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霸权机制解析 [后霸权时代的国际机制有效性探讨]

　　摘要:国际机制是有关国际关系特定问题领域的、政府同意建立的有专门成套规则的制度。两极格局瓦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推进，美国的霸权势力不断受到冲击，但是国际机制并未随着霸权国家实力的衰落而陨落，反而彰显出新的活力。那么在后霸权时代，国际机制发挥有效性的保障和表现成为值得探讨的议题。
　　关键词:国际机制;有效性;霸权
　　
　　国际机制是指“在某一特定问题领域里组织和协调国际关系的一系列隐含或明确的原则、准则、规则和决策程序”。 国际机制可以通过汇聚成员国预期，提供信息，降低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来促成国际合作，达到所有成员国的帕累托改进。 因此，国际机制是一种惠及所有成员国的“集体物品”，但是在通常意义上，创立国际机制是一种费用高昂的“集体物品”的供给行为，只有经济和政治实力占压倒性优势的霸权国才有意愿提供。随着国际格局后霸权时代的到来，美国的强势地位因其内部的经济发展困境和外部的区域集团崛起而日显低落，可美国确定的国际霸权机制仍然在发挥作用，这是由国际环境的新特征以及国际机制内在特点所决定的。
　　
　　一、合作利益概念的普遍深入
　　
　　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伴随全球化的步伐，许多全球问题在人为不可控制的情势下跨出一国边界，波及多个甚至一个区域内的主权国家。并且，在政治、经济日益相互依存，文化日益融合的趋势下，主权国家在最大限度地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会思考该利益是否能够真正称为最大利益。因此，合作利益的概念被引入决策出台的思考中，后霸权时代改变的是国家间权力的极端不平衡关系，推进的却是在国际机制下寻求合作利益最大化的理念。因此，新自由主义代表罗伯特?基欧汉认为，没有充足的理由证明霸权国是合作性关系的充分必要条件，国际机制一经创立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霸权后的合作是可能的，即便国家间关系蕴涵某些冲突因素，只要一国遵从政策的行为被他国视为能促进自身目标的实现时，国家间的合作就会发生。
　　那么，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利益又是如何产生的？按照国家的自私本性，国家在处理某些具体问题时会基于各自的利益和偏好考虑独立做出决策。但实际情况是，独立决策会使每个国家都成为“搭便车者”，导致公共产品的次优供应或非供应，国家之间就无法解决共同面临的威胁问题，会使大家的利益普遍受损。当国家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时，国家间关系就会由“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者”转变为“共同利益的最大化者”，国家会在共同的利益驱动下，在国际机制的框架里自觉解决争端，使得国际机制的有效性在后霸权时代仍然展露强大的生命力。
　　
　　二、国际机制的内在合法性减缩维持国际机制的成本
　　
　　国际机制的创立是一个费用高昂的过程，霸权稳定论认为国际机制伴随霸权国的消亡而消亡，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即便在霸权时代，霸权国创立的国际机制对其本身具有反作用力。我们认为，绝大多数国际机制的产生是大国之间协调和利益安排的产物，并且成为了霸权国家牟利的工具，然而我们不能否认国际机制对霸权国家的约束、对国家间合作的促进以及对全球的重建作用。在当今世界上，有许多已经创立完整的国际公益机制，如国际红十字会等，这些公益机制创立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体现国际公共利益而不是仅仅体现某个或者某些少数大国的利益，因此，它们具有本身的内在合法性。再论及与国际公益机制相对立的国际霸权机制，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成熟和发展也已经发展成为两个方面，一是传统意义上为了维护霸权而产生的控制机制；另一个是在霸权逐渐销蚀过程中也就是在“霸权后的合作中”形成的替代控制性机制的保险性机制，而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随着对共同利益认可度的上升，保险性机制的比例正在逐渐上升。
　　这些国际机制有一个普遍的共通点，即内在合法性的上升。合法性是一种不依赖个体理性而发生作用的社会控制方式，它是“一种有关社会实体行为在一些社会建构的规范、价值、信仰和释义系统中正当、适宜和合宜的总体化的认知和判定”。在合法性的认知下，行为体的行为选择并不单纯地由物质性的自我利益所支配，身份再造和利益实现的内在需要也是其遵守规则的一大动力。规则的合法性被行为体内化到一定程度，将意味着一种独立于被迫遵守和自我利益驱使的内在力量推动行为体自愿、惯常地遵守这些规则。所以，当国家行为体在这些机制框架下共同行为时，因其认可这些机制的内在合法性，他们对于发挥国际机制有效性的心理状态会发生改变，从最初的被动接受到内在地感知到这项规则是合理、合法的，所以自觉遵守。这种心态的转变最直接的作用是导致维持国际机制有效性的成本迅速降低，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说，“合法性对于所有的社会控制并非必不可少，但是缺少合法性将给控制者带来极其沉重的维持成本，因为合法性为需要热忱、忠诚、分散决策、自行决断和审慎判决的组织运行减少困难。”因此，在后霸权时代里，因为国际机制维持有效性的成本大大降低，为其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三、国内治理对国际机制的惯性依赖。
　　
　　传统意义上对于国际机制的研究停留在国际体系层面，然而国际机制与国内政策有一个共通点，即都经由主权国家的内部决策过程。因此，国际机制有效性的全面分析，必然不能忽略从国内治理的需求角度进行分析。尤其是在民主理念被普遍接受的今天，许多发达国家普遍呈现出一种“国家弱、社会强”的政治态势，也就是说，国家的决策强力日益受到社会利益集团的影响，同时伴随人民大众不断增强的参政议政意识，国家对内自主性有所削弱。于是，国家必然会开始探询新的武器支撑，为加强自主性提供保障。因此，作为全球治理首要制度的国际机制开始成为国内治理的重要途径。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最强大的政治行为体，国家在创设制度上具有比一般社会行为体更大的优势，当国际机制所发挥的功能符合国家的偏好时，国际机制就能被国家行为体引入国内治理，从而使国际机制得以创设或得以扩散。
　　不论是国际治理还是国内治理，其核心都在于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不可否认的是，伴随国际机制的诞生，从国际角度来看对于国家的自主性确实有所限制。但是，林达?维斯认为：尽管全球资本流动和国际制度的确对国家产生了结构性压力，经济相互依赖对国家影响还有另外一个侧面，即全球化的激活面相。国家为了在全球化中争取到适合自身成长的环境，为了在对内治理中发挥出独一无二的优势作用，将国际机制的引入国内治理成为必由之路，尤其是在国内政治制度结构分散的情况下，国家会充分利用国际机制来争取其自主性。丹尼尔?德瑞日纳指出：“国际机制能够提供在国内领域实施政策的必要资源。”当国内出现有悖于国家整体决策利益的呼声时，国内政治家们可以将视线转向国际，寻求国际机制层面一致性的支撑，通过将国内政策与国际机制直接相连的方式，增强了该国逆转其政策选择的声誉成本。同时国家发现，制度化水平较高的国际机制与制度化水平较低的国际机制相比，给国家带来的自主性反而有时比较高。因为，国家行为体可以将国际制度的约束刚性作为政策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重要源泉，更有效地推进那些与某些社会行为体偏好不相一致的政策，从而实现自己的目标。基于这一点，国家会促进与其利益一致的国际机制的推进和完善，不仅确保了国际机制的有效性，而且加强了有效性。
　　
　　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60页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