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宠妾晋王瑶娘百度云 [对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思考]

　　内容摘要：史学研究包括两个方面，即解释和描述。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在解释新文学时，自觉接受了《新民主主义论》所钦定的政治思维模式及表述范式，将“新文学史”认定为“革命史”的分支；在落实到文学史编纂的实践、描述新文学史具体史实的历史面貌和特征时，却又发生理论思想与具体实践的断裂，造成《史稿》内在逻辑的矛盾。
　　关键词：新文学史 《新民主主义论》 解释 政治 描述
　　史学研究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解释和描述。“历史学的这两种任务——即解开因果线索和描述把这些线索交织在一起的‘偶然’方式——都是必要的，它们是相辅相成的。”王瑶的《史稿》在解释和描述新文学史时，外来的政治环境和压力以及王瑶作为史家具有的历史观念都对他的编纂工作产生深远影响，并在这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之下形成了《史稿》独具的特点以及无法克服的问题。
　　一.文学史观：对于新文学史的“解释”
　　王瑶《史稿》的诞生有一个最大的背景，那就是教育部规定中国新文学史成为高等学院中文系的必修课程，这一教育政策的实施是当时刚刚建立政权的执政党意识形态统治的需要。在中国革命最高领导者毛泽东看来，“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并为它们服务”的。在这种文学观念的支配下，自五四开始的中国新文学变成了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军队”。因此，与20世纪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相适应的新文学，被主流话语赋予了丰富的政治含义。在文学主流那里，“政治不是文学包含了的因素而是决定因素，文学的内质转换成文学生成的主体”。文学与政治有了明确的从属地位：文学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而评价文学的标准自然就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这些观念和论述就从根本上确立了对新文学这一段历史的叙述所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同时也表明，“新文学这一学科的规范体系是受外在的政治意识形态之笼罩和支配”的。文学与政治的这一密切关系自然会渗透在体制颁布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教育措施之中，以及随后的高校教材编写之中。
　　王瑶在《史稿》上册初版自序中声称，编著此书“只是因为工作分配关系，必须把它当成任务完成”，但是这一任务的政治意味明显大于学术意义。在整个大的文艺背景下，政策的执行者必须服从主流的意识形态话语，这是外在的压力。而作为文学史编纂者的主体，王瑶自己也是发自内心的向往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他“自认是革命的或进步的左派知识分子，自觉地以新中国的主人自居”，“早已有做一个马列主义文学史家的自觉追求和理论、知识准备”。王瑶在接受新的体制分配的光荣任务之时，他也自觉地接受了体制所钦定的政治思维模式及表述范式。
　　王瑶的教材编纂可以说是开创之功，此前较有影响的新文学史著大多仍停留在史料的排列堆积、个人心得体会的浅显层面，并没有明确的新文学史观。王瑶编纂《史稿》之时，虽只有《大纲》给出一个大致框架，但在文学史观上有一个明确的理论依据，那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认定“新文学史”是革命史的分支，这个大前提从根本上决定了史学家和文艺批评者对于新文学史的阐述方式。因此，《史稿》的写作宗旨是“通过对历史的重新描述，论证新的革命政权，它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意识形态的历史合理性，以确定其历史的正统地位”。同时“还有更现实的功利目的，即为新政权所制定的新文艺政策，对文艺现实发展的引导，提供历史的根据”。王瑶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学史观反映在《史稿》中，便是他在绪论部分这样开宗明义地界定新文学：“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开始的。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30年来在文学领域上的斗争和表现”，“中国新文学史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新文学的性质就不能不由它所负担的社会任务来规定；……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路线也就规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这种论述模式明显是将《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革命性质”的表述模式移植到了文学表达上，可以说革命的政治话语、权力话语已经在这部史著中拥有了终审权。
　　二.文学实践：对于新文学史的“描述”
　　“历史主义声称，如果我们希望理解和解释一个集体的现存状况，并且如果我们希望理解或许还预见到它的未来发展，那么我们就必须研究它的历史、它的传统与制度。”在解释了新文学史“传统”的根本性质之后，在实在形态上对于这段曾经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作出描述也是必须的。这种描述自然取决于王瑶作为一个史学家在观念形态上对上述的“历史传统”所作的复述和评判。
