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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老大当村主任后想当公务员“黑车”起家 　　 　　忻府区公安局局长李廉对记者介绍，张建全生于1975年，初入社会时从事个体运输业，经营忻州至太原的客运。为抢夺乘客，张建全发展人员暴力拉客，并采取威胁、殴打等手段排挤同行，逐步形成了一个小而不稳定的团伙。后因参与2005年5月的一起枪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重获自由后，张建全变本加厉地网罗旧部，“手下”又带着“手下”、形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组织，成员多达50多人。
　　张建全拉拢运管、交警、治超办的一些工作人员，靠送“黑车”敛财。为了达到独霸送“黑车”业务，其组织以打、砸、砍，杀开路，喊出了“人挡杀人、鬼挡杀鬼”的口号。经过一番拼杀，张建全逐渐垄断了忻府区境内所有油罐车、电石厂、煤车过治超点的业务，鼎盛时期，一天的收入可达六万元，聚敛了上千万元的财富。
　　除“黑车”外，张建全组织现已被查明涉嫌故意伤害、敲诈勒索、抢劫、寻衅滋事、开设赌场等，其时当地有“忻府区乱不乱，二建全说了算”的说法。
　　
　　独霸村政
　　
　　据忻府区公安局副局长郭永平介绍，聚敛大量财富后，张建全还为自己设计了一条“政治路线”：村委会主任――共产党员――公务员。
　　2008年12月，东楼村委会换届选举，张建全通过自己的手下拉拢村民，同时组织30多名“手下”现场助威，把守了各选举场地，威胁村民，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上任后，张建全视乡政府、村党支部为摆设。到乡政府参加会议带着保镖；在乡政府会议室谩骂、殴打副乡长崔润卿，没人敢到派出所报案。不按规定办理交接手续，直接带人到村委会将公章、账本带走，多次威胁、殴打村支书张引龙，将张引龙排挤在外，连开会也不通知，村里一切事务均由他说了算。
　　张建全起用刑满释放人员杜昌旺处理村中事务，“代理”村主任。为了聚敛更多的钱财，张建全将原村委会的会计、出纳弃置―．旁，个人注册成立了汇发综合服务公司，在村中强收水电费、出租土地。以汇发公司的名义承揽修建了村中科技示范园、水利灌溉管道铺设、硬化道路工程，然后从村委会支取现金。这样，在未用自己一分钱的情况下，以搞“政绩工程、民心工程”的名义，张建全实际侵占集体财产100余万元。
　　
　　组建“私人武装”
　　
　　为称霸一方，张建全为其组织成员统一购置了镐把、砍刀、钢矛等工具，并集中统一保管，还为组织成员租赁房屋，统一食宿，没有任务时进行训练，以强化“团体意识”，增强“战斗力”。若有组织成员为“组织利益”受伤，张建全出资为其进行治疗。为“组织利益”而受法律惩处，张建全还积极活动为其平事，或求从轻处罚，甚至发给一定的补偿。
　　其组织结构有三至四层，层次分明，等级森严。在组织内部，张建全被统称为“二哥”，处于绝对领导地位，骨干成员各自又豢养“手下”。其组织纪律亦较为“严格”，如：不得贪污组织聚敛的钱财，否则通过扣发工资等形式予以惩罚；任何事情必须请示汇报，凡经张建全同意的出了事，张建全负责摆平，凡是没汇报过的概不负责；听从指挥，否则由内部“纪检书记”施以“家法”；不得脱离组织，如离开组织只能回家种地，不得在社会上露面，否则让人除掉等等。
　　郭永平说，张建全黑社会性质组织还公然代替政府行使职能，“地下出警”，讨要债务，处理、摆平各种事情。2010年3月，有人找张建全让其帮忙讨要一工程款欠账，张立即指示手下到山西原平查找欠账人。2010年5月10日，忻府区泡池村做装潢生意的董震雨因结算工程款问题与人发生摩擦，请张建全帮忙，张随即派出十多人携镐把、钢管、砍刀等工具驱车赶赴泡池村。
　　据本刊了解，张建全及其团伙被抓前，广大乡村干部和村民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其团伙落网后，干部、群众奔走相告，纷纷站出来检举揭发。据《�望》
　　
　　村规民约成帮凶流动妇女失地多因婚姻变迁
　　
　　据《光明日报》1月25日报道，由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日前发布《中国流动妇女土地权益状况调查》，展示流动妇女这一特殊群体令人担忧的土地权益状况。
　　调查显示，由于农村土地分配以户为单位，农村女性在未出嫁时虽然名义上有土地，但户主绝大多数为父辈男性，实质上其土地权属是虚化的，而且她们一旦接近婚龄，就面临着失去土地的风险。
　　调查显示，流动妇女出嫁后在娘家的土地让渡给亲属的比例为23．5％，被集体收回的为49．6％，仍归本人的为20．2％，但也只是空挂名而已。到婆家后，在婆家村拥有土地的占51．2％，没有土地的占43．1％。
　　在所有失地流动妇女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离婚的流动妇女。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秘书长吴治平说，“依照目前的农村传统，农村妇女离婚后土地往往依附于前夫，很难从婆家宅基地和土地中分出自己的那一份。回娘家同样也是无房无地：即使进城打工，也享受不到市民待遇。大多数离婚流动妇女成为没有房子、没有户口、没有土地的‘三无’妇女。”调查显示，流动妇女失地，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村规民约。“在当下农村，一些村规民约仍有性别歧视的倾向，而对村规民约的监管也存在盲区。”吴冶平说，
