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处还有多少可能_以严歌苓_陆犯焉识_为中心_李良】 陆犯焉识严歌苓免费阅读

不可能处还有多少可能?

———以严歌苓《陆犯焉识》为中心

李　良

　　摘要:《陆犯焉识》名列2011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榜首。小说颇具特色地以极致

书写手段,在一种算不上具有多少新意的故事基础上实现了当代文学历史中伤痕叙事的超越。不过,在实现了一般人力不能及之后,严歌苓需要稍微放缓创作节奏,再沉淀、再纯粹一些,以争取最大可能进入更为博约宏深的艺术层面。

关键词:严歌苓;《陆犯焉识》;极致书写;得与失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63(2012)4-0047-05DOI编码:10.3969 j.issn.1008-0163.2012.04.012

　　由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11年度中国小说

排行榜”在去年12月于南昌揭晓。入选的长篇小说有严歌苓的《陆犯焉识》、贾平凹的《古炉》、格

非的《春尽江南》、何顿的《湖南骡子》和李锐的《张马丁的第八天》,而终选获得第一名的则是严歌苓的《陆犯焉识》,这是严歌苓继《小姨多鹤》之后,二

[9]、[13]〔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刘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8、146页。

[10]、[11]柯兆龙:《局里局外:温哥华的中国富豪》,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22页。

[12]布尔迪厄认为“男性统治在社会空间中是一种无意识存在,尤其体现在家庭结构中”。见[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刘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8页。

[14]陈秋与彼得的相知相爱,一方面表现出在真爱面前女性主体意识的苏醒,另一方面展现出与西方男性对比中对中国男性的批判意识;对姚玉慧的多次色情书写,是客观呈现“海带”们的性缺失状态及其危机。这表现出《局里局外》中,创作主体对男权意识的自我抵制的努力,尽管他的努力还有待加强。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加拿大华人新移民小说研究》(批准号:10BZW101)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丁果:《华丽的转身———邂逅柯兆龙的移民小说》,见柯兆龙:《局里局外:温哥华的中国富豪》,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2]弗兰克·莫瑞替(FrancoMottti):《疑惑者的标志》(SignsTakenforWonders)伦敦:VersoBooks1983年版,第27页。

[3]柯兆龙:《局里局外:温哥华的中国富豪》,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20页。

[4]赵毅衡:《灵魂的救赎》,见川沙:《阳光·代序一》,台北:台湾商务2004年版,第3页。

[5]〔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01页。

[6]狄尔泰:《体验和诗》,胡其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11页。

[7]〔法〕艾玛纽埃尔·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余中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页。

[8]〔德〕弗兰茨·贝克勒等编著:《哲言集:向死而生》,张念东、裘挹红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4页。

作者池雷鸣,男,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2010级博士生

度问鼎长篇小说年度排行榜榜首。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由一群从事文学(小说)评论研究的专门人士选择推荐,得奖作品的艺术成就往往不必怀疑。换言之,年度中国小说获奖作品已然是当下中国文学领域不可不谓相对高水平小说作品的代表,其得到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乃至赞许推介以至于读者普遍阅读是可以期待的。但是,一年过去了,笔者能够看到的相关评论研究实在为数不多。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联系地看,同样是海外作家的张翎以《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位列该年度小说排行榜中篇小说第一,其后续影响如长小说《陆犯焉识》一样,亦相对安静。虽然有言曰当下中国文学的海外军团已然“崛起”而不容忽视,但是其作品依旧没能够成为大陆文学领域的重要关注对象。笔者认为与其外在地去追索为何不被格外关注,不如首先走进作品,去探知作家的个体性创造及其内外得失的经验教训,以期学理性地对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存在现状有所把握及提供借鉴。

文学反映人生,但小说不是录像机那般完全重现现实,它经常是抓住现实生活的规律,予以一定程度的或片面或拔高或集中的表现,甚而以某种极致般描写,以期在艺术化驾驭生活真实的同时,表达作者一定向度的个人性发现。就《陆犯焉识》而言,其相当程度的创造性的历史与情感书写以及叙事艺术的独到之处,都显示了作家一定意义上的“极致写作”的特点,但也许正是这种“极致书写”,在成就作品的同时不经意间留下些许的不完美。

一　陆犯焉识,“犯”在哪里?

