时之后，他所乘坐的专机会成为埋葬他的坟墓。
　　
　　向山海关航行
　　由于我是机组第二副驾驶员，前驾驶舱的岗位上没有我的位置。飞机起飞后，我就坐驾驶舱后面的第一个专机舱的沙发上，沙发的对面是一张供乘机首长休息的床位。据说林彪怕风，机场修理厂的同志在安装床位的时候，为避免飞机上循环流动空气吹到床上，想了不少办法，特意在床与飞机走道之间安装一道隔帘。沙发安装在飞机专机舱的右边，人坐在那里与床是相对的。
　　我坐在沙发上，通过飞机右边椭圆型的弦窗，居高临下，首都北京那初秋时节美丽的夜景一览无遗。心想，自己从事专机工作时间不长，就能在祖国最好的飞机上开始执行国家最重要的专机任务而感到骄傲。
　　飞机在爬高中很快把北京市甩到了后面。此时，我的视线离开窗口，很自然地向后面扫了一眼。通过中间的门，看到第二客舱内，两个身着军装的人对坐在小桌的两侧，他们分别是林立果和刘沛丰。也许我的动作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立即停止了对话，并同时把脸都转向我，盯住看了一眼，使我觉得不自在起来。事后回忆，当时他们看我时，面部表情阴森可怕，这是我以往执行任务中不曾遇到过的瞬间感觉。因为，机组成员中，除服务员、特设师、机械员之外，其他人员都在操纵飞机的岗位上，一般除了上厕所是不到后舱来的，不在座位上的机组成员除服务员因工作需要同乘机者接触外，也不到后舱走动，乘机的首长和随行人员没有什么事情也不同机组人员交谈，也不去更多注意机组人员的活动。相比之下，当时刘、林二人对我如此注意，我想，一方面怕我听到他们的谈话，另一方面在心里算计着空中一旦阴谋败露，将如何对付这位不在驾驶岗位上的年轻小伙子（当时我只有３２岁）。若在地面，一粒子弹就能解决问题，然而，在空中尤其在数千米的高空，问题就显得复杂得多。
　　当航程接近一半时，邰起良到前驾驶舱传达３件事情，邰说：
　　“首长让我问一下，机组都是谁来了。”机组的人都习惯对乘机者称“首长”
　　“老的都来了！”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老陈不加任何思考地回答。邰接着又问：
　　“山海关调度室主任那里有保密电话吗？”等了一会儿，我看机组内没人回答，我说：“有。”因为，我在９月７号飞山海关时，曾到调度室主任老李的房间去过，看到他桌子上有３部电话，听老李说在不同颜色的电话机中，有的电话是加密的。
　　“首长让通知地面，准备一辆车子。”邰起良最后说。
　　２５６飞机在晴朗的夜空经过约半个小时的航行，到达山海关上空。山海关机场修建在离海边不远的平原上，机场的跑道方向与海岸线的方向大致相似，呈东北―西南方向。
　　机长潘景寅与副驾驶员老陈都是第一流的飞行员，他们娴熟的驾驶技术再次在山海关机场夜间落地动作中得到证实。此时，时钟走时为２０点１５分。２５６号根据指令停放在机场候机室前面宽大的停机坪上，在白炙灯的照射下，可以看到不少机场地面保障人员正在忙碌。一辆吉普车停在那里。飞机按地面信号员的指挥停稳之后，关闭了所有的发动机和有关设备，顿时，被飞机发动机吵闹不安的机场变得十分安静。林立果走向飞机驾驶舱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表示感谢，这几乎是所有乘机者下飞机前都有的礼节性的表示。在机舱内不太明亮的灯光下，在较近的距离内，我再一次打量眼前这位年轻的空军军官，约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中等身材，浓眉大眼。他下机之前对机组说：“明天首长要坐这架飞机，我代表首长谢谢大家。”
　　林立果同刘沛丰下机后钻进吉普车，很快消失在停机坪之外的黑暗中。
　　
　　又要加17吨油
　　按专机任务规定，专机每到一处停放过夜之前，必须对飞机进行全面检查，这一工作通常叫“飞行后”。虽然，256号飞机从北京起飞到山海关落地只用了35分钟的时间，飞行中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也要按规定做好“飞行后”。再说，三叉戟飞机首次执行林彪重要专机任务，更要按规定严格执行,不能发生任何一点差错。
