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叙事学本土化的动力元_叙事学理论

　　在西方文化圈衍生发展的叙事学能否本土化、如何本土化，是学者们孜孜以求的话题。本文认为：叙事学本土化是一个必然的命题。因为其存在强烈的本土化动力元，即中西比较意识与理论自觉意识。前者是叙事学本土化的外部动力，刺激、深化叙事学本土化的内在需要，无论执着于中国传统叙事理论的挖掘整理，还是西方叙事学学科理论的研究，视点都落在中国叙事理论的建构上，中西比较视野都是驱动其渐进的深刻的动力之一。后者是叙事学本土化的内在动力因素，使叙事学本土化成为研究者的主动追求，直接引导和推进叙事学本土化的进程，叙事学研究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强烈的本土意识和历史意识。二者形成强烈的势能，推动叙事学的本土化进程和最终实现。
　　[关键词]叙事学；中西比较意识；理论自觉意识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5－0177－06
　　王瑛(1971－)，女，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叙事学。(广东广州　510640)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新时期以来西方叙事学本土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GDIOCZWll)的阶段性成果。
　　源起法国，辐射欧洲，短时间的沉寂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迎来了“叙事学的小规模复兴”。也就是说，对于西方文化传统而言，叙事学一直是本土的学说。20世纪80年代，叙事学自西洋到东海，来到了与西方文化传统迥异的中国，叙事学迅速成为显学，人们对叙事学的态度，由接受、质疑转向反思，叙事学本土化的呼声愈来愈强烈，建构“中国叙事学”提上议事日程。人们对“中国叙事学”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必须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叙事学，这是大多数学者热切的愿望和努力的方向。最典型的代表是杨义，他说：“在以西方为参照系的同时，返回中国叙事文学的本体，从作为中国文化之优势中开拓思路，以期发现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也许相当一些侧面为西方理论家陌生的领域。”他的《中国叙事学》直接以“中国叙事学”命名，“中国”一词代表与“西方”叙事学分庭抗礼的民族特色。第二种观点认为建立中国叙事学为时尚早，但前景乐观。相当一部分学者持这种观点。如徐德明认为：“专门讨论中西叙事诗学的整合，进入纯粹理论探讨为时尚早。”青年学者罗书华在《中国叙事之学》中提到“现在谈论与建构界限清楚的‘中国叙事学’的条件还不够充分”，但应该为它的建构“做些有益的铺垫”。第三种观点认为：作为一门世界通用之学，叙事学是没有国界的。比如，董小英在其《叙述学》中认为“叙述学就是研究表述形式的一门学问”，所以“文化可以各个不同，但是只要使用文字或者艺术方式表现了某种意义、意味的话，这种表达方式就是叙述方式，应该是可以借鉴，是没有国界的”。也就是说，对叙事学能否本土化，如何本土化，本土化到什么程度，人们是存在疑虑的。但无论如何，叙事学在中国是蓬蓬勃勃发展起来了。那么，是什么力量在推进叙事学的本土化进程?或者说，推进叙事学本土化的动力因素是什么?本文的考察，希望能够解决上述问题。
　　一、外部动因：中西比较意识
　　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学术目光逡巡于中西之间，注意力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源自西方的理论是否适合中国的文学实践?中国的文学实践是否可以修正、补充西方理论的某些方面?中国是否有相应的理论传统?是否该有一套体系完备独立的中国叙事学?中国学界是否可以在叙事学理论方面有新的拓展?等等。也就是说，西方叙事学的传人，或者说西方文论的传入，带给中国学界的心情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一种新的方法论可以为中国的文学研究带来很多新的视阈，比如浩繁的成果迭出的红学研究，因为有叙事学的视角翻出了新意，1998年王彬出版的《红楼梦叙事》以迥异于以往的红学研究发现了我国独特的叙事法则；1999年张世君出版的《<红楼梦)空间叙事》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中国传统叙事经验与西方迥然有异：西方以小说为时间艺术，而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叙事传统，则视叙事为空间艺术。二者无异于在红学研究中各放了一颗卫星。忧的是毕竟西方理论来源于西方的理论与实践，来源于西方的学术背景和文化传统，它是不是一种普适性的理论?更深刻的忧虑是，西学有的，中国自然也应该有。在这种且喜且忧的心态之下，中西比较的视阈就变得饶有兴味，一方面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又颇具感情色彩，在西学理论的映衬之下，倾力寻找国学传统。可以说，中西比较意识是一种极具力量的动力因素，刺激、催促、深化西方文论的本土化需求的产生。
　　中国叙事学研究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具体研究进程存在什么问题，最根本和迫切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中西比较意识成为一种强大的动力因素，与叙事学本土化进程相伴相生。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叙事学本土化进程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个步骤，都和西方叙事学有关，一方面，它根本无法完全摆脱来自西方的影响；另一方而，西方叙事学之“西方”也形成一股强大的压力，驱动刺激叙事学本土化的进程。
　　我们可以从国内介绍叙事学的著作窥其一斑。人们并不按照西方叙事学的“西方”模式来介绍这一门学科，甚至对其理论框架都或多或少进行了悄悄的置换。徐岱的《小说叙事学》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中国叙事思想的“双子星座”(史传观念和诗骚传统)、“三驾马车”(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的叙事思想)、“四大范畴”(白描、闲笔、虚写、传神)与西方叙事理论互为对照。杨义的《中国叙事学》强调在这里，徐著强调了“小说”这一文体。在小说文体的框架内讨论叙事理论，中国叙事思想的萌芽是作为讨论“小说”叙事学的背景存在的。杨义的《中国叙事学》充满了叙事学本土建构的努力和智慧。对“中国”特色的强调使该著成为中国叙事学本土化重要的里程碑，该著昂扬的“中国”姿态与“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再看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虽然主体是先秦叙事观念的形成，但西方叙事学的研究背景依然如草蛇灰线，隐伏其中。赵毅衡、高小康、胡亚敏、赵炎秋等无不如此，西方叙事学之“西方”特色驱使中国学界重新凝视“中国”，“中国”传统叙事理论的挖掘和整理成国内叙事学界最为急迫的问题，人们几乎不能容忍中国传统叙事理论在叙事学领域的缺失。中西比较视野伴随着深沉的中国(叙事学)问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