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 第一代链接；梁启超远离政坛的精彩人生

　　清华大学四大导师　　上世纪20年代的清华声名远播，其国学院先后将四位大家揽入怀中：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和赵元任，成为那个时代教育界最大的看点。　　梁启超对清华学子影响深远。梁实秋早年在清华就读，直到晚年他仍回忆得起梁启超演讲的经历：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教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顾右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梁启超上课前，照例会先把眼镜向上翻一翻，开腔道：‘启超没有什么学问。’随之又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
　　他讲得认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开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地呼唤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
　　“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泪交流之余张口大笑了。”
　　梁实秋最后感叹道：“像先生这样，有学问，有文采，又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
　　1922年，梁启超曾赴东南大学主讲先秦政治思想，与传授“实用主义”的胡适狭路相逢。学生黄伯易回忆道：“胡‘像花牌楼商人’，目空一切；梁‘广额深目，态度诚恳’，第一次和学生见面就表态：‘我梁启超一定要学习孔子学不厌、教不倦的精神，与同学们一起攻错。’”
　　胡适少时深受梁启超“新民说”影响，算是梁的弟子辈，留学归来一跃成为新一代学术界的领军人物，风头正健。梁欣赏其才华，却不认同其哲学理论，曾在北大公开演讲发难。1923年，二人同时应邀为青年开出一份《最低限度国学书目》，胡将《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也列入其中，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梁很不满，当即撰文批驳说，自己偏偏就没读过这两本书，“但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
　　梁启超在学问上的争胜念头，好友周善培看得很清楚。他说，梁启超常以不知一事为耻，如果胡适偶然研究哪怕“极无价值”的东西，他也要跟着研究一番。于是，周劝他：“论你的年辈、资格，应当站在提倡和创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对，你却总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这种求足的方式，何时才到头呢?”梁启超一再点头，终究还是拴不住自己“竞赛”的心。
　　津津有味的人生
　　梁启超有句名言非常流行：“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他认为，打牌有助启发智商，“手一抚之，思潮汩汩来”。还在担任《时务报》主笔时，梁启超经常半夜一边吆喝“八万”、“九条”，一边口述社论，由专人记录下来，一字不改，即可付梓。约稿、演讲统统不作准备，临场前，一阵“东风、白板”，便大功告成。不过，也许是用心不专吧，梁启超几乎逢玩必输，但他依然兴致高昂，乐此不疲。
　　对于晚辈，梁启超爱护有加，却也因直率而得罪人。1926年10月3日，在北京的北海漪澜堂举行了一场兼具娱乐性和轰动效应的婚礼，牵动了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几乎所有大腕。新郎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徐志摩，新娘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陆小曼，证婚人是梁启超，主持人是胡适。
　　在婚礼上，梁启超致辞时当着众人的面训导徐志摩说：“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全场为之愕然：这也太不留情面了!
　　晚年的梁启超每天五点起床，工作十个小时，星期天也不休息。孜孜不倦的努力换来的是36年间所著《饮冰室合集》共1400万字，平均每年要写39万字。
　　人到暮年，梁启超精力不减，只消一个周末，便可成书一本。与他一同游欧的蒋百里，回国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请他为之作序。岂料梁启超一发不可收拾，出手便是6万字，与原书一样长，这篇“长序”只得单独出版，成为梁启超的学术代表作《清代学术概论》，梁又反过来请蒋百里写序，一时传为佳话。
　　1926年的一个周末，北师大的学生李任夫和楚中元去拜访梁启超。粱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为李任夫写下一副对联：“万事祸为福所依，百年力与命相持。”梁启超说：“这是我青年时代一首诗的录句，今天特别写给你，也是希望你立志向上奋斗。凡事要从远处看，切不可以一时的起伏而灰心丧志，一定要有‘定力’和‘毅力’。人的一生，都是从奋斗中过来的，这就是力与命的斗争。我们要相信力是可以战胜命的。一部历史，就是人类力命相斗的历史，所以才有今天的文明。我平生行事，也是信奉这两句话。所以遇到任何逆境，我都是乐观的，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也许就是得力于此。”
　　由于常年操劳和熬夜写作，梁启超的身体越来越差。1926年3月，尿血不止的梁启超住进了协和医院，被查出患有尿毒症。即使是身体每况愈下，他照例每日挥毫自娱。在家书中，他活灵活现地描摹“老白鼻”(幼子梁思礼乳名，即Baby的意思)，模仿家中女仆，把“乡音无改鬓毛衰”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看惯了半个世纪的血雨腥风，经历了一次次的失望、凋敝，心底竟然还是一派灿烂和天真，或许，这就是趣味给予梁启超最好的补偿吧。
　　协和是当时中国最好的西医医院，梁启超一住院，就写信给他的孩子们：“我要你们知道我快活顽皮的样子，昨晚医生检查身体，说50岁以上的人体如此结实，在中国是几乎看不见第二位的。”
　　不幸的是，协和医院在梁启超身上进行了一次失败的手术。功能正常的右肾被切除，病变的左肾仍然留在体内。临终前，梁启超看见报纸上对协和医院和西医的指责谩骂不绝如缕，考虑到西医刚刚进入中国，正在起步阶段，梁启超强撑病体，在《晨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启超关心的还是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正如沈商耆的挽联中所写：
　　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
　　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