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看到的赵树理】赵树理

　　一个穿黄粗布军衣的人　　我第一次见赵树理同志，是在一九四○年七月。那时华北新华日报馆，住在太行山武乡县的一个小山庄上。　　有一天下午，找到校对科去，一进门看见土炕上靠窗口的地方，高高的坐着一个穿黄粗布军衣的人，头顶离房顶只不过二尺来高。低着头正在校阅着工人送来的“清样”。
　　余同志向我作介绍说：“你不认识吧？这位是赵树理同志，是新来的校对。”他抬起了眼睛笑了笑，瘦长的脸上显出几道皱纹，面色发黄，客气的尽让着：“坐吧，坐吧！”
　　可是往那时里坐呢？他们三个人，才只有两个方凳子，余同志是坐在自已的床沿上。仅有的一个泥土砌成的煤火台，上面还难放着他们的碗、筷、洗脸盆、麻油灯、和一个半截洋油桶做的打菜桶。他们三个人很少的那一点东西，就把这黑屋子给塞满了！
　　这地方老乡的窗口都是留在炕上的，因为地下没有地方放桌子，赵树理同志便把一张单桌放在炕上去了，但是窗口太低，光线从他的桌子下面射进来，桌面上，反而只能得到很少一点亮光。他的睡铺，就在自己的脚旁边。
　　我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平常的地方。后来才让人说过他会写“通俗化”的文章。
　　一九四二年，正是他的第一篇名作“小二黑结婚”快要产生的时候，那时他的主要工作是编一种给敌占区同胞看的通俗小报，叫“中国人”，（原铅印，从改为石印），他既是编辑，又是作者，每期要写各种形式的文章：通俗言论、小说、诗歌、话剧、唱剧、活报、快板、讽刺笑话、民间歌谣等……还要数字数，排扳样；还要在石印药纸上写各种字体的标题，画小插图和题头画，细心地描绘各种图案花线；还要负责校对。
　　不仅敌占区同胞喜欢看这个报，石印工友们也常常一面印，一面朗读着他的作品。和他在一起工作过好几年的一位缮写员，曾背诵过一段他在三四年以前写的嘲笑日汪的“新相声”给我们听，逗得人家笑了一场。
　　那时我们住在一个村子里，赵树理同志的小报上出版，便常到我们的院子来；他是一个愉快的人，爱说笑话，更喜欢唱，特别爱唱的是他的家乡戏——“上党梆了”。他喜欢拉胡琴，但买不起，因为那时正是抗战艰苦时期，提倡“白天少开会，黑夜少点灯”，用一切办法克服经济困难，争取“渡过黎明前的黑暗”呢，那里能有钱买乐器！一双筷子、一本书是他的鼓板、胡琴、锣、鼓全由他的张嘴来担任。有时唱得高兴起来，他便手舞足蹈，在屋子里走起“过场”来，老羊皮大衣，被当作蟒袍一样舞摆着，弄得哄堂大笑，他才停止。老赵到了那里，那里便会有笑声，青年们更喜欢他，他常被青年战士工人和农民包围着，“欢迎老赵唱一个！”他也不使这些青年们失望。因此“老赵”两个一字，被一切人亲热的呼唤着。
　　知道“小二黑”却不认识“老赵”
　　一九四三年春，在老赵住的地方不远有一个青年被“余旺”那类人糟踏死了，这引起他很大的愤慨，“小二黑结婚”便是由这里来的；他首先用笔向混在民主政权里的恶霸份子——“金旺”兄弟那类人展开了斗争！
　　“小二黑结婚”的原稿被彭副总怀念看到了，他给这篇小说以很高的评价，亲笔给赵树理同志的小说提了字：“像这样经过调查研究深入群众的作品，还不多见。”从此，一向没被人们注意的赵树理同志，最先被领导上发现了。
　　“小二黑结婚”出版以后，紧接着第二年春季，第二部名作“李有才板话”又和读者见面了。于是他的小说被人们争相阅读，故事被人们到处传说着。许多职业剧团和农村剧团把“小二黑结婚”编成戏剧歌曲，以“演唱。人们只要一听说那村要演“小二黑”，一二十里远的老太太、大闺女和抱着小孩的年轻媳妇，都得要去看看，青年们那就更不用说。
　　可是有些战士和群众只知道“小二黑”，却不认识作家赵树理。
　　这是一九四四年冬天的事情。当时太行区召开了一次规模最大的群英会和生产战绩展览会，通知各部队、机关、团体有秩序的去参观，赵树理同志因为要去大会工作，所以单独带着介绍信去了。走到村口，被大会警备司令部派出的哨兵拦住了，不过他进去，因为他穿的比普通战士还不整齐，一件穿了好几年的旧棉衣，有个地方露出棉絮来，没扣风纪扣，没打里腿。怎样解释也是白费，“上级有命令，不整齐不许进去！”这样把他看看介绍信，他告诉战士说：“如果不让参加会，我就再出来。”这样才得到战士的许可。过后有人和他开玩笑说：“你就说你是‘小二黑’的作者，不就让你过去了吗？”他笑着说：“那可不行！他认得“小二黑”，他怎么会认得“老赵”？”
　　就在这次大会上，他东奔西跑，访问那些人民的英雄们，写了农村的新女性——妇女劳动英雄“孟祥英”（小说）和边地劳武结合的青年英雄“庞如林”（鼓词）。
　　“老赵来了！”
　　一九四四年底，快过年了，我们印刷厂的青年工友要演战，弄了几个剧本来，一群年青人嘻嘻哈哈，嚷嚷了好几黑夜，你嫌我“过场”走得不对，我嫌你锣鼓敲得不合“板眼”。快要散伙了，一个工人在院子里喊：“噢！老赵来了！”“对！叫老赵教咱们，这是个正经办法。”工友们前呼后拥，把赵树理同志拥进装订房，老赵给他们拉着胡琴，热心地教着曲词和动作，演出以后，老乡都说很好。
　　又有一次，一个农村剧团，到我们住的村子来演戏，临时缺了一个打鼓板的，老百姓挤满了，开不了戏，老赵便走上台去，顶了这个缺。他常帮助一些旧艺人编演新剧，这些旧艺人都把老赵看成他们亲密的朋友和教师，非常欢迎他。
　　冬天的早上，他常到伙房去，一面帮伙夫同志拉火，一面给他们讲故事。敌后抗战最艰苦的年月，有些老百姓怕“变天”，有一个伙夫老聂
　　同志，也不相信八路军能胜利，老聂当的年走过太原，修过同蒲路，他常说：“我就不待听八路军宣传，你们光说有办法，钻在这山沟子里，拨火棍（意即破枪）每人还发不上一根，凭什么能胜利？”老赵不给他讲什么大道理，他只就老聂赞成过的事情上说起，上下古今的打比方，后来老聂对人说：“我就佩服咱老赵，能说得入情入理！”
　　不但这样，他每到一村，不几天便和老乡熟惯了，老乡有什么事解决不了便来找他。我们邻院老乡，小两口打架了，拉拉扯扯去找村长要离婚，村长土成是个老好人，解决不了这种事，便请老赵去帮他调解；伙房院的牛脾气青年小狗，和他寡妇老娘生气，老赵也去说服他们。这一类事例多得很，赵树理同志并不认为这些是不值是管的小事体，他不把自己当成一个作家，他只知道实心实意给老百姓办事，因此他在群众中生了根，群众离不了他，一切群众中发生的大小事件，他也最先知道，而且根底摸得最清楚；因此，他作品中的人物总是活生生的，他不必玩弄笔墨，人物就在我们的眼前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