承袭既有经验,作为一位相当擅长于说故事

的人,严歌苓在《陆犯焉识》里面,像往常一样熟练而滑顺地给读者提供了一段可以简略概括起来的故事。“严歌苓有一点很独特,就是她的小说总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故事核。她知道她要讲一个什么故事。比如《第九个寡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个公公在儿媳妇的地窖里藏了几十年,藏到头发都白了。《小姨多鹤》是一个日本留在中国的少女,居然成了一个中国东北男人两个妻子中的一个。故事核本身就非常离奇,它是小说的要害。我们中国很多长篇小说难以构成的原因就在于作者不清楚它的故事核是什么。你看好莱坞每一部电影,不管怎么离奇,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故事核。”[1]故事是小说的核心,“清楚的故事核”也许是作者能够让读者读得懂记得住乃至说出赞美之辞的便利所在。只不过,比较中国当代文学几十

年间相同或相仿题材叙述,《陆犯焉识》的核心故事实在算不上具有多少新意,其诱人或曰超人之处大概只能从主人公身上努力寻找了,即我们首先要问———陆犯焉识,“犯”在哪里?

严歌苓“曾跟我说起过她祖父严恩春的故事。严恩春16岁大学毕业,20岁出国留学,25岁获得博士学位,40岁因对现实失望而自杀。歌苓未曾与祖父谋面,却又因亲戚言谈的描述,和他产生了密切的联系。歌苓的姑姑说她的悟性高,读书用功,敏感、孤高,这些都像极了祖父。祖父英俊的老照片,留下的书、瓷器、玉器等物件,让他在歌苓心中变成了一个神秘的符号”,“对家族史的探寻和剖析,也是对自我的探寻和剖析,歌苓逐渐有了想以祖父为原型,书写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念头”[2]。严歌苓说故事的原始动力是完全个人化的,即她本人不是历史的直接经历者的时候,她是以一个经历者的后代之身份回溯历史开嘴说故事。当然,有了说故事的强烈内在欲望和说故事人身份的相对特殊性,也许故事的叙述就不一般了。

故事是比较浅显的。陆焉识是上海大户人家“才子+公子”型少爷出身,聪慧倜傥,擅长多国语言,能讨女人喜欢。父亲去世,年轻无嗣的继母冯仪芳为了巩固其在家族中的地位,软硬兼施地使陆焉识娶了自己娘家侄女冯婉喻。自觉没有爱情的陆焉识出国留学,在华盛顿毫无愧意地过了几年花花公子般自由生活。回国后的陆焉识博士在风流得意的大学教授生活与继母和妻子共同营构的无奈家庭生活之夹缝里求生存。五十年代,陆焉识因出身和性格的张扬激越成为“反革命”罪犯,而迂腐可笑的书生气使他的刑期一次次延长,直至被判为无期,陆犯焉识在西北大荒草漠上改造了二十年。“文革”结束后,陆焉识和妻子冯婉喻终于团聚。然而,回到上海家中的陆焉识却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位置:一生沉沦、终成庸俗小市民的儿子一直排斥和利用他;才貌俱佳、终成大龄剩女的小女儿对他爱怨纠结;唯一苦苦等待他归来的婉喻却在他到家前突然失忆。

这是一个悲剧故事,一段关于生存的伤痕叙事,把它看作是三十年前曾经的“伤痕”叙述之再现或后续都说得过去。然而,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感受到这个故事绝不似“伤痕小说”那样相对沉醉于当代中国历史里面政治伤痕的揭露,几乎也没有“反思小说”曾经的直白式政治沉思与探索,而更多的感觉则是可以在悲的基调里看到和理解半个多世纪的时空下一个知识分子个体生存的无