　　在飞行后的检查中，发动机部分是机械师们检查的重点。此时，机组中除机械师之外的其他人员也在帮机械师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空中服务员小魏留在飞机上整理客舱的清洁卫生。我在飞机后面左侧发动机处帮机械师张延奎往发动机中加添润滑油，一不小心将润滑油弄在他的上衣工作服上，我急忙向他表示欠意，平时少言寡语的张延奎憨厚地一笑，算是对我的不慎表示谅解。
　　此刻，我看到机长潘景寅走到李平跟前，对李平说：
　　“将飞机的油量加到17吨！”
　　“加17吨油！明天飞往何处？”我没等李平回答，抢在前面向机长提出反问。从在北京听到加16吨油开始，多加油的事情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旋，好奇心使我很想知道飞机的去向。
　　“等一会儿咱们到飞机上研究一下航线。”机长潘景寅答非所问，他边说边往飞机的前方走去。
　　机组除机械师、服务员外的人员在飞机上研究航线时，潘却没有叫我参加。我是机组第二副驾驶员，正常情况下，机组中有机长和一名副驾驶员就足够了，因为，飞机上只有正副驾驶两个人的位置。潘景寅这次让我也加入到机组中来，我想，一来是专机任务需要，多来一名飞行员作为备分；二来潘是师一级领导，除飞行外总是有其他许多事情要做，不能把精力全部集中在飞行业务上来，我的加入可以在这方面给以弥补，以往的飞行实践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潘的技术高明，经验丰富，资历较深，但对新机种座舱设备的具体位置及使用方面有时记不请楚，需要一名副驾驶给于必要的提醒。256机组中，从飞行、领航、通讯到机械各个业务岗位人员的配备，都是三叉戟飞机的技术尖子，在部队的人员中，已无法再组成第二个同样水平的机组。在机组老飞行员面前，无论从年龄、资历等方面，我都是一名小学生。所以，在256机组中我只是按自己的业务水平提出一些问题，决没有要改变领导意图的想法，机组其他人在飞机上研究航线没让我参加，我也不以为怪，仍继续帮机械师们做飞行后的检查工作。
　　机械师李平对要加17吨油的事是很重视的，因为这是机长的安排。我站在飞行员的角度，还是可以对多加油提出自己的看法，而对机械师来说只有去执行；加多少油，不是机械师业务范围内做主的事情。也许正是因为我对加17吨油过于敏感了，所以研究航线时有意让我回避，防止我当着大家的面再次提到多加油的事情。
　　当李平把油车叫到机场，并按照规定对车内的燃油进行留样封存后，准备加油时，才发现山海关油车加油导管与三叉戟飞机的压力加油接头不配套，不能使用压力加油的方法。因为，三叉戟飞机与当时的其他飞机相比，有着许多先进的地方，就加油方式而言，除了同其他飞机一样的重力加油外，还有一种独特的压力加油方法，即在地面用一个特制的管子接在油车的加油导管上，从机翼的下方直接插入加油孔，靠油车的压力将油加入飞机油箱，这种方法既快又省力。当李平向机长报告说，山海关机场油车设备不配套，不能使用压力加油时，潘景寅沉思片刻后说：
　　“那就不要加了，等明天早上再说吧。”
　　机长的这个决定说明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其一、在他的心里有一个按专机任务要求的时间安排，最起码是在第二天起飞；其二、潘不知道当天晚上有紧急起飞的可能，也就是说，潘不知道林彪等人的行动计划，否则，如果潘能意识到半夜有紧急出动的可能的话，他无论如何也要把油加进飞机中去，而且，不是17吨，而是将油加满到 21吨。虽然，压力加油的方法不行，使用重力加油的方法也很简单，只要爬到机翼的上边，打开油箱上盖，用油车导管直接加入即可。使用这种方法加油，需要的时间会长一些。
