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 黄裳：沉默的斗士

　　9月7日是中国24节气之一的白露，从这一天开始，天气将渐渐转凉。一位93岁的老人似乎预先感受到了这来自秋天的凉气，就在这个传统节日的前两天，他在上海瑞金医院安详地去世。
　　病危时，需要切开他的气管，把肺里的痰导出来，但是他希望自己清清静静地睡过去。于是他就像平时睡着那样，还打着鼾，直到9月5日傍晚6点，鼾声停止了……而窗外，在中国文学的草木上，多了一颗晶莹的露珠。
　　深受周氏兄弟影响的一代散文大家、藏书家黄裳，可谓集名士风流和斗士精神于一身。他属于“五四”余脉的一代作家，生于“五四”运动爆发三个月后，成长于中国现代文学最为繁荣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世纪四十年代登上文坛，“反右”和“**”中遭受迫害，晚年如老树绚烂开花。
　　黄裳一生的“帽子”很多。记者、散文家、藏书家、版本学家，坦克教练、搬运工、右派、现行反革命……
　　卖名表，买旧书
　　1972年春，黄裳的两千多册藏书被抄。抄家人员叹息说：“看这许多毒草，害得你弄到这步田地了。还是抄掉的好。这对你的改造有好处。”而黄裳始终没有“改造”好，这些10年后终于放还的“毒草”，却在黄裳的生命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黄裳一生酷爱读书，后来又成为一流的藏书家。他说自己“从小就喜欢书，也从很小起就开始买书，对于书的兴趣多少年来一直不曾衰退过”（《书的故事》）。除了“四书”，他自觉自愿读的第一部书是《红楼梦》，它被父亲宣布为“禁书”，所以他早早就品尝了偷读“禁书”的滋味。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他开始大量接触新文学，父亲每月寄来的生活费大部分都被黄裳买了书。“鲁迅、冰心、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等的文集是每种必买的。各种文学杂志也都收有全份。”
　　“七七”事变不久，他最早收集到的整整两箱书都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但我并不灰心，逃回上海后又继续买书，而且升了级搜罗起‘古本’来，如鲁迅的著作就一一访求初版的毛边本。”那时他最珍贵的藏书，就是搜齐了茅盾主编的全套《小说月报》。
　　后来，黄裳收藏的兴趣又转到古籍上，尤其是明清刻本。黄裳在南开中学的同窗好友、红学家周汝昌曾说，“他（黄裳）极爱中外书籍的好版本，如今成为海内头等藏书家不是偶然的，我也早有预感。”有人评价说，黄裳可谓是第一个重视清代刻本并发掘其中学术和史料内涵的收藏家。他对古籍版本有着独到的见解。“包括残本他也收，以前残本基本都没有人收的，但他说残本中可以看出历史、可以去考证它为什么不完整。就是说他连残本都能找出价值来，眼光非常独到”，与黄裳相识三十余年的学者陈子善说。他编的《爱黄裳》，是第一本黄裳研究资料汇编。
　　黄裳的书房给陈子善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饭厅、客厅全是书，一直堆到天花板，但整理得很好，都拿牛皮纸包着。
　　“白酒酿成因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这是黄裳的写照，学者徐森玉曾手书此联赠给黄裳。对于“工薪阶层”的黄裳来说，买旧书是一笔昂贵的开销。大女儿容洁回忆说，“父亲为了买老书，卖掉了莱卡相机，也卖掉手上的名表。母亲说，只要旧书店老头来敲门，一声‘黄先生’，家里的钱就不见了，明朝有没有钱买菜也是不要紧的。”因此，黄裳与妻子吵架最厉害的时候，就是因为买书。
　　他曾经有一次“豪举”“哄传书林”：为买明崇祯刻本《吴骚合编》，他付出一笔现款，还贴上装了两部三轮车的线装书，其中不少是明刻和清初刻本，只因郑振铎在1949年前曾想买这部书，最终却被盐商王绶珊买去。从这件事上，也可看出黄裳的个性。
　　由于爱书，黄裳写得最多、影响最大的文章就是书话，他的书话“纵横古今，散淡飘逸”（孙郁语），深受读书人喜爱，拥有大量忠实粉丝。钱钟书也赞他文笔绝佳，“每于刊物中睹大作，病眼为明”。
　　把心“挖”出来
　　黄裳的父亲是学采矿的，为了完成父亲实业救国的夙愿，1940年，黄裳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而这个理工科学生，最后却走上了新闻和文学道路，以文扬名，而没有“子承父业”。他登上文坛与两位作家有关，一是柯灵，二是巴金。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熟读新文学的黄裳就开始试写散文投稿，最初的习作就发表在《文汇报》副刊“世纪风”上，成为黄裳走上文坛并与报纸发生关系的开始。“世纪风”的编者就是柯灵。有趣的是，黄裳最初投稿署名“宛宛”，让柯灵误以为是一位女作家。
　　1942年，黄裳到抗战后方重庆的交大上课后，又应柯灵的约稿，为《万象》写了几篇《江上杂记》，成为黄裳通讯写作的开始。尤其是柯灵和唐弢创办的《周报》，发表了黄裳的一组有影响力的通讯报道，就是后来集成册子的《关于美国兵》，更成为他进入新闻业的“投名状”。1945年下半年，也是在柯灵的介绍下，黄裳参加了《文汇报》，先后成为驻重庆和南京的特派员（记者），采访过梁漱溟、傅斯年、周作人等名流。1949年后，他又成为复刊的《文汇报》记者、编辑、编委。
　　柯灵激发了黄裳最初的写作热情，而真正将黄裳推上文坛的，还是巴金。没有巴金的提携，黄裳不会走上文学道路。黄裳说，“他将我所写的旅行记事散文介绍到《旅行杂志》，得到了重庆的第一笔稿费”，“他商量着把我发表过的散文收集起来，出版了我人生第一本书。”这本书就是《锦帆集》。从这时起，年长黄裳15岁的巴金成为影响黄裳最深的朋友，他们的友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我就不记得他对我讲过什么理论，文学上的事情也讲得很简单、很少……对这样一位在前面引路的前辈的帮助，我一直怀着感激的心情。”巴金去世后，黄裳写下了被誉为最好的纪念巴金的文章——《伤逝》。还有学者统计，关于巴金，黄裳先后写了总数达六万字左右的八篇长文来记述两人之间的交谊。“从这些充满感情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巴金对黄裳的欣赏与提携、关照之意，读者也更能从这些文字中看出黄裳深感巴金的知遇之恩。”
　　1949年后，巴金还保护过“因文闯祸”的黄裳。“1950年4月4日，我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则短文《杂文复兴》，不料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一场风波。发表当天上午夏衍读了以后，立即打电话给唐弢，转告我此文不妥，应亟图补救。”但为时已晚，“在《文汇报》和别几家报纸上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令黄裳震惊的是，“最后出马写了长篇总结性论文的是冯雪峰，还通过电台向全国作了广播。”黄裳不解的是，鲁迅先生的追随者竟主张鲁迅杂文已经过时，“幸而我惹下的这场祸端不久也就平息了，没有因此而吃更多的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