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石的思想遗产】 思想遗产
我读《刘老石纪念文集》，再一次受到感动，深觉震撼。感动自然是因为他的精神和人格；震撼则因为他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其背后又有他的行动力和思想力。老石的行动力是我早就佩服的，思想力却是在这一次集中阅读时才强烈感受到的。老石曾向青年们提出五个“拼命”：“拼命地读书”“拼命地实践”“拼命地锻炼身体”“拼命地思考”“拼命地和好人站在一起”（《明天，我们决定勇敢地去承担—写给青年的大学生们》）。其实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的：他既是一个“拼命的实践家”，又是一个“拼命的思想者”。他的思想来自实践，因此是“带着泥土气息的思想”，如他的学生所说，“中国从来不缺空头理论家”，但像老石这样的从实践中出思想、寻真知的，却少而又少，“在这一生中，他并没有自己的学术专著，也未曾获得博士学衔”，但他拥有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和思想，其实践成果和思想成果都“胜过万千学者”（马永红：《乡建路上失去一双奋力前行的脚》）。他的思想更来自自己的生命、心灵深处，因此，人们读他的文章，常“震撼于他文字的力量”，深感这是“有灵魂的文章”—这样的真实、真诚、有生命气息，有温暖、简明、为普通人能理解与接受的思想，“不是愤青的空洞的呼唤，不是书斋里吊书袋的无用虚弱，更没有写字人以调戏文字的哼唧……它属于另一个世界：民间的，农民的，青年的世界（刘海英：《悼念相波》）”。
在老石去世以后，乡村教育促进会发来了中英文的唁电，说到“他是少有的对中国农村发展持有系统连贯的见解的几个人之一”，并且说“刘老石的哲学和精神对我们有极深的影响”（《乡村教育促进会悼念刘老石》）。这是一个公正的、重要的评价。它揭示了老石思想及其贡献的两个方面：关于中国农村发展的“系统的连贯的见解”，以及背后的“精神与哲学”。我要说的是，老石的“系统的连贯的见解”，不仅来自他的实践，也是他的理论总结与创造的结果。在这方面，他也是有高度自觉的。早在2006年他在《新乡村建设实验如何深度推进》一文里，就已经提出：“下一阶段的实验不能够仅用原来的摸索的方法来推进了，需要相当的理论探索。所以，我们说今天的实践其实已经到了理论思考的边缘，正在等待新的理论思路的介入。”尽管他的主要精力仍然集中在社会实践，但他从未间断自己的理论探索，《老石文存》里的文章，即集中了他的思考，虽然只是初步的总结，却有着相当的理论含量，应该成为我们创造中国乡村建设和中国改革理论的基础，我们说老石具有的“基石”地位和作用，这也应该是一个重要方面。我们纪念老石，不仅要追怀和发扬他的精神，而且也要学习他的思想，并且加以深化与发展。这也是我们后继者的责任。这里，仅就我的学习心得，作一个简要的概括与叙述。
在我看来，老石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关于中国改革的思考，关于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道路的思考，以及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中国青年成长道路的思考。在这些思考的背后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改革最需要的精神。
关于中国改革的思考
从老石介入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天开始，他就苦苦地探索一个问题：农村改革与进步的推动力在哪里？
在2001年所写的最早的农村报告里，老石就发现“农村的真正的问题”是“农村公共管理责任的缺失”：一方面，“公共管理，公共政策供应不足”；另一方面，“农民本身的自觉意识又不够强”，“最终形成了农村社会进步推动力不足，使农村的经济政治形势徘徊不前”。但进一步深入考察，就发现“希望还是有的”，“这个希望就在于农民中产生的具有新思维的农民精英们，而且很有可能就是过去那些有影响力的‘农民领袖’（其实只是农村公共事务的带头人）”。这些农民精英大体具有四个特点：“热爱公益事业，能够对大家负责”，“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具有一定的知识背景，或具有某个专业方面的经验背景”，“能够接受外在的新事物，并主动与外界的新事物保持联系”。他们有着强烈的“对现实加以改变”的愿望和能力，“这种改变不仅仅是对农村内部的，如提出新的经营方式、技术改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对外的，如信息交流、引进技术、关注市场等；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比如减负增收，同时也包含农村政治上的诉求，比如促进村务公开，推动村民自治等；甚至如果引导得好，在目前农村形势很不稳定的条件下，他们是农村稳定最可靠的保障，比如他们可以将一些群体盲目、冲动的行为合法化”。在老石看来，如何认识和确立“农民精英的原动力作用”，并且“使那些还没有精英存在的地方也产生出精英来”，实现“原动力的普及”，这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关键（《寻找农村进步的推动力》）。
问题恰恰在这里：中国农村的现实是，相当多的政府部门都“将这些农民领袖视为制造麻烦的人，所以用各种办法打击他们”。如老石所说，打击农村改革动力的后果，就是“不仅基层政权更加肆无忌惮，而且农民的反抗也会更加暴力、无组织和冲动”，现有的农民精英“也将逐渐走向当地政府的对立面，最后自发形成农民自己的社会中心，农村政权也将进一步边缘化，失去政权基础，逐渐丧失存在的理由”（《寻找农村进步的推动力》）。
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这样的“视改革动力为阻力，加以打压”的改革悲剧，一直在延续。2003年和2004年，当中国的农村改革把“成立农会”的任务提到历史议程的时候，却又遇到了合法性的问题，即老石在他的文章里所说的“阴谋论”与“利用论”，在一些政府部门和知识分子眼里，农民的变革要求和代表这样要求的农村精英发动的变革运动，“对社会秩序和稳定具有破坏作用”，会“被坏人（按：另一种说法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农民需要新“农会”》《合作：走向成功之路》）。
如果我们放大视野，就可以发现，这样的“视动力为阻力，加以打压”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农村，更是整个中国改革所遇到的普遍问题。我曾经说过，当下中国存在三大民间改革思潮与运动：维权，网络民主，和老石参与其间的非政府、非营利的民间自组织（或称“志愿者组织”“公益组织”）。正是它们明确地表达了今天中国的民意，中国老百姓的改革要求：维护普通劳动者—工人，农民，市民（它们都是今天中国的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的权利，政治的参与权和监督权，以及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以此推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改革，而民间维**士、网络积极分子和民间组织的组织者，正是这全面改革的基本动力。但恰恰是他们，被视为“不稳定因素”，甚至“敌对势力的代表”而横遭围堵和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