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上二亩好白薯】狗吃白薯好吗

　　中国地域大、人口多，要了解某一方面的问题，不能都像人口普查那样，一家一户的去调查、搞登记。因此，抽样调查就成为了解全面、掌握全局的一种好办法。　　然而，要使调查结果做到实事求是，比较客观，“抽”什么“样”，怎么“抽样”，就显得很重要。抽样不能见“样”就“抽”，啥“样”都“抽”，而要有一定的科学性、普遍性和代表性。
　　在“***”年代，对产量曾搞过抽样调查。比如有一块挖地三尺、深翻三遍的白薯样板田，两亩地共出产白薯1万公斤，每亩平均5000公斤。当时的生产队长就“抽”这两亩白薯地的“样”。全队共种白薯400亩，于是得出结论：通过抽样调查，全队共生产白薯200万公斤。请问：这个200万公斤客观吗？真实吗？这样的抽样调查不过是变相浮夸。
　　抽样不能只拣好的抽，也不能只拣差的抽，不能将特殊当作普遍，将个别视作一般。否则，抽样就会走样。
　　比如要在一个单位对京剧爱好者的情况进行一番抽样调查，如果抽的是10位老同志的样，其中有8位喜欢京剧，那么就声称：通过抽样调查，百分之八十的职工喜欢京剧。显然，这种抽样的可靠性值得怀疑。
　　对于今年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从报刊上发表的观感文章看，大部分观众颇有微词，有人称之为“三老”，即老面孔、老腔调、老形式。也有人称之为“三个相同”，即和去年相比，演员面孔百分之八十相同，结构形式百分之九十相同，演出效果百分之百相同。然而在电视台对北京地区的70户家庭所作的现场抽样调查表明，百分之七十的人表示满意和比较满意，百分之三的人表示不太满意。我自然相信这个数字比例的产生是真实和可靠的。但是，一个部门向大众调查对本部门的反映和看法，而且让人立刻当面表态，我想，除了极个别“不近人情”者外，绝大多数人都会给面子的。这样的调查能否调查出真情实话来，实在是很难说。倘若再带着结论去抽样，揣着倾向搞调研，那结论也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不久前，某部门搞了一次大型社会抽样调查，北京地区的100多个单位、4000多人接受了这次调查。被调查人分属各行各业，既有体力劳动者，又有脑力劳动者；既有一般群众，又有领导干部，可以称得上是一次科学的抽样、认真的调查。然而，从调查的结果看，同样不那么真实可信。比如在问到“当出现某种危及社会和公众利益的天灾人祸时，你怎么办”时，绝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尽力而为”，“积极参与救助”；表示“不关心”的，仅占千分之三。在现实生活中是否仅仅千分之三的人对危及社会和公众利益的天灾人祸“不关心”？笔者没有调查，不敢妄下结论。但是，当我们从报纸上看到一位女同胞受到歹徒威胁，而周围有几十人、上百人围观却无动于衷的报道时；当我们听到有人在不幸落水的危急关头，众多路人袖手旁观甚至乘机索要“劳务费”的新闻时，对于抽样调查中“绝大多数人积极参与救助”和只有“千分之三的人表示不关心”的结论，不得不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不过细细一想，这也并不奇怪。因为这种抽样调查，主要不是对于“事实”的调查，而是对于“回答”的调查，只是一种答卷，一种口头上的表示——当然，这也可以算作抽样调查之一种。至于能否说到做到，是否符合实际，则不在调查之列。倘若只听口头上这么一“说”，就誉之为“极大的政治热情”、“可贵的精神资源”（某报纸报道用语），其说服力值得怀疑；这样的调查又有多大的价值，更值得研究。
　　抽样调查，尽管不需要像工资统计和奖金发放那样精确，只是大致的抽样，粗略的调查，但既然要使它成为研究问题的一种依据，就要基本真实，让人觉得可信，不要相差悬殊，甚至大相径庭。这样的要求不算是苛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