　　在历史观上，王瑶无疑是遵循历史主义观念的，即认为“历史的行程遵循着客观的必然规律，因而人们就可以据之以预言未来”。这种历史决定论反映到具体的历史思维方法上则是“总体论”的方法，即个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总体的历史，总体影响着个体的面貌。因此，在王瑶编纂《史稿》之时，他就有一个先在的观念——“文学应放到它同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联系中，放到对作家产生影响的历史和社会因素的背景上进行考察……。把每本书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和孤立的实体，这种主观的和专断的观点必须摒弃。”
　　因此，在整部《史稿》中，我们发现它与“现实”联系紧密。这里的“现实”也并非客观实在的纯粹现实，它无疑也是被意识形态化了的、富有浓厚政治意味的革命现实，它常常指向当时的各种政治力量对比乃至革命形势之格局。于是，在《史稿》中，王瑶将文学思潮的发展演变、作家创作的思想理念以及作品的成就影响等都与当时的现实社会、政治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全书除绪论之外共有四编，每编设专章论述政治背景和文学运动、文艺论争，并着重突出“斗争”的方面。这些地方大多张扬着较多的政治话语成分，学术话语处于辅佐和被笼罩的境地，不少地方甚至直接引用毛泽东语录。此外，《史稿》努力突出强调无产阶级对新文学发展的领导，并不惜牵强附会地引用一些缺乏历史根据的“史实”，最典型地体现在李大钊和鲁迅身上。《史稿》主观地指出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所体现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色彩，仅凭文章中的只言片语就断定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党对新文学的领导。其次，在对待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作家鲁迅的问题上，王瑶也选择忽视客观史实，认为鲁迅通过《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作品表明“他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找到了人民力量与革命的主流，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全心全意的为人民解放而战斗。”这种单凭鲁迅与左联的某些交往就确定鲁迅作为文艺方向的论调太过于随意，显然是附会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关于“鲁迅方向”的论断，只为将这位重要的新文学文学大家拉进革命文学的阵营。
　　同时，在涉及到具体的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上，王瑶的《史稿》也存在自身的问题。几乎到现在为止，文学史往往只致力于研究作家和作品。《史稿》也不例外，它的特色之一也主要体现在王瑶对众多作家作品的研究、评论上。无论是代表当时前进方向的左翼文学作家，还是不合革命潮流、有“不健康的倾向”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作家们，王瑶都收入其中。忽略其某些有失偏颇的评价，王瑶的《史稿》因其“可能还保有草原的风姿”而体现了他独特的文学史研究观：“对于文学史家来说，一切历史上发生的文学现象都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只有价值大小的区别，而不存在有无价值的问题。因为历史不仅是成功者的历史，也是失败者的历史，不能用‘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观念去研究历史。”但是，在宏观地梳理了新文学的“指导思想”、分期框架、“革命性质”之后，进入微观的历史材料整理以及作家作品分析时，问题就没有编者所以为的那么简单。特别是“将经典理论对社会性质的判断直接挪用到新文学性质的论说中”，会出现基本论断与史实的断裂与不符。这也许就是造成《史稿》存在前述问题的根本原因。
　　《新民主主义论》是解释和分析一切文学史现象的“元理论”，由此而衍生出政治化的评价视点与研究范式，整个新文学的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都要在这个视点下得以梳理与整合。身为编纂者的王瑶也自觉地将《新民主主义论》视为《史稿》的理论纲领，将它的理论核心充分融入这部史著中。如此，作为史学的《史稿》，从它被书写的那一刻起，已经被意识形态化，已经归附于阐述国家权力话语的“经学”，《中国新文学史稿》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成了一部用语象艺术来包装的革命史。
　　参考文献：
　　[1][英]卡?波普尔著，何林、赵平等译：《历史主义贫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法]罗贝尔?埃斯卡尔皮著，符锦勇译：《文学社会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3]陈希：《政治与学术话语的交织变奏——王瑶和他的》，《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方培，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吴昭，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