　　村规民约于这方面的侵害在“城边村”和“城中村”妇女的土地补偿款分配方面尤其突出。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对农村土地征用猛增，“城边村”和“城中村”的土地升值使土地收益成倍增长。但调查发现，农村女性享受这些收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2010年，曹德旺父子捐出2亿善款，6个月内到达9万多户农民手中
　　
　　一次成功的公益行动实验
　　2010年11月30日，倒计时最后一天。云南、贵州、广西、四川、重庆五省区共92150户灾民，每户获得善款2000元。而此次庞大的公益活动之后，是一次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在6个月之内，让西南五省区9万多户农民都拿到曹德旺父子的2亿元捐款，差错率低于1%，管理费用不超过善款总额的3%。1月12日，第三方评估机构中国人民大学非盈利组织研究所以及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审计报告：此次捐助达到了预期要求。
　　曹德旺顺利捐出两亿，中国扶贫基金会也证明了自己的公信力。在公益界人士看来，这更像是一位企业家挑战行政主导的公益行动的实验。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的话说，“这是企业的公益问责。”
　　2010年5月，曹德旺、曹晖父子以个人名义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云南、广西、贵州、重庆和四川五省区市贫困家庭捐赠善款2亿元，创下国内最大的一次性个人捐赠最高纪录。5月4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亲自来到福建，与曹德旺签署了一份协议。这份协议包括：资助92510户灾民，每户2000元，在当年11月30日前，分布在五省区市的农户要足额收到善款，否则曹氏父子将收回这笔捐助。
　　“我仔细阅读了协议书，他（曹德旺）对基金会如何执行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不是把钱捐出来就算了，还要选择有执行能力的机构去执行，而且亲自参与执行过程，对全过程进行监督和管理。”当日的会议上，段应碧评价说。
　　面对这样的协议书，段应碧自己心头有点打鼓。将2亿元发到近十万个农户，从五个省市区选出真正有困难的受灾户，同时怎样保证这些钱不被截留，能够直接送到这些农户的手上，成为基金会必须考虑的问题。
　　2010年5月21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武定县狮山镇前山村调研时，问及该村村民小组组长：“如果我们给你们26户资助名额，可是你们村有30户人，该怎么办？”
　　组长答曰：“首先我自己不要，然后再动员3个老党员、老干部不要，剩下的26户都给”。工作人员再问：“如果只给15户人，而且不允许你们拿到钱后又私下平分，该怎么办？”。组长沉默片刻答曰：“这钱我们不要了”，理由是“不好分，得罪人”。
　　最后，基金会在方案中决定，农户家里有人拿工资的不给，家庭年收入超过当地平均水平的不给，按照这些标准，村里有多少符合的就资助多少。
　　此外，基金会决定，“不让地方政府碰到钱”，直接从扶贫基金会打入老百姓账户中。这一设计，在地方政府中引发争论。比如当地提出希望先把钱打到省信用社，再发给农户。最后基金会没同意。“如果信用社过账，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什么动机，哪怕滞留几天，这么大笔费用，难说不会出现问题。”一位基金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最后，扶贫基金会坚持要把钱直接打给农户，为每家直接办理存折，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基金会的工作量骤然上升。
　　双方协议规定，项目完成日期为2010年11月30日，项目管理费3%，按照总额计算，管理费用不超过600万。基金会制定了详细预算，严格控制成本。
　　“慈善项目管理费，法律上规定一般是不超过10%，3%的规定过于严格，对于其他项目来说没有借鉴意义。基金会接这一单就是为了声誉，要做出品牌，因为企业家向基金会挑战。”长期关注慈善事业的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
　　民间社会如何推动强势政府的透明与问责，这个项目提供了启示。曹德旺两亿善款顺利捐出，提供了社会各部门协同提供公益服务的案例。扶贫基金会在报告中认为，通过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合作，促进政府透明，提高效率，这是三方共赢的合作而社会是最大的受益者。