　　从“九一三”事件256号飞机活动的整个程序看，9月12日晚加与没加那17吨油，是个很关键的动作。潘当晚没有坚持加油，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已经9点多了，还没有吃晚饭，加油会使晚饭拖得更晚；其二、加17吨油停放过夜，一般情况下按规定是不允许的；其三、如果加17吨油既成事实，会在晚上的机组会上，因为油量会再次引发对飞行航线的讨论，这正是潘景寅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在做“飞行后”的过程中，还发生一件不被机组人员注意的事情。借着停机坪亮如白昼的灯光，我看到从北京随机到达山海关的两位身着空军军服的女兵，曾到飞机上去过一趟，每人拿了一个军挎包后离开了飞机。机组人员都在忙于自己的工作，谁也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乘机者身上。然而，有一点我是在脑子里转了一个圈的，即在当晚的乘机者中，除刘沛丰、林立果两个人乘车离开机场之外，还有谁离开了呢？在另外的三个人中，起码可以断定这两位女兵没有离开。但也许已经走了，又想起什么东西忘在飞机上，为了取东西又回来一趟。我联想到先前在北京往飞机上装东西时，刘沛丰手拿一些东西，特意问自己坐在什么地方，似乎东西和人不能分开，那么他同林立果走时，是否也把东西带走了呢？
　　按规定专机过夜停放时，必须交当地警卫部门看管。所以，机械师围绕飞机再次对过夜停放应做的工作检查无误后，准备移交给山海关机场场站的保卫部门。
　　山海关机场是属于海军航空兵驻军的基地，驻场的海军飞行部队及飞机已经不在了。据说也是林彪常住北戴河的需要，为了不影响北京到山海关往来频繁的飞行活动，连人带飞机都搬到别的训练基地去了。只留下负责机场警卫、通讯调度、后勤保障等机场场站的人员。当晚256号飞机落地后的一切工作，几乎都是同山海关机场海军的同志们打交道的。
　　在通常情况下，飞机停放有警卫战士站岗即可，对于重要专机，按规定负责警卫的档次就要提高，力量也要加强。因此，当晚担任飞机警卫任务的都是海军排以上的干部。山海关场站为了使专机的保障工作做得更好，更及时，还特意在机场停机坪的边上临时加装一部场内电话。
　　飞机交接完毕后，场站领导考虑到机组在北京起飞前没有吃好晚饭，特意开来一辆中型轿车，拉我们去食堂就餐。此刻，空旷的机场上，一阵凉风从海边吹来，单薄的夏季飞行服挡不住初秋的凉意，禁不住打了一个冷颤。机组中唯一穿皮夹克的特设师邰起良，看到同志们怕冷的样子，说：“我的布工作服就在飞机上，拿下来给你们穿。”大家对他的好意表示感谢，但谁也没有增加衣服。
　　食堂离停机坪不远，当机组下车陆续步入食堂的时候，我看到从北京同机到达山海关的程洪珍同两位女兵也在食堂用餐。程洪珍身边放着一个精制的手提皮箱，两位女兵身上左肩右斜背着刚才从飞机上拿下来的军用挎包。因为互不认识，谁也没有打招呼就分别坐在两张桌子上开始就餐。两张桌子并不是紧挨着的，中间还隔一张空桌。只是从机组进入食堂之后，那两位女兵不时向机组这边送来警惕的目光。这时，我才比较仔细地打量一下这三位乘机者。程洪珍不足30岁，中等身材，着空军服装，面庞白净，外表看去象个知识分子，给人以文弱书生的印象。两位女兵在18到20岁上下，身材高窕，眉清目秀，身上那套军装显得有些肥大。两位姑娘在一起，一点也没有女孩子扎堆时的活跃气氛。她们没有同林立果、刘沛丰一起到北戴河林彪的住处。但是，另外让人感到费解的是：在机组检查飞机的一个多小时内，山海关场站一定为他们安排好了晚上休息的房间，他们也一定是先到房间后到食堂的，机组人员手里拿着东西是因为从停机坪直接到的食堂，而他们三个人为什么不把提包放在房间里，连吃饭都要带在身边呢？
　　事变之后，两个女兵中那个小一点的亲口对我说，在机组进行飞行后检查时，程洪珍把她们叫到房间，对她们说：
　　“我们跟着林副主席没有错，眼下我们要听林副部长（林立果）的指挥。”说完，从提包里拿出两支“五九”式手枪，分给她们每人一支，还有两支由程自己拿着。由于她们女孩子家没有办法把枪带在身上，才特意到飞机上取来军挎包，把手枪装在里面背在身上的。其实这两位姑娘根本就没有打过枪。
　　 吃完饭，大家回到招待所各自按照分配好的房间休息。潘景寅是师一级的干部，被安排在单独的高干房间里，服务员小魏同两个女兵安排在一间客房里，剩下的人被安排在另一栋基本连在一起的平房里。这栋平房呈东西走向，最东边的一间由专机师调度室主任老李常住在那里，第二间住的是程洪珍，从第三间开始由机组分配。我做为机组的第二副驾驶员，按机组出差在外的生活习惯，是负责行政工作的，我就按照机组组成的特点，结合平时住宿的习惯分配了住房。机组的3位机务人员在第三间，我与领航员是一个飞行大队的，住第四间，第五间应该是团司令部的两位老陈了。