奈与命运的荒诞。20世纪的伤痕、反思叙述,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段,大大地满足了时代与人们的身份还原和情感补偿的需求,所以在当代文学历史中曾经那般灿烂过。面对同似题材,任何一个作家都必须准备迎接挑战,如若再追求超越,那更是一种相对奢望的高度了。如此,可以想到作者如果没有比较良善而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实在是难以实现后来居上的。事实上是,严歌苓于题材的相对不可能处却有了可能。

围绕一个“犯”字,在不见新意的故事里努力写出属于自己的发见,作者的解决方案是极致书写。一直习惯以女性角色之营构见长的严歌苓,这次抛弃了女性故事为核心的叙述惯势,把笔力灌注到一个男性知识分子身上,《陆犯焉识》“将二十世纪的中国百年历史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将知识分子陆焉识在历史和政治的夹缝中的艰难挣扎与生存状态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将知识分子陆焉识放置在中国二十世纪严苛的政治环境中,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传奇的个人经历熔于一炉,从而谱写了一曲政治与人性之歌。《陆犯焉识》中,作为故事的主人公,陆焉识迥异于严歌苓以往小说中众多光彩熠熠的女性人物形象,而成为独特的`这一个"”,“`自由"是以陆焉识为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毕生追求的精神所在,是其付出沉重代价所追求的精神归宿。为了坚持自由,他与时代、政治百般周旋,但也并未磨合出一条双方皆欢的结局”。“在主人公陆焉识身上,严歌苓寄寓了对祖父那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境遇的探寻,也间接表达了对知识分子身上的坚韧与理想的仰望”[3]。严歌苓的叙述缘于政治,也超越了政治。

严歌苓不是以一个历史的裁判者身份铺叙故事的,故她的叙述姿态不是居高临下的。她是以一个历史的询问者、一个故事原人物的后代在时间的回溯里面还原生存、结构历史和寻找答案的。“严歌苓小说的成功,绝大部分要归因于她所创造的阐释者。阐释者在她的小说文本中的时隐时现,如魑如魅,难以捉摸,可同时又那么生机勃勃,令人惊讶之余,禁不住心醉神迷。”“叙述者的身份是叙述代言人而不是旁观者。即使阐释者 叙述者并不是文本中的人物,与事件发展无关,但他不自觉地把自己人物化了,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文本正是在阐释者的思想、感情、愿望的操纵下运作并生发。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如此重要的阐释者并不是个意志坚决果断、价值取向鲜明的人。相反,他总是在是与非、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情感与理智之间踌躇不决、摇摆不定。

他无法旗帜鲜明地站在一方去否定另一方。由他所操纵的人物,自然也具有两面性。在那些被人们通常所讴歌赞美的人物身上,阐释者在讴歌赞美的同时,又本能地展示了他们的残酷性和不完美性。”[4]

严歌苓、叙述人、主人公构成了说故事的主要话语人,作者———“我”———陆焉识的孙女,时分时合,总是置身于陆犯焉识的故事发生之外,以全知外视角对事件、人物进行思考、解析和评价而从不干预,好像一任人物的命运自动呈现似的。陆焉识算得上当代文学长廊里一个极致而不重复的人物形象:1954年“肃反”之前的一位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才华以及才华带来的嫉恨,继母以及继母张罗的婚姻,妻子以及妻子的柔顺,出轨以及出轨后的坦然,直至被捕之前继母去世、被捕之后才华再无用武之地———才子和出轨是其这一阶段形象核心。1954年至1976年,陆焉识因一而再的不识时务,在“肃反”中被投入大牢,直至被判为无期、投入西北荒漠劳改至文革结束。这是“陆犯焉识”何以为“犯”及“犯”后被惩部分,也是故事最为重要的部分。到最后一阶段,“彻悟”之后从荒漠回到上海、再因着“草地大得随处都是自由”从上海返回西北。陆焉识从风华才子到罪犯“老几”,从海归教授到无期囚徒,荒漠里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极致境遇下,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悲剧命运毕现纸上。

