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精神：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在中国的当代表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摘 要：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实质是改革精神。一方面，实践精神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精神，是邓小平改革战略的精神原点；另一方面，改革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特质和精华，当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改革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的时代表达，在中国社会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我们继续秉承和大力弘扬。
　　关键词：邓小平南方谈话；实践精神；改革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4-0026-05
　　恰逢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二十周年之际，认真总结历史、深入推进改革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时代课题。此时，重读《邓小平文选》及其第三卷的压轴之作《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人们亲切地称之为“南方谈话”），真可谓温故而知新。我们从哲学层面上进行梳理和探讨南方谈话和它所体现的精神实质：改革精神，这也许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践习者必要的纪念方式，这本身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实践精神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精神，是邓小平改革战略的精神原点
　　历史上每一次哲学革命都是变化了的社会条件的理论表达和新的社会变革的理论先导。19世纪中叶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代，西欧主要国家正处在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发展出现了不少问题，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相互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此时的“社会的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是资产阶级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缘于此，马克思强烈地意识到：哲学家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2］219他敏锐地观察和深入地思考，并积极投身革命实践，得以最终创立了工人阶级自己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有人认为秉持实践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最辉煌的日出，因为它是对以往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合理继承和发展。实际上这还不够，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根本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伟大变革，在于它解决“思维与存在”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独特方式和蕴含的基本精神——实践精神。马克思把实践理解为一种客观的和能动的现实存在以及主客体之间的一种现实的相互关系，这同时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各自缺陷：“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而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是“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3］499。
　　在诸多重大哲学问题上，马克思的正确认识得益于其一贯秉持的实践精神的内在洋溢。此前，黑格尔认为，哲学只是一种事后的思考，因此妙喻道：“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能起飞。”［4］而马克思则非常强调哲学的改造世界的功能，认为他的哲学是迎接人类黎明的“高卢雄鸡”。此后，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与自然的普遍性。对此马克思指出，人是包含理性在内的感性活动的存在和实践的存在，他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到此，马克思真正发现了人的本质，彻底否定了旧哲学的人的本质观，即是“单个人的所固有的抽象物”［3］501。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首先明确的是现实前提，那就是“现实的个人”以及“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的经验维度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为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5］物质实践活动就是人类把“自在自然”变成“人化自然”的过程，最终让世界“为我而存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实践—精神”的方式把握世界的命题，对此学界观点不一。一般而言，实践精神就是人们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过程中，自觉追求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现实化的自觉意识和价值取向，如主体精神、创造精神和进取精神等。
　　从哲学上看，实践精神形成后还需要向真正的实践活动转化。恩格斯指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哲学的变革多次成为政治变革的“前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出现了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积极支持了这次讨论。这次在哲学层次上的讨论，为后来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做了思想上的准备，拉开了三十四年改革开放的大幕。当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基本精神，并将继续引领中国社会现代化。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6］382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追根溯源，他和他开创的改革事业无不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因为它是改革战略的精神原点。这一精神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南方谈话里，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6］382。他还说：“我读的书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6］382并进一步指出，过去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6］382。其实，改革开放伊始，针对不同意见，邓小平从实践检验的角度认为，这是正常的，“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6］374。在南方谈话里，邓小平进一步解释当初为什么不强制、不争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6］374这是对于党的思想路线的最好诠释和执行。改革开放新时期实践精神的弘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邓小平提出的这种“不争论”思想［7］。
　　远景式地考察邓小平南方谈话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不难发现，那时我国改革开放进入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需要进一步明确，改革进入到了攻坚阶段；同时，由于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上苏东剧变的影响，社会上开始出现一种倾向，“左”的思想抬头，人们对于是否坚持改革开放存在争议，一些人企图动摇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不为所动，旗帜鲜明地要求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并忧心忡忡地断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反对从僵化的观念出发抽象地谈论姓“资”姓“社”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6］373。邓小平在坚持实践标准的基础上，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观点，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进而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找到了一个着眼点，保证了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