　　一直跟踪这个项目的杨团则认为，这个项目最重要的是展示了透明度和公信力。“扶贫基金会敢于用最好的策划，和包括志愿者的全体努力，在非常苛刻条件下接受挑战，而且做得很出色。”这再次向社会证明，中国存在着值得信任的公益组织。”何道峰说。
　　（摘自1月17日《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耿雁冰 师同）
　　
　　奢侈品下乡潮兴起
　　
　　2010年，奢侈品界一个重要现象是高端品牌纷纷告别“北上广”，开始挺进内陆，疯狂“下乡”。
　　“我们为了迎接春节前来购物的中国顾客，已经雇用了会说普通话的店员，帮助顾客挑选商品、付款。”伦敦知名的百货公司之一哈洛斯(Harrods)百货公司对外宣布，为了迎接春节前去购物的中国游客，他们将开通使用中国银联卡，使中国游客的消费更为便捷。
　　小到化妆品、手袋、电子产品，大到私人飞机、名画、古堡豪宅，中国游客强大的消费能力屡屡震惊世界，以至于英国刚刚统计出2010年圣诞打折促销季中，中国游客消费奢侈品金额高达10亿英镑（约105亿元人民币）。于是，酸溜溜的英国媒体基于“英镑”的概念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北京镑”，称持有“北京镑”的中国人愈来愈富有，中国富豪正在“买下大不列颠”。
　　根据世界奢侈品协会《2010－2011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城市调查报告》，中国奢侈品消费能力前三分别是杭州、温州和青岛。2010年，奢侈品牌纷纷告别“北上广”，开始挺进内陆，疯狂“下乡”。
　　杭州一位品牌代理商告诉记者，杭州大厦一层的品牌，几乎60%以上都是全国的单店销售冠军，很多国际品牌把进入杭州大厦作为大幅开拓销量的最佳途径。“别看很多品牌在杭州只有一家专卖店，但是月销售额都在3000万元以上，黄金周可以破5000万。”他告诉记者，“会员来店里一次花几万元买包包、衣服等很正常，尤其是限量版的款式，别看价格很贵，但最抢手。去年，有个常州女士出手非常阔绰。3个月的时间里刷了500万元，最多一次购买了8个包。”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奢侈品牌开始加大力度挺进中国内陆和二三线城市，比如，2010年，国际奢侈品巨头卡地亚就将郑州作为其中国区巡展线路图上的一个重要城市。记者采访的一些箱包、珠宝品牌代理商，也表示有进军重庆、武汉、西安、太原、大连等地市场的计划。
　　“在中国进行奢侈品牌的营销和经营，是一个烧钱的狂热运动。”连庭凯告诉记者，现在抢占中国一二线城市的旺铺越来越难。他告诉记者，通过分析发现奢侈品消费人群主要是25岁~45岁的年轻人。于是，他通过大宗购买的方式，整合了多个奢侈品牌的销售商和供货商，使其商品常年折扣保持在20%~80%，把奢侈品牌搬到网上直营。
　　春节将至，白领犒劳自己、企业年终答谢活动团购、朋友间送礼等需求集中爆发，而在物价压力、关税新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今年不少消费者开始放弃前往香港或海外“血拼”奢侈品，转投同样销售大牌正品、价格却更低一筹的专业奢侈品网站。据《财富周刊》
　　
　　对话吴仁宝
　　
　　记者：你的新农村建设有哪些标准呢？
　　吴仁宝：我们比较早确定了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土”标准。首先什么叫社会主义？我们认为，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我们给“人民幸福”定了三条具体标准：生活富裕，精神愉快，身体健康。我们把新农村的形态总结为“三化三园”―――美化，绿化，净化；远看像林园，近看像公园，细看农民生活在乐园，达到这样才合格。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后，社会主义新农村标准有了正式说法，形成了五条标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对照着国家的标准，再看我们华西目前的状况，领导和专家都说华西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经合格了。
　　记者：你现在主要的精力用来做什么？
　　吴仁宝：80岁的时候我又一次当选上党的“十七大”代表，根据“十七大”要求，我们要加强四大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我现在要把四大建设干好，关键是党的建设。我们党员要做到两点：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这样的党员干部就代表了我们党的先进性。
　　经济建设我们还是做得不错的，去年销售额超过450亿元，人均缴税超过46万元，老百姓的收入超过8万元，发完工资交过税，村里剩下可用的钱超过30亿元。农民收入连续7年超过8万元。
　　我今年83岁了，等我85岁的时候你们再来看看华西不一定太好，但比现在还要好一点。据《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