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黄浦江不再期待】黄浦江

　　上海，下着雨，但又出着太阳。　　横跨黄浦江两岸的南浦大桥像条彩红，将浦东浦西紧紧联在一起，虹桥、漕河泾、闵行、浦东4个开发区昂然崛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业都会重又让人刮目相看。
　　然而，上海毕竟背负得太重。1700万城市人口使早已饱和的市区极度膨胀，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城市环境恶化。尽管工业基础雄厚，但企业老化，设备更新缓慢，经济效益难以在短期内好转。上海人将自己的城市比作一头负重的牛，每前行一步都喘着粗气。
　　面对着这些无法回避的困难和问题，上海应该怎么办？
　　改革开放为上海的发展带来了绝处逢生的机遇，深化改革无疑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把困难告诉人民，把问题亮给群众，上海人的事要由全上海人民来参与，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创造性是深化改革的基础和保证。
　　精明的上海人表现出非凡的聪明和气魄。
　　参与比期待更重要
　　1990年1月30日。这天是上海入冬后最为寒冷的一天，也是最为火热的一天。上海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全部亮出黑体大字：《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讨论稿）》，今天起交由全市人民讨论。上海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在议论一个热门话题：房改！房改！
　　衣食住行是人类物质文明进程的四个台阶。温饱满足之后，人类拓展自己的居住空间便成了人的第一需要。在上海，这种需要远比中国的其它城市更为迫切。数字表明，上海市人均住房面积仅6.4平方米，住房成套率仅31%，煤、卫设备的拥有率为50%。市区人均居住面积在4平方米下的困难户有32.7万户，占全上海市总户数的14.4％，其中，人均住房面积2.5平方米以下的特别困难户还有4.2万户。此外，还有棚屋3万平方米，简屋121万平方米，危房14.6万平方米。夸张一点说，上海人关注住房胜似关注生命。
　　随着大讨论的展开，上海人越来越清楚了自己的“家底”，也越来越弄明白了一笔帐。1979年到1989年，上海共投入住房建设资金131.28亿元，建成了4368万平方米住宅，63万户居民迎来了乔迁之喜。但10年花了上百亿元，困难户仍有增无减，几十万住户依然在斗室中“叠床架屋”，“几代同堂”。住房仿佛像一个无底的黑洞，永远地投入，永远地不见端底。
　　人们自然而然地接受着住房制度改革这个现实。
　　接下来的问题无疑便是应该怎么改，改革措施怎样更趋于合理和完善。尽管4500字、大小45条的《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讨论稿）》是上海市委、市政府花了200多个日日夜夜，走访考察了国内外诸多城市的方案后才推出台的，但是，上海人对此仍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建议。
　　整整27天，上海人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状态。工厂、学校、机关、商店，人们自发地或有组织地聚在一起，充分发表着对方案的看法。上海的各新闻媒介也天天报道来自各行业、各阶层群众的建议、意见，赞成的、不赞成的，各种观点都亮了出来。房改方案像一块巨大的海绵从各个渠道里吸足了充沛的水分、养料。
　　——27天时间，有10万人次向上海市有关部门来电来访提意见、出主意。
　　——讨论中几乎所有人都反对讨论稿中规定的提租补贴后新增支出15元以上部分一律减免的条款，认为这条不改，对多占住房者没有任何触动；另外房改方案，还应有解决人均住房面积4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困难户的具体计划。这两条意见均被采纳，写入正式的房改方案。
　　——同济大学的师生对方案提出了7个方面的意见，结果有6个方面得到了采纳。
　　上海市房改办的同志已说不清这个方案究竟是几易其稿，究竟经过多少人执笔、修改，他们管这叫“千人稿”、“万人稿”。1991年2月8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经过了3天的认真审议后，一致通过关于《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决议。这是一部凝聚着全体上海人智慧和心血的杰作，上海人怀着最激动的心情迎接这个“新生儿”的呱呱坠地。
　　上海的住房改革终于从讨论阶段步入了更为艰难的实施过程，可以想见它的举步艰难。因为不同层次的人自然有不同的心理震荡，即使赞成改革方案的人，最真实的感受也是喜忧参半的。因为他们毕竟要拿出并不富足的钱，毕竟要割舍早已习惯的终身享受低房租的优惠。
　　然而，这场牵动全民的讨论却使上海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一种信任，一种做为公民的尊严。一位起初怀疑房改讨论的青年教师畅快地给市政府写了一封信：“没想到这次讨论不是假商量而是真商量，不是假民主而是真民主！”一位棚户区的居民含着泪对干部说：“尽管房改增加了我们个人的负担，但领导信任我们，把底交给了我们，我们明白不改不行了，多大的压力也要和政府一道顶着。”当时的上海市长朱熔基也道出了政府与群众的共识：“深化改革要走群众路线，群众拥护改革，改革就能成功。”上海理论界人士这样评述：上海市房改大讨论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房改本身，整个讨论是决策民主化的一次有益尝试，也是一次强化改革意识的自我教育过程。
　　一步一步走上更高的台阶
　　开展全民大讨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大讨论仅仅是全民参与的一种形式。如何建立起更多的参与和沟通渠道，完善参与机制和程序，用制度来保证群众参与的热情和持久性，以推进政治民主化、科学化的进程，则是更为深刻的题目。在多年的改革实践中，上海人对此进行着不懈的探索。应该说，房改大讨论是这一探索中的一颗果实，其实，在上海，还有着不少令人关注和开人思路的举动。
　　早在1988年，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将全市的知名学者召集在一起，对上海市的建设规划畅所欲言，评头品足。从那时起上海市政府便把“双周理论界座谈会”作为一种制度坚持下来，至今已经3年多了。上海的每一次重大决策几乎都少不了学者们的论证和评说，像股份制的得失，像如何启动上海市场。凡参加过座谈会的学者都有这样的感受：座谈会气氛平等自由，没有理论禁区，各抒已见。唯一的压力是，自己的理论要经得起推敲，要体现科学精神，要对上海人民的利益负责。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王战谈起双周座谈会时说：“江泽民同志主持上海工作期间，我一共参加了5次座谈会，朱熔基同志任上海市长后又参加过两次。座谈会每次都集中谈与上海有关的一两个经济问题，谈得深透，有时领导向我们介绍实际情况，有时给我们出题目，遇到好的观点、好的论证还会直接让我们写成报告送有关部门参阅。我觉得这种做法是实行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好办法，有利于市领导与知识分子的相互了解和沟通，也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