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背背包照片

　　我在声音的过道中行走　　我在响亮的现实中飘荡　　这是王建伟第3次搬家了。　　说是搬“家”,其实也就是把铺盖卷往肩上一扛,带着几本常看的书和冬夏几套衣服奔往城市的另一角落。“我的装备很简单,主要是适应经常性的战略转移。”王建伟轻松一笑,这使他苍白的面孔看起来有了生气。
　　“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大学毕业到现在也就3年,我在3个城市呆过,当过工厂的技术员,电脑公司的销售经理,攒了点钱后还辞掉工作,到大学校园旁听我喜欢的课程。现在这份工作,我干一年了,感觉还不错,不出意外的话,可能会坚持干下去。社会学里有个词叫角色转换,我的位置就总是在不断地变化。静下来时偶尔也觉得累,但我不会让这种感觉控制住的,更多的时间里我斗志昂扬,我相信我的奔劳是会有结果的。也许是拥有我自己的房子,也许是出名得利,反正这些是连在一起的,我年轻,又有能力,我会得到的。当然,这些不是唯一重要的。”
　　和王建伟情形相似的人还有很多。
　　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表明,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几个城市中流动人口和长期居住者在不断增加,其中21至35岁青年占很大比例。以北京为例,1996年,全市人口1200万,其中流动人口300万,占整个城市的1/4,青年占绝大多数。其中有一部分人文化水平较高,拥有大专以上学历和各种专业技能证书,他们自称是新时代的“知识青年”——几年前,他们从遥远的山区或偏僻的县城考上了首都的大学,享受了几年自由而文化气十足的校园生活后,又回到了故乡。但受过首都文化滋养的心灵从此不再平静,他们怀抱各自的理想,通过各种方式又回到这按户籍制度本不属于他们的城市,在拥挤的城市里寻找着落脚点。
　　走在北京的街头,你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些衣着光鲜的新“知识青年”:他们总是行色匆匆,像这个城市里那些兴奋的旅游者,有些疲惫但又充满向往地赶往下一个目的地。但他们又不是对这座城市知之甚少的旅游者,他们和执有这个城市生活执照的每一个合法公民一样,熟悉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他们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工作在这个城市里,但又游离于城市的任何一个阶层。他们是城市的外来户,同时又是城市里极富活力和创造力的那个群落,虽然被生活的奔波劳累,但他们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尽管笑容的后面有泪有伤。
　　背景资料
　　在这些年里(*****的十年),青年人面临着最严峻的问题。在*****初期他们曾处于世界的顶峰,但到1968年他们中绝少有幸免于从光荣的顶峰戏剧般地摔下来。大多数人匆匆忙忙地离开城市,去农村或边疆地区安家落户当农民,在其后的十年中共有1700万城市青年遭遇到同样命运。虽然这是作为—种光荣的改革运动而出现,又作为解决城市“知青”过剩所产生的就业问题的一种方式而维持下去,实际上这是一场代价高昂的社会运动。许多城市里的青年人发现农村生活的严峻远非他们所能忍受,于是很快就非法地倒流回城市,一呆就是很长时间。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817页
　　我想,我们将拥有盛名的灯光拥有成就和可以分享的面包就好像当你斜身向左生命必须向右
　　王蕾每次唱卡拉OK,最爱点两首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爱北京天安门》。“每次出去玩,我都要唱这两首歌。开始时,大家不觉得有什么,可后来听多了,可能挺纳闷的。有一天有个同事实在忍不住就问我:王蕾,有那么多好听的新歌,你嗓子不错,干嘛老盯着这两首啊?我都快听烦了。
　　“刚好那天我爸爸来信,要我回老家工作,而且吓唬我说,如果再不听他的话,他就不认我这个女儿了。而且那几天我的房东嫌我给的租金低,可能找了新房客,叫我另外找房,催着我赶快搬走。事情全挤一块儿了,本来心情就不好,同事这么一问,我的眼泪‘哗’地一下就止不住了。同事一看吓坏了,以为触犯了我,连连道歉。我说没事,我心情不好,和你无关,我就是爱唱这两首歌。搞得他莫名其妙。
　　“其实这两首歌所表达的情绪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忧郁伤感的,一个是活泼坚定的,但它们恰恰是我心理矛盾的体验。我爱北京这个城市,在这里读书的4年,我充分地感受了这里特有的文化氛围。那时我听音乐会,看话剧,看各种演出,逛书店,逛琉璃厂,和各种充满个性的人交往,我觉得我的生命是灿烂的,就像北京的秋天一样,高远辽阔。毕业时我成绩不是最好的,又没门路可走,被分回了老家。”
　　王蕾是学经济的,毕业时正赶上全国的期货市场很火爆,当时经朋友介绍,她很幸运地在家乡的期货经纪所当上了红马甲。虽然工作辛苦,但收入很高。但1994年国家整顿期货市场,王蕾所在的经纪所因为操作不规范被关了,王蕾就闲了下来。才闲没两天,王蕾大学同学打电话给她,两人山南海北地聊了一顿。放下电话,王蕾就决定要离开那座让她发了笔小财的城市,她揣着全部积蓄到北京来寻求发展了。
　　“到北京来,是我的梦。其实在我的家乡,靠我的能力,要圆‘淘金梦’并不很困难。但‘淘金梦’是替代不了北京博大精深的文化的,虽然我自己也不是搞文化的,但我就是喜欢文化的那份感受。至今我仍然记得我同学在那个电话里说的话:‘不生活在这里,你是无法彻底领略文化两字的含义。’上大学时,我就把北京当作了我的精神家园,我在这里留下了初恋,留下了最美好的青春。每天骑车上班快到故宫北海那一段时,不管和谁同行,我都提前结束谈话,沉默着骑过那一段路程。我把那段空间看作我的梦的居留地。倒不是因为那是皇宫,是故宫高高的红墙让我感到太多的文化积淀,它沉沉地压着我,让我深深地感到生命的根。从精神上,我依恋这座城市,虽然这里不是我生活中的故乡,但她是我精神的故乡。”
　　王蕾现在的工作挣钱不多,她在一家私人企业当总经理助理。工作是琐碎的,“但北京特有的文化氛围,让我在平凡的生活里也能感到心灵飞升的愉悦。”王蕾说就冲这一点,她也不后悔她的选择。
　　王蕾对北京独有的文化的钟爱近乎偏执,好像全国那么多城市就没有文化底蕴似的。在27岁的傅于江看来,是他20岁那年的热恋把他从生活舒适的南方城市召回了北京。
　　小傅和他的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太太小杨是在大学三年级谈恋爱的,两人感情很不错。因为顾着恋爱,他们的功课都不是特别拔尖,毕业时两人决定考研究生,结果因为小杨选的专业当年比较冷僻,她考上了,小傅落了榜。一对有情人只好洒泪分离,小傅回了安徽老家。本来两人有个约定,往事不需再提,当个好朋友,各奔前程。结果两年过去了,研究生快毕业的小杨没有意中人,写信一问小傅,他也没有。后来也不知是谁先发出“复恋”的信号,两人就想携起手来共同生活了。他们选择了北京。小杨毕业后留在学校当了老师,小傅辞掉了南方待遇优厚的工作,到北京闯世界来了。“是北京造就了我们的爱情,也是北京挽救了爱情。”小傅这么说时,一旁的小杨脸上溢着幸福的光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