“正因为人在非常的环境中会有层出不穷的意外行为,而所有行为都折射出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通的秘密,我们才需要小说。”“我总在寻找这个`特定环境",以给我的人物充分的表演空间。”冒着被读者怀疑为“手握普世标准的严歌苓,凭借自己搜集材料的功力,挟持题材、人物,仰仗自己久而弥熟的叙事技术,捆扎出了一束尚算得上漂亮的假花”[5]的危险,严歌苓把陆焉识放在极致的人生困境里表现,在大风险后获得收获。作家应该相当程度地坚持自己的态度,走出自己的路子和特色来。当然,如果简单地把文本看成一部成长小说也许是可笑的,毕竟陆焉识的故事已然成年男人的命运情感叙述。如果强以成长来指称的话,当我们再问“焉识陆犯”(是什么让陆犯焉识得以成长的),答案也许已然在心了。

二　不可能处,还有可能!?

作为严歌苓迄今为止篇幅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陆犯焉识》除了表现出对同似题材的超越、于题旨一面的不可能处表现出可能———在极致历史

中质疑历史,在爱情本质的探索和艺术呈现的手段上同样显示出诸般最大的可能性创造。

作家在爱情方面的理解把握是一种常人难以感悟和享受到的。陆焉识本来就不是一个平常人,超于一般的智力天赋,拥有可资挥霍的家资,还是一个不想也不必承担家长责任的一家之主。作为长子,在父亲死后,他一句话就留下了本已准备打发走的姨娘并称之为”恩娘”,而且接受了强加给自己的婚姻。冯婉喻只是一件礼物般的、并不是作为他所爱的人而存在,他毫无愧疚地在华盛顿和重庆两地谈了两段为时不长的恋爱。劳动改造之前,他不断在外面拈花惹草,并试图从中找到所谓的真正的自由爱情,以致对妻子愈加漠视。但是,他所谓的自由生活并没有帮助他认识到真正的爱情,更不要说到哪里去寻找爱情了。吊诡的是,在经历了西北大荒漠上20多年的劳改生活的“不自由”,枯寂中反刍与冯婉喻之间的婚姻,他确认了内心深处对婉喻的深爱,“老几”陆焉识彻悟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苦难人生里,心灵回忆里面的爱情也成为一个人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即使故事结尾处的夫妻相遇而不能相认,比较父子、父女关系的庸俗,也还是搅动了陆焉识内心巨大的哀痛。想政治坚冰覆盖下的男女,他们的爱情要不是经历那般磨难,如何才能穿越苦涩艰辛,走向真正的自由?绝对不能认可政治磨难促成深度爱情的说法,但谁又能否定磨难往往是爱情得以确认与展开、巩固的触媒呢?严歌苓因其精到深细而直接触摸到爱情的最真实细致处,直逼人类精神的灰色地带,用最温情的时间回眸,抚摸了现实力量带给爱情的伤痕,她是企图在用爱为历史疗伤。故事离奇而又平实,冷酷却又温暖,冷静与幽默同行,温情与练达并重:爱情是极致的,作家的呈现也是极致的。

温暖、温情、冷静、爱,这些给人力量令人安妥的东西,在以往批判现实主义作品里实在是很少感受得到,但恰恰是它们的存在,让《陆犯焉识》有了悲天悯人有了正能量。世间有黑暗需要揭批暴露,也需要阳光予以温暖和方向。笔者认为,作家是需要胸怀的,也是需要情怀的。有了胸怀,可以理性深刻;有了情怀,则能够丰满富饶。对于严歌苓来说,其舞蹈演员经历和深刻的医学体验,给她凭添力量,也使《陆犯焉识》的故事表达多了一些艺术上的极致。