　　机组成员各就各位，有的在床上稍事休息，有的找有水的地方洗一洗。大家从下午6点一直忙到晚上10点，也有点累了。我站在门口问隔壁的副驾驶员：
　　“现在休息如何？”
　　“潘不来，咱就睡。”其实，我也知道按任务飞行的规定程序，还有一个机组会没有开。我想，当天只飞行了短短的几十分钟，没有什么更多要说的，机组讲评会不开也罢。
　　过了几分钟，潘景寅来到平房，要开机组会。于是，大家很快聚集在机械师的房间，屋里3张床坐9个人挤得满满的。开始，潘景寅把北京到山海关一段飞行情况做了简要的讲评。接着说：
　　“现在两条路线斗争很复杂，要解决跟人的问题。”潘说的“两条路线斗争”，大概是指当时在空军部分单位中纷纷谣传的“吴反林”，即空军司令吴法宪等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的流言。
　　关于第二天的飞行，潘说：“明天的航线到什么地方还不知道，听空军胡副参谋长的指挥就行了。”
　　机组最关心的就是飞向哪里，只有知道了航线才能对天气、地形、备降场等因素对飞行的影响做到心中有数。因此，机组向机长提出两个问题，其一、现在还不知道航线，那么明天飞行时航线沿途飞行的地面保障怎么办？因为，飞行航线通常要提前向航线经过的有关部门发出通知，以便沿线有关机场及有关调度部门提供必要的电台及航行资料，保证航行的准确性和安全。对此， 潘回答： “关于航线保证，空军司令部航行局会及时安排的。”
　　其二、不知道航线，天气情况如何了解？因为，沿线气象情况对飞行有着直接影响。这个问题是我提出的。对此，潘的回答是，明天到机场气象台看一下全国的天气图就行了。此外，机械师李平汇报了飞行后检查飞机状况良好的情况，服务员小魏主动检讨在北京起飞时没有固定好茶具打坏了几只杯子的事情。机组会上再次体现出机组作为一个战斗的集体为保证专机飞行安全的敬业精神。关于第二天的时间安排，潘景寅说：
　　“明天6点钟起床，6点半吃饭，然后早些到机场准备飞机。现在时间不早了，抓紧休息。”我看一看手表，时间指在22时40分。
　　机组会结束后，各自回到安排好的房间。在我隔壁的3位机械师，因体力劳动比别人多一些，很快就关门睡觉了。没想到从这一刻开始，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们。
　　初秋的海边，夜深风凉，我就睡在靠近窗户的床上。窗口和门是紧靠在一起的，窗口离机械师们的房间不到一米远。我将开着的窗户紧紧地关了起来并拉上窗帘。也许就是这个普通的动作，把我们同机械师关到了另一个世界里。仅一墙之隔，后来竟没有听到机械师们起床时的任何动静。
　　过了一会儿，听到潘在门口问我：“副中队长王某回来恢复飞行没有？”
　　“白天恢复飞行了，夜间还没有。”我一边起床，一边回答。
　　“还有大队长呢！”这是隔壁副驾驶老陈的声音。他显然听到了我与潘景寅的对话，快言快语的他就抢先做了回答。
　　潘景寅所问的王某是三叉戟中队的副中队长，他刚从外地学习一段时间回京。按规定飞行员停止一段飞行活动后，在执行任务之前，要进行恢复技术的飞行工作。潘问我的意思，可能要王副队长参加另外的任务飞行。隔壁老陈的回答显然更快地理解了潘的意思。他说的大队长就是三大队的一把手。陈的意思是说，如果王某没有恢复飞行的话，大队长也是可以参加任务飞行的。事后我才知道刚才这段对话的原由。机组会之后，潘接到北京胡萍的电话，问三叉戟中队中能执行任务的我，为什么也到山海关去了？原来，按林彪的计划，在北京夺权不成，就带着同党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如果这样，专机师的大飞机，几乎要倾巢出动。当再安排一架三叉戟飞机感到人员紧张时，胡萍想到了我，所以打电话问潘。现在想起来，如果胡萍早一点想到我，我就会躲过这场灾难。
　　入睡之前，我还问同屋的领航员老李：“你们不是在飞机上研究航线了吗？”
　　“只是估计了几条航线，有重庆、大连、广州等，没有说准到什么地方去。反正我的领航记录纸都已经备份好了。”领航记录纸是一种领航业务的准备内容，可以提前准备好。
　　山海关机场9月12日深夜的11点钟，表面看来是十分安静的。我带着一天的疲劳很快进入梦乡。
　　责任编辑：林 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