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与《中国青年》:任弼时中学2018喜报

　　今年十月二十日，被我国广大青年尊为良师益友的《中国青年》已经创刊六十周年了。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人们情不自禁地怀念起曾经为《中国青年》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任弼时同志。　　事情有巧合，弼时同志参加革命后的第一篇文章和他逝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都是为《中国青年》而写的。他一生为我国青年工作呕尽心血，这是永远值得后世青年铭记和敬仰的。
　　弼时同志是湖南省泪罗县（原属湘阴县）人，1904年4月30日出生在一贫苦的乡村教师家庭里。1916年，弼时同志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附属高等小学读书。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连年混战，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弼时同志热切地关心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如饥似渴地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在一篇《富国论》的作文里写道：“呜呼！吾国势之孱弱至今而日极矣，外有强邻之逼，内有剧寇之萌，爱国者曰：国危矣！国危矣！……”他到长沙不久，结识了当时在第一师范高年级读书的毛泽东同志，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后来他入长郡中学读书，经常阅读马列主义书刊，开始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靠拢。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后，弼时积极投入这场斗争，开展废止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争回青岛、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1920年，经毛泽东同志介绍，他同肖劲光、任作民等同志准备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们先到上海学习俄文，任弼时于这一年在上海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在党组织安排下，他们历尽艰难，终于到了莫斯科东方大学，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1922年弼时同志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任弼时结束了学习，回到了还在灾难中的祖国。他到了上海，和恽代英、张太雷同志一起负责团中央的工作，同时在我党创办的干部学较—上海大学兼任俄文教授，并讲授马列主义理论知识。
　　一天，恽代英来到了任弼时的住处，一起讨论团的工作。两个人促膝交谈，心心相印。代英是《中国青年》的第一任主编，他特意向弼时介绍了这个刊物的情况，临走时又说：“你抽空给刊物写点东西吧！”弼时高兴地答应了：“好的，可不一定能写好啊！”当天夜里，他在灯下铺开稿纸，一直写到深夜，为《中国青年》撰写了第一篇文章《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刊登在1924年10月第49期上。
　　此后，他以辟世、弼时、PS等笔名，为《中国青年》写下了许多文章。这些文章，大体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介绍马列主义理论的，如《马克思主义概略》《列宁主义的要义》等，比较全面地阐述了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他指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必须结合实际情形去解释，特别强调马列主义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农民问题，批判了第二国际的改良派，批判了排斥农民的错误倾向。另一部分是关于青年工作的，如《苏俄与青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义》《怎样青年群众化》等。其基本思想是，强调青年团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团体，指出了它应当有坚实的基础，能团结广大革命青年一道前进。还有一部分是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写的时事评论文章，如《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结果》《自五卅惨杀到北京惨杀》等，揭露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罪恶，对当时的斗争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弼时同志的文章，为青年团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提供了理论武器，有力地指导了当时的青年运动。由于他的文章热情奔放，立论精辟，深入浅出，说服力强，深受广大青年的欢迎。
　　弼时同志用他的文章和言行，吸引、教育了广大青年。这同他的学习、思想、作风是分不开的。吴玉章同志曾说他品德好，作风好，才能全面，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策略的灵活性，既有高度的马列主义修养，又有极为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弼时同志高深的理论素养是在留学时打下的基础。他在莫斯科学习非常刻苦，经常是出了教室就进图书馆。他的俄文学得很好，是同学中少有的能熟练阅读马列主义俄文版著作的人，所以他的理论学习成绩也很好。当时在东方大学任助教的瞿秋白同志称赞他是个诚实而用功的学生，是大家的榜样。弼时同志谦虚朴实、平易近人，处处注意向群众学习，向实际学习。唯其如此，所以他对生活有敏锐的洞察力，写出的文章鞭辟入里，生动感人。实际生活是一本读不完的教科书，弼时同志的文章首先得益于生活。有一次，他在工人夜校讲“阶级”问题，不少工人觉得概念深奥，听不懂。当天夜里，他就随工人到了工厂，进行调查，掌握了大量阶级压迫的生动材料。第二次上课，他就用大家熟悉的例子讲解，使抽象的理论变成了有声有色的故事，课堂活跃起来了。有的人听着流了泪，有的当场用个人的经历控诉剥削阶级的罪恶。从此以后，他每写文章，总要先向实际生活调查学习，写出以后，读给青年听，征求他们的意见，有时读给他的夫人陈琮英同志听，请她帮助修改。虽然琮英同志是个童工出身的妇女，识字不多，但弼时同志非常尊重她的意见。
　　1925年，弼时同志代理团中央书记。1927年在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书记。1928年，他转到党中央工作，此后，他虽然离开了团中央，但一直关心青年工作。1940年他参加了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后，又分管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工作。1946年，根据当时的形势，弼时同志又向党中央建议重建青年团。后来，在他的亲自指导和组织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于1949年诞生。
　　1948年，党中央还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时，弼时同志就受中央的委托，着手指导中央青委创办中央团校和《中国青年》的复刊工作。他和青委的同志一起研究，制订了《中国青年》的出版方针。第一期的全部稿件，都经过了他仔细审阅。那时，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很差，一边休息，一边工作。但为了让第一期《中国青年》尽快与全国青年见面，他经常深夜还在灯下一字一句地审改稿子，其中《活跃的延安冯庄青年》《庆祝中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开幕》等稿，他详细地修改了好几遍。作为党中央的负责同志，对我们一份青年刊物的具体编辑工作倾注如此多的精力，是我们后辈人铭感不忘的。
　　弼时同志为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付出了大量心血。他在身体已近于不能工作的情况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审阅和修改了重要文件。1949年4月，他又抱病参加了大会，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就在这个报告中，他又一次讲到《中国青年》，他说：“恽代英、萧楚女等同志负责编辑的《中国青年》周刊，在中国学生知识界和各大城市的一部分青年工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在介绍共产主义思想、在与反动的国家主义派（即现在的青年党）作斗争中起过重大作用。……”但是，由于他重病在身，心力不支，这个报告只讲了一半，就支撑不住了，是荣高棠同志代他读完的。这件事传达到团的基层组织，久久地留在团员们的记忆里，感动着他们。
　　这位终生关心青年成长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50年10月21日，又怀着满腔的热情，写了《纪念＜中国青年＞二十七周年》一文，高度地赞扬了《中国青年》二十七年来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办好这个刊物的方针、任务。当时许多了解他的人，看到他的文章，都为他的健康好转而高兴。可谁曾料想，六天以后，10月27日，弼时同志因患脑溢血，猝然与世长辞，全国顿时沉浸在悲痛中。
　　弼时同志逝世后，人民悼念他，中国的青年悼念他。朱德同志题词：“弼时同志不仅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战士和政治家，而且是青年最亲密的导师。他一生为革命奋斗的历史，永远值得后辈青年同志学习。”在纪念《中国青年》诞生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也应当纪念这位曾经为《中国青年》呕心沥血，披肝沥胆，用先进思想哺育一代代青年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