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良知 [科学家的良知与尊严]

　　195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科院地理所编辑的一本书——《***中的中国地理学》。这是中国科学院1958年12月召开的地理专业会议的会议论文集，作者是科学家和大学地理系的老师、学生。收在论文集卷首的是中国现代地理学、气象学、物候学的开山人，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写的《摆在地理工作者面前的任务》。
　　竺可桢在这篇文章中写道：“1958年9月间全国科协在北京开成立大会时，有不少丰产劳模参加会议。在闭幕那天丰产劳模对科学院挑战，要和科学家竞赛，看1959年谁能得到最高丰产。科学院的生物学部被逼上梁山，仓促应战，提出1959年创小麦每亩五万斤的指标。在北京近郊辟了六亩地，深耕到两公尺，密植到每亩种子两百到四百斤，施肥到每亩七十五万斤，1959年能否完成任务，照现在所出的麦苗看来很成问题。但是我们即使不能得到每亩小麦五万斤的收获，即使我们输给了老农，他们1959年放上卫星以后，我们仍能获得许多经验。”一个科学家说出这样的话，不知道竺可桢的内心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当年一本地理学家的论文集，现在看来却是一本科学家的谎言集。“***”之后中国饿死了那么多人，但当时的科学院却在研究如何解决粮食吃不了的问题。这真是天大的讽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让科学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说谎更让人感到痛苦的事了，但中国的科学家居然做到了。
　　在那个谎言成真的年代里，整个中国科学界集体“失语”。读到这些材料，我在想：为什么那么多的一流科学家会突然之间变得如此低智商呢？后来，我明白了——这些科学家的智商并没有降低，他们只是迫于现实的压力，而不敢说真话而已。他们并不缺少智商，他们缺少的是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缺少科学家坚持真理、说真话的良知和勇气。
　　庆幸的是，即使是在那样一个真理被蒙蔽的年代里，依然有少数科学家保持了难得的清醒，他们独立思考，质疑现实，并敢于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1957年5月，著名科学家束星北在山东省宣传工作会议上做了《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的发言，明确提出要提倡法治，反对人治。结果束星北被划为极右派分子，进而被打为“束星北反革命集团的头目”，遭受非人折磨，几十年无法进行正常的科研工作。但正是因此，人们才格外地敬重他，称赞他是自然科学界的“陈寅恪”。
　　与束星北同样表现出科学家良知与尊严的还有徐璋本。1957年，科学家徐璋本在一次教授座谈会上提出：“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教条主义错误。”徐璋本此番言论的直接后果就是被打为右派，投入监狱，经历了长达二十年的囚徒生活。
　　束星北、徐璋本以他们特立独行的言论为中国的科学家赢得了最后的良知与尊严，但他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愿我们的科学家今后再也不要遇到这种“尴尬的历史境遇”。毕竟思想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而保证公民的思想权利，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
　　【“杂文专版撷英”栏目作品选自2012年7月23日、8月2日、7月2日《西安晚报·漫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