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在线阅读 [三读《南明史》记]

　　我之读书，有一不成文的习惯：内容空疏、见识平平者，随手一翻，就丢在一边，古曰灾梨祸枣者，指此而言；内容充实且有一得之见者，则大致浏览一过，既广见闻，且待他日研究参考之用；内容丰富，又独具卓识灵心者，则正襟危坐，阅读一遍之后，再将其置诸枕边，供睡前翻阅，以便在梦乡中与作者谈心。
　　记得先师顾诚教授所著《南明史》刚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付梓时，蒙其青睐，赠我一册。扉页题签有云：“陈宝良弟惠存。”字迹遒劲，恰如其人，大有生气。顾师以“弟”称我，当时不胜惶恐。后多读载记，方知先师熟谙掌故，此称实隐含深意大义。据已故著名明史专家谢国桢回忆，王国维曾为谢氏题写扇面，在“国桢”人名之后，误写为“兄”，后又用墨笔将“兄”涂改为“弟”。可见，师弟子之间，称兄道弟，确有先例，足证师生情分之深。只是作为学生的我，无论从学识、功力、成就诸方面讲，还是多有愧色，仅仅视作一种鼓励而已。
　　当时初得此书，如获至宝，花我三天时间，一气读完，如三伏暑天喝下一碗胡辣汤，或吃重庆麻辣火锅，虽大汗淋漓，却又不得不大呼“爽快”。是为一读《南明史》。
　　其后，先师之书，被我放在床头以便随时赏阅。大概是我对弘光一朝历史较为熟悉，且又治明末复社史事，多次阅读孔尚任之《桃花扇》的缘故，我最为喜欢且多次翻阅者，则是《南明史》中关于弘光朝的叙事。先师基于深厚的史料根柢，将弘光一朝史事以生动优美的文笔出之，格局宏大，寓史事考辨于酣畅淋漓的叙事之中，进而指出弘光朝衰亡的根本原因。是为二读《南明史》。
　　此次光明日报出版社将新近出版的“顾诚著作系列”中之《南明史》赠我，恰值先师谢世八年之后，有必要重读此书。于是，焚香净手，将其置于案头，平心静气，认真重读一过，如饮陈年老酒，传之愈久，愈为醇香。是为三读《南明史》。
　　初版《南明史》出来后，因其新论迭出，远超同类著作，且兼印数仅有三千，造成一时洛阳纸贵之势，实在情理之中。书出版后，先后获得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也是名至实归。但先师生前并不以此为荣，藉此夸耀，而是坦然处之，默默地继续从事他的明清史研究。古人曰藏之名山，传之久远，即其意也。事实确是如此。目下诸多获得省部级优秀成果的著作，尽管名头很大，获奖者亦因此而获实利，然细究之，多或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反观先师之《南明史》，却能免于此议。何以见得？不妨从以下三点论之：
　　其一，关于南明人物的论定，能自出机杼，与前人意见相左，甚或是非颇“谬于”古人。在《南明史》中，对于入清之后直至如今尚被景仰的历史人物，诸如史可法、何腾蛟、郑成功等，先师无不多有微词。究其原因，他已作简答如下：“如果这些人物都像历来的史籍所描写的那么完美，南明根本不会灭亡，这些人也将作为明朝的中兴将相名垂青史。”言外之意，就是这些担负着支撑南明诸朝大厦的关键人物，若能对党争、内讧处置得当，将矛头一致对准清，南明的历史无疑会重新改写。
　　犹忆《南明史》初版出来后，我曾就自己感兴趣的人物如钱谦益、刘宗周、黄道周诸人质诸先师，他无不以史事为基础，各作论定。作为明末清初文坛宗主的钱谦益，因为有投顺归降清朝末后一着，入清之后，饱受讥议，甚至被称为“两朝领袖”。而先师在鞭笞其“罪”之余，经过多方的史料钩稽、考证，同时指出钱谦益参与南明反清活动之“功”。再如刘宗周、黄道周作为明末闻名的两位大儒，其道德之醇、人格魅力固不容置疑，但先师亦对他们之“德”有余、“才”不足的特点，多有揭示。在“才”与“德”的关系问题上，按照传统的观念，则是德为“本”、才为“末”。然若置诸整个明清易代的大环境下，南明史中的人物，其节义固然值得称道，然支撑南明大厦、复兴大明基业之才，以及由此才而导引出的功业，则无疑更显重要。先师大抵以此为出发点，重新评骘南明人物。
　　其二，南明历史的主线及脉络问题。先师在“序论”中已经开宗明义地指出，自己所著《南明史》有两大特点：一是不再以南明几个朱家朝廷的兴替为中心，而是以大顺军、大西军余部及“海寇”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二是认为历时20年反抗满洲贵族征服斗争终归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内部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严重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并以此作为贯穿全书的脉络。在史学界理论方法日新月异的今天看来，这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看法或许显得有点“旧派”，而在先师那里，却是“吾道一以贯之”，一直奉此落实到史学研究的实践之中。若欲对此有更深入的了解，可以参看《南明史》的姊妹篇，即《明末农民战争史》一书，读者不难得到印证。
　　其实理论的“新”抑或“旧”，无关紧要。现在被误认为“旧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传入中国之前，应该说是十足的“新学”。对历史研究者来说，最为关键的是认定一种理论，并付诸历史研究的实践，再辅之以传统史学考据工夫，方可自成一家之言。
　　其三，历史进程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问题。在“序论”中，先师坚持必然性只有一条，即“社会要发展，要前进；其间可能出现短期的逆转与曲折。至于统治王朝的建立和统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属于偶然的因素”。尽管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但他又反对将一切既成事实都说成是历史的必然。鉴于此，他在《南明史》中，在阐述明清易代过程中各派势力更替时，更多地着墨于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因素。在《顺治十一年——明清相争关键的一年》一文中，这一观点更是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
　　三读《南明史》之余，我对治史更有新的感悟。此即“学”、“行”或“知”、“行”必须合一。“学穷本原，行追先哲”是清人对明末大儒刘宗周的评价，我想可用此作为先师一生学术生涯的盖棺论定。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