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一门三院士”的时代传奇] 第二代计算机是什么时代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若按年龄划分，梁思顺年纪最大，出生于1893年；思成、思永、恩忠、思庄出生于2 O世纪初，彼时梁启超正流亡日本，四人日后集体留学北美，成绩斐然；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均出生于1910年以后，梁启超在世时，他们年龄尚小，没有机会出国。
　　若按术业划分，思顺并未进过正规学校，而是随父亲接受“家教”；思成、思永、思庄受教于西方，所学大抵属文史科，文人气质浓厚；思达从南开经济研究所毕业，而经济学这门学问要到他退休若干年后才登堂入室成为“显学”；思懿、思宁投奔革命；出生于1924年的思礼是梁氏第二代中如今惟一健在者，也是九位子女中唯一的工科毕业生。
　　九位子女，个个都有不一般的成就，其中三人更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成、梁思永、粱思礼)，被誉为“一门三院士”。
　　粱家子女海外归来
　　1928年的一个夏日，一列火车从莫斯科缓缓出发驶向西伯利亚。一对美国夫妇在“粗鲁、发臭的旅客群”中发现了一对迷人的年轻夫妇，“就像粪堆上飞着一对花蝴蝶一样”，于是他们立刻开始了热烈的对话。
　　这对年轻的中国夫妇用流利的英语解释，他们1924年一起赴美留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进修，这一年的3月，他们刚刚在温哥华举行了一场西式婚礼，婚后即遵父亲建议游历欧洲考察建筑。现在，他们正“满载着美国的体验”，急于回到国内“把它们付诸实践”。
　　这对年轻的中国夫妇，就是极具传奇色彩的梁思成与林徽因。
　　和梁思成、林徽因一样，1930年前后，梁家留学海外的子女陆续归来。梁思永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受邀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梁思忠在留学子女中政治热情最高，1927年初他一度想终止学业回国参加“北伐”，被梁启超劝阻：“这种过度的热度，遇着冷水浇来，就会抵不住。”梁思忠继续在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毕业后回国，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很快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梁思庄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获文学学士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系，毕业回国，在北京图书馆及燕京大学工作，后远嫁广东。
　　1928年8月，梁思成、林徽因回到天津，按照梁启超的设计，他们赴沈阳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27岁的梁思成出任系主任，上课第一句话便是：“建筑是什么?它是人类文化的历史，是人类文化的记录者。”“九·一八”事变之前三年，东北局势相对稳定，梁思成及建筑系同仁利用这夹缝中的时间，培养了中国最早一批建筑专业人才。
　　1929年1月29日梁启超的去世，对梁家是一个沉重打击，既是心理上的，又是经济上的。“我们的生活基本是靠他的稿费，他去世以后，家境就下降了，顶多属于中等水平。”梁思礼后来说。17岁的梁思达没能按照原计划赴日本留学，他去读了南开大学商学院经济系。粱思成与林徽因给父亲设计了墓碑，立于北京香山卧佛寺，这成了他们联袂设计并付诸实施的第一件作品。同年，他们的女儿出世，取名梁再冰，以纪念逝去的父亲(梁启超号“饮冰室主人”)。
　　1931年6月。梁思成回北平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定居北总布胡同3号。
　　1932年淞沪抗战后不久，在前线的梁思忠便因患病贻误治疗去世，年仅25岁。
　　北总布胡同3号
　　进入1930年代，东城北总布胡同3号的梁家已是北平知识界有名的文化沙龙。梁再冰记得那是一个两进的四合院，两个院子之间有廊子，正中有一个“垂花门”，院内栽有丁香树和两棵马樱花树。每年夏秋，父母都要出去考察古建筑，那一时期，家中的许多照片都同古建筑物有关，“父亲和母亲有时在房顶上，有时在大粱上斗拱之间”。
　　当他们回到北平时，周末下午就会有朋友来聚。梁思成后来说，从美国回来至1937年，他有意识地避免与政治人物接触，故来客大部分是清华北大南开的教授，讲起话来中英文交织。多数时候，林徽因不让女儿来打扰大人，但会让她出来叫叔叔阿姨伯父伯母，梁再冰现在还记得这些名字：张奚若、钱端升、陈岱孙、周培源、金岳霖、陶孟和、李济、叶公超……
　　沈从文也常来，“瘦瘦的，鼻子尖尖的，看起来脸很清秀。”梁再冰说，“他比我父亲小一岁，但我父母叫他沈二哥，也不知道为什么。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有时也来，长得非常秀丽。”
　　梁家的沙龙是“英国化”的，牛津剑桥的知识分子有喝下午茶交流学问的习惯，中国这一批留学欧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愿意在女主人林徽因的招待下，对时局或者文艺问题各抒己见。以政治学教授钱端升为例，他就常常被要求首先发言，给大家讲一讲当前的政局。沙龙进行到了黄昏，就顺道接上饭局，有时去隔壁金岳霖家，主人管饭，众人笑称那里是“湖南饭店”，有时一块儿坐车去外面吃。“我特别记得我父亲对我说过，周培源这个人很怪，他可以在去饭馆的车上写物理公式。”梁再冰笑着说。
　　抗战爆发，各自漂泊
　　卢沟桥事变前，梁再冰和三姑梁思庄、八叔梁思礼及小表妹吴荔明在北戴河避暑，梁思成、林徽因则在五台山寻找曾在敦煌壁画上见过的“佛光寺”。得知抗战爆发，梁林匆匆赶回北平，林徽因还给女儿写信道：“你做一个小孩，现在顶要紧的就是身体要好，读书要好，别的不用管。现在既然在海边，就痛痛快快地玩。你知道妈妈同爹爹都顶平安地在北平，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
　　梁思庄一行坐火车回到天津。“那次坐火车我们都是终生难忘，平常北戴河到天津的车，也就是走一个晚上，那次走了一天一夜。”梁再冰回忆，“大概是换防，每一站都有好多日本兵上下车，我记得三姑当时铁青着脸坐在那儿，一直不说话，我们小孩子也都感到非常愤怒和屈辱。”
　　天津的家里只剩下了祖母王桂荃和六姑梁思宁——五姑梁思懿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去南京进行抗日请愿，南京陷落前又一路往南到了江西吉安，从事农村妇女教育工作；五叔梁思达考察究“合作化”运动后，又参加了由南开、燕京、清华、协和、金陵五大学联办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到济宁试验区实习，“七七事变”后没回天津，直接到了南京农本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