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地级市“高配”副省级书记】2018中国地级市排名

　　8月，换届完成的湖北省委常委班子明确了各自分工。常委会中，3名成员均为下辖城市的市委书记。浙江、江苏、广东也同样如此，省委常委席中均有3位城市市委书记。目前31省区市中，除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以外，15个地级市市委书记均由省委常委兼任，分布于13个省份。
　　行政序列上为正厅级的地级市，一把手配备为副省级官员，属于特殊的官场“高配”现象。与以往零星分布不同，重要地市市委书记纷纷“高配”显示出地方人事的新趋势。
　　此前的两个月中，广东珠海、浙江温州在省级党代会上实现了“高配”（晋升省委常委），珠海市市委书记由原梅州市委书记李嘉调任，而温州市委书记一职早在两年前由副省长陈德荣兼职，进入省委常委对于两人来说均“更进一步”。同时，两省省委常委构成中，地市市委书记增为三席。而之前只有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保持着这种配备形式。
　　一个省的常委由11到14个人构成（一般为13人），他们最少包括：省委书记、省长、专职副书记、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或政委、常务副省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省会城市市委书记以及省委秘书长。而地级市市委书记除非属于非常重要或特殊的城市，否则很难有机会能进入这个领导圈子。
　　从之前的惯例上看，大多数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兼任省委常委都属于官位升级之前的过渡，也就是由当地的一把手（正厅级）晋升为省级领导人（副部级），一般时间只有两到三个月，在过渡时期之后，会在省委中转任新职务，市委书记一职则由新官接任。
　　但最近的这部分“高配”趋势却与以往明显不同：要么是像襄阳和宜昌一样，市级一把手的职务由已经任省委常委的人接任；要么像珠海和温州一样，由外市空降市委书记并在省党代会中正式确认常委头衔。
　　而这四位新近实现“高配”市委书记同样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首先，他们都是“60后”，平均年龄仅为48.7岁，比同省常委的平均年龄年轻了近5岁；其次，他们都有超过20年在本省从政的经验；第三，其中3位有过地方共青团的历练履历。
　　对这些地级市来说，市委书记“高配”同样有助于城市直接获得省里、甚至是中央的资源和政策支持。
　　下辖行政区一把手“高配”显示了该地域的重要性，主要因素之一便是经济实力，位居江苏GDP前两位的苏州和无锡的市委书记长期以来一直是省委常委，像大连、厦门、青岛这些经济发达的副省级城市也都在常委的名额中有着一席之地。对于直辖市来讲，能够进入市委领导班子的地区则无疑均有着特殊地位，如天津的滨海新区、上海的浦东新区、北京的朝阳区等。
　　这些经济发达的非省会城市很多都是国家的计划单列市，计划单列市是上世纪80年代设立的，它享有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并且财政收支直接与中央挂钩，无须上交省级。目前只有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这五个城市，它们可以说是中央的另一种“直辖”。
　　1994年，国务院将计划单列市确定为副省级城市，这使得它们也成为副省级城市中仅有的非省会城市，一把手的级别也要比普通的地级市高半级，雄厚的经济基础使它们最先实现了“高配”，而“高配”的影响又反过来提高了它们的综合实力，也成为很多城市的发展榜样。
　　与此相对应的是，陕西延安、河南洛阳在本省份受到重视则不仅仅在于它们的经济发展，延安是红色革命圣地，洛阳则是“九朝古都”且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工国企密集。
　　而近年来新晋入省委常委班子的城市一把手多与国家政策以及战略考量相挂钩，灾后重建的青海玉树自治州（地市级）州委书记也在本轮省级党代会中跻身常委之列，而紧靠朝鲜的延边州一直在本省长期处于“高配”状态。
　　分析人士指出，对于省委来说，地级市的“高配”更多地出于地区综合以及平衡发展的考量，同时有利于化解区域间潜在的纷争和矛盾。
　　近年来，各省级行政区内，“省会独大”现象突出。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省会的经济总量往往是能比排名第二位的城市高出两倍到四倍，比如湖北武汉、安徽合肥 等。人口和资源的过度集中加剧了省会城市的扩张，又带来了拆迁、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国务院在近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多次强调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区域功能区的划分。市委书记配备规格“升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2003年， 国务院确定了湖北的“一主两副”的区域发展战略，即以武汉为省域中心城市，襄阳、宜昌为“省域副中心城市”，这可以看做是对武汉“一城独大”状况的解决方案。不过从战略的实施到两市市委书记的真正“高配”经过了近十年的时间。
　　同处中部地区的江西赣州，作为江西省人口规模第一、经济规模第二大的地级市，赣州市委书记长期以来一直担任省委常委。
　　与此相似的是紧邻澳门的珠海。单从经济总量上来看，珠海只能在广东省排到十名左右的位置，但是，去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视察珠海说：“广东十二五崛起看珠海”。这是因为珠海引进航天工业和船舶工业的发展规划与广东省委转变经济结构的战略部署一脉相承。因此有学者分析这次珠海市市委书记“高配”是“偶然中的必然”。
　　与前面几个因为区域发展而“水到渠成”的城市相比，温州市一把手“升级”之路则略显特殊。
　　在前几年金融危机影响下“温州模式”陷入了困难，2008至2009年，温州GDP增长率均为全省倒数。2011年9月“温州老板跑路事件”更是引起社会轩然大波，据统计，温州的民间借贷规模已达1100亿元左右，资金链断裂势必将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重大振动。
　　今年3月，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相较于前面几个城市的省级区域发展规划，温州的“试点”则更多体现中央政府层面的意志。
　　被当地人称为“荣哥”的市委书记陈德荣，近年来因为整治城市环境以及进行城市建设中的雷厉风行又多一个“铁腕书记”的称号。 在“高配”的背景下，温州发展被高层注入更多期许。
　　计划单列市一把手的级别要比普通的地级市高半级，雄厚的经济基础使他们最先实现了“高配”，而“高配”的影响又反过来提高了它们的综合实力，也成为很多城市的发展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