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漂浮在空中_我漂浮在空中 陈斐

　　特护病房里很静，只听见呼吸机沉重而粘稠的“呼哧”“呼哧”声。　　我哥哥孙长河坐在小板凳上，对着关着的病房门陷入沉思。我小舅子李立新站在窗前，透过窗玻璃看外面的世界，时而轻轻地活动一下腿脚。我的铁哥们高志国坐在小马扎上，低头拔弄小腿上的汗毛。我老婆李立春坐在陪护床上，把一段卫生纸捻成长条，破开，再捻上。
　　突然，李立春放了一个屁，像饿极了觅食吃的小老鼠的叫声，中间一个短促的停顿，“吱——吱——”两声，尖锐，焦急，压抑，无奈。病房里的人听了，仍然保持原来的姿势，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特护病房里很快升腾起一股刺鼻的异味。
　　过了片刻，孙长河手撑着墙壁站起来，来到我病床前，看了看床头的呼吸机，触了触一个无关紧要的按钮，然后，又看看那个像极了笔记本电脑的心电图机，转过来，对着手脚和脸都肿得发面馍馍似的我，目光顺着输液器，爬上挂在架子上的药液。我的身体不活动了，不会把针头弄鼓了，他们不用盯着我输液了。孙长河的目光落在那个插进我嘴里的管子上，停留了一分钟之久。呼吸机发出的沉重而粘稠的“呼哧”声，像我在喘粗气，这让孙长河觉得，我还像以前一样，活着。
　　其实，我已经死了。是被一辆奥迪A6撞死的。
　　我们县城有五所初中，规模和档次都不尽相同。无论从规模还是档次上，一中是最大最好的。我儿子贝贝暑假后要升初中了，可是，依照他的学习成绩，升一中的把握不大。我有个同学认识一中的教务主任，三天前，是星期天，中午，我摆了酒席，让我的同学作陪，宴请了一中的教务主任。希望他能在贝贝升一中上给予帮助。
　　一中的教务主任很爽快，拍着胸脯说，这事我包了。我一听很高兴，一杯又一杯地和他喝酒。我们边说边喝，边喝边说，从中午十二点半，喝到下午四点。一场酒下来，我和一中的教务主任成了铁哥们。当然，我们都喝多了。
　　散场后，我给一中的教务主任和我的同学找了出租车，让出租车送他们回家，自己晕晕乎乎地骑上电动车。走到五岔路口，刹住车。五岔路口车多人乱，连个红绿灯也没有，大家都是见缝插针。我坐在电动车上，眨巴眨巴眼睛，摇摇头，寻找着我能插针的缝隙。左边路上的一辆大卡车过后，路上出现了空白。我猛力启动电动车，越过前面三个人，冲向路口。突然，一阵紧急的刹车声响起，一辆奥迪A6横在我面前。我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从电动车上撞下来。甩出七八米远。我的后脑勺先着了地，大脑摔昏了，当场失去了知觉。奥迪A6没逃跑，打了120，报了警。就这样，我住进了特护病房。
　　现在，我没有了知觉，不疼，不痒，不吃，不喝。靠呼吸机呼吸，连小便也不排了。导尿管里流出的液体，是经过我身体过滤后的药液。医生说，脑死亡超过了十二小时，人已经死了。即使有奇迹发生，也只能是植物人。如果成了植物人，还不如死了好。心电图机上显示的忽高忽低的心电图，是呼吸机的作用，是形式上的活着；如果拔掉嘴里的管子，立刻会变成一条直线，那样，就彻底死了。
　　此刻，游离于肉体之外的我，没有体积，没有重量，轻飘飘地浮在空中。我能看见孙长河他们所做的一切，而他们，却丝毫发现不了我。
　　孙长河走回来重又坐下。李立新和高志国的目光，缰绳一样，从孙长河离开小板凳起，就一直牵着他。直到他重又坐下来和他们对视一下，不易察觉地活动了活动脸皮，然后，轻轻地，摇摇头。李立新和高志国互相看了一眼，再次把目光投向孙长河，嘬嘬嘴，期待着什么。但是，孙长河没说话。
　　接着，先是李立新，后是高志国，站起来，走近病床，朝床边的呼吸机和心电图机看了看，又转过身来面对手脚和脸都肿得发面馍馍似的我，抬头看看挂在架子上的药液，眼睛在插进我嘴里的管子上停留了一会儿。他们抬起头来，也像孙长河刚才那样，不易察觉地活动活动脸皮，对其他人摇摇头。
　　李立春不看我，用她红肿的眼睛看其他人。从其他人脸上获取有关我的信息。
　　前两天，李立春一进医院就抽搐着哭，不敢在病房里待。今天，李立春不哭了，还是不敢靠近我。如果有人陪着，敢在病房里待了。
　　拔了吧?尽管孙长河的声音极小，其他人还是听见了。
　　拔了吧。李立新重复道。
　　一听别人这样说，李立春又开始抹泪了。夫妻本是同林鸟，谁离了谁都能活。可是，我和李立春在同一个林子里待得久了，蹉跎了青春，又拖上个孩子。如果没有了我，她要想再找一只合适的鸟儿，不是件容易的事。李立春为自己即将没有老公抹泪，为儿子即将没有父亲抹泪，也许，也为我英年早逝抹泪。
　　其他人一见李立春抹泪，不好意思往下说了。孙长河叹了口气，李立新皱皱眉头，高志国则揉搓了揉搓鼻子。病房里又恢复了刚才的安静。其实，从昨天起，他们就知道我已经没有了活过来的希望。可是，拔掉管子让我死去的话，作为我的至亲人，谁都不忍心说，谁都不肯说。家属不说，医生当然不说，我可是他们的经济来源之一。
　　拔就拔了吧，反正没希望了。定个时间吧!李立春察觉出不应该打断他们的谈话，主动进行了衔接。在病房里多待一天，就得多花两千多块钱。虽说最终由那奥迪A6负担，但自己必须先垫付。再说，赔偿的数目是一定的，花得多了，剩得就少。第一天做检查，花去一万多，这两天，每天都要两千多。李立春每次交钱时，都觉得在把自己的血汗，朝无底洞里灌。
　　孙长河沉默了一下，看看李立新，又看看高志国，用商量的语气说，要不，明天?
　　为啥明天?李立春高声说。她的声音那么高，和由手脚和脸都肿成发面馍馍躺在病床上的我所制造的压抑、沉郁的氛围极不协调。
　　那你说呢?孙长河瞥李立春一眼，把发言权让给了李立春。孙长河这么一让，站在孙长河右侧的李立新对着他姐姐使眼色。李立春连忙改口，明天就明天吧，啥时候都行。
　　其实，李立春把问题的重音放在了“明天”上，这个问题也可以诠释为：为啥今天不拔?现在刚刚十二点，别说拔一个管子，就是拔十个、二十个管子也来得及。
　　孙长河没注意这个细节，把发言权让给李立春，只是想让她做个决断。我虽然是孙长河的亲弟弟，可是，自从我们结了婚，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小家，彼此疏远多了。就是节省了医疗费，留给的也是我老婆李立春，而不是我哥哥孙长河。孙长河明白孰近孰疏的道理，在拔管子的时间上，不会和李立春争竞什么。倒是李立新了解姐姐，注意到了，给她使了眼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