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春花开在上海——上海高考制度改革先行纪实_迎春花开歌词

　　A 听，谁在呼唤春天　　中国是考试的故乡，曾给世界文明史提供了令人瞩目的文化资源。1921年夏，英国著名小说家H．G.Wells在他乡间院中的树荫下，一面品着来自中国的香茗，一面对两位中国学者评价中国的考试制度：“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是向来非民主的，例如没有代议制度，但在别的方面却很合民主精神，例如科举制度。在科举制度底下，谁都能爬到国中最高的位置。”1905年，持续了1200年的科举考试制度被废除后，在探索新的“现代”考试制度上，历代教育家做了无数的尝试，留下了一页页可借可戒的备忘录。到1977年，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一个新的考试制度应运而生，它对克服“**”10年所形成的“读书无用论”，促进学习风气的形成和提高教育质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时间万千学子欢呼雀跃，奔走相告。
　　然而，随着一批批的“幸运儿”告别“黑色七月”，这种考试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了起来。高考的指导思想本来是既要有利于高校选拔新生，又要有利于中学教学，它不可能也不应该担负更多的社会责任。但是它却像一把双刃剑，在带来鲜花的同时，也带来了陷阱：高考升学率成了评价一个中学教育质量的惟一标准，高考成绩成了衡量一个中学生是否“合格”的惟一尺度。片面追求升学率，迫使中学按照高考要求教学，大大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片面追求升学率迫使万千莘莘学子全力以赴应战高考，书山题海，无头无边，在这样的疲劳战中有多少人在流泪，多少人在哭泣，又有谁会来拯救这些苦海无边的中学生？
　　据《中国青年报》1991年7月12日报道：“山东高密二中的学生赵希臣是省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曾荣获‘中国十大少年希望之星’称号，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过上百首诗，出版过诗集，却因高考成绩不行进不了高等学府深造，连老作家们也为之嗟叹。”在这样的高考制度面前人们茫然了，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人才”？什么样的中学生才能算是“合格”？
　　上海华东师大房地产系一位青年教师告诉笔者，他当年参加高考时，由于连日题海征战，苦熬苦拼，结果一上场就跨了，复读了一年后才又考进大学。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他说：“高考成绩一公布我就傻了，我没考上，也就是说我点灯熬油的那数百个日夜化作了泡影，我成了笨蛋，坏学生，坏孩子。我欲哭无泪，自信心和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那天夜里，我静静地躺在床上，望着黑暗中的天花板，心中一片苍凉，我仿佛身处冬天的荒野，很冷，很孤独，看不见一线希望，听不到一声生的呼喊。”
　　是啊，身处这样的考试制度中，学校、老师、家长、学生，仿佛都置身冬日的荒野，他们一齐呼唤生机，呼唤希望，呼唤高考制度改革的春天早日降临。
　　B 让我们都走进市场
　　1984年12月和1985年1月，上海市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两次请示教育部和市人民政府，提出了上海普通高校招生改革的设想。经教育部和市人民政府分别批复后，1985年上海实行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单独命题，经1985年至1987年3年的准备和过度，从1988年开始上海全面实行高中会考制度。这两项新举措像春风一样将高考改革的春天吹临了浦江两岸，使上海恰似一枝迎春花，率先开在了全国高考改革的花园内。
　　要想从根本上改革高考制度，消除一柄双刃剑的负面影响，必须确立高校自主招生的模式，给高校必要的自主权。这种呼声由来已久，早在1979年12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教授就说过：“我们是国务院任命当校长的，那就应该相信我们是会用好这个权的……如果让我这个校长在复旦大学作主的话，在招生考试和教学方面，就不一定完全按照全国统一规定来办。这样，说不定办得更有特色，更有效果。”当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的著名教育家刘佛年教授说得更直白：“入学考试除用统考外，是否可以让某些学校自行招生，或允许他们自招一部分学生，这样可以让某些专业更加认真地挑选适合本专业特点的学生。”时隔9年之后，刘佛年的这种愿望终于见到了可实现的曙光，从1988年起，当年毕业的高中生，必须参加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生物、历史和地理9门学科的会考，9门全部合格者，发给“上海市普通高级中学会考合格证书”，作为测量学生高中阶段学习水平的手段，同时也作为高中毕业生报考普通高校资格的依据之一。在普通高中实行全面会考的基础上，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科目随之也减少为语文、数学、外语加一门相关学科即“3+1”模式，该模式共分6组，各高校根据自己的专业类别和特点，分别选择一组科目作为选拔考生的科目。为了便于高校录取时的调剂和适当扩大考生填报志愿的范围，在专业性质相近的情况下，允许高校各类专业在6组科目中提出兼收其他一组科目。这种改革举措，极大地扩大了高校招生的自主权，同时也为学校和学生减轻了身上的压力。现在在上海恒业公司做秘书的袁雅洁小姐就是当年首批参加会考并考人大学的，她说：“到我该参加高考时，从学校到家里，都似乎一下子放松了对我的‘管制’，不像我哥哥那时那么惨，在无数双严厉的眼睛监督下打‘题海战术’，四顾无人时偷偷唱几句‘我想唱歌却不敢唱’。”自1985年至1991年，上海高校招生考试改革除实行单独命题、高中全面会考的举措外，还实行了对部分优秀高中毕业生保送进入重点大学、师范院校；根据会考成绩选送学生进入师范公安等院校的改革措施，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实行自主招生无疑给了高校选择学生更大的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将学生推进了市场，将中学推进了市场，高校将像“顾客”一样在市场中根据自己的标准自由地选择作为“厂家”的中学所给市场提供的“产品”——中学毕业生。实际上，考生应当是高考改革的主要受益者，所以考生自由选择高校的权力决不应成为高考改革所忽略的一个方面。国外的高考制度大多强调给高校和考生两方面以很大的选择自主权，就像超级市场的兴旺，反映了广大顾客自由选购商品的愿望。但在我国目前的大一统高考框架内，考生的选择权就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这种“一考定终身”的局面，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对考生身心的伤害，高考对他们来说成了可怕的“鬼门关”，每年的7月成了他们心中的“黑色七月”。为了给考生一定的择校自主权，1994年上海在考生报名时也尝试了可以将两所高校同时作为第一志愿的“并报”措施，因而全市有300多名考生接到了两张录取通知书，经他们自主选择再三权衡，最终都选定了一所自己理想的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