12岁,严歌苓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舞蹈演员,在祖国大江南北奔波巡演。1979年,成为成都军区文工团团员。舞蹈演员的身份及肢体语言的擅长、巡回演出的经历,对严歌苓创作内容和写作气质都有影响。肢体的跳跃伸展,好似也伸展了作家的想象力。文字在她手上,如其舞蹈,意念动处,文字也随之起舞,连续的流程中任何一瞬都是绝好的意象图画。严歌苓20岁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担任战地记者,战场上的血肉残酷以及前线医院那些伤员对生命的渴望眼神,已深不可移地震撼了她。笔者曾经论及医学体验深刻制导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品质[6],严歌苓的医学体验,自然是一般人不具备的极致生命样态,它在提供给作家独特视角之后,也帮助作家走到一般创作者力不能逮之处。《陆犯焉识》写到干活偷懒的梁葫芦被“加工队”加工得皮开肉绽时,这样写道,狱医“在梁葫芦身边跪下,铺开一块三角巾,让老几帮他一点点把三角巾往梁葫芦后脑勺下面移动。大半个后脑勺粘在雪地上,跟雪地冻成一片,三角巾无论如何垫不进去。于是狱医用一把小铁锹在梁葫芦后脑勺下作业,铮铮冰雪地被馋了起来,连同梁葫芦的头颅一块被兜进三角巾。在砖窑外面的墙角避风处,狱医等着葫芦的头和冰雪冻土分离,不能离砖窑太近,否则融化过快的冰雪会把葫芦的头皮一块化掉。收工时间到了,医生终于把梁葫芦的头颅剥离开来。老几凑到跟前,看到冰雪和冻土上长着梁葫芦的头发与头皮,也看到梁葫芦的头皮上长着冻土和去年的枯草。说头皮不准确,应该是颅骨。枯草直接扎根在梁葫芦白生生的颅骨上”。后面写到“老几”为了看到电影里的小女儿丹珏而备经折磨、自“场部礼堂”返回后周身创伤,亦可谓用笔惊心动魄。医学体验下的极致般肉体伤害的描写,让作家多了一种挖掘人性的可能。

笔者一向比较支持人活一生是要有“极致”生命样态的观点。做人或做事,能够或者尽量达到普遍伦理追求的最高,往往于己于人于世都是可以提供力量的。但是事实证明,为人处世的传统“中庸之道”,可能才是几千年来最易于被接受最可能见效用的尺度标准,也许此中庸之道之于当下文学创作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性甚至决定性的意义,毕竟现实生活里面处于生存极致状态以及有能力体验极致生命的阅读者为数不多。如此看来,《陆犯焉识》的极致书写在完成叙述者叙事期待之后,能够给一部分读者提供生命极致体验的满足,同时也就拒绝了另一部分相对安静而平和的阅读受体。真可谓,得也极致,失也极致。

于是,极致也许更应该是现实可信基础上的极致,一旦过度的夸张就可能失真,进而失信、失

败。“作家严歌苓,差不多已把自己当成半个历史学家、半个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时期史实调研员,肩负起了重述历史、再现历史的重任。她的《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几乎是对照着历史各阶段大事记一步一步写下来的。严歌苓确实是个不错的作家,文字功力、文学表述能力都不错,笔下人物大多都出形象。她还是个热衷于讲故事、擅长讲故事的作家。她的作品经常让人感慨她写活了一个凭空想象的画面,让人如同亲见。但遗憾的是,她的这两个力作,写得最差的部分,同样是努力想向历史靠拢、想使自己的胸怀、视野变得伟大的部分。这样的部分中,她笔下的人物、事件开始失真、变形、扭曲,开始不可信。如她是个现代派作家,她还能为自己的力所不逮强词夺理,但她不是。”[7]由之,再观《陆犯焉识》,此话不可谓没有道理。

如果还能就严歌苓的极致书写指出遗憾之处,也许包括其小说创作过程中的镜头性太密太足太极致。身兼好莱坞编剧协会会员,严歌苓深谙影视编剧之道。迄今为止,她大略有近20篇部影视改编作品,部分作品享誉海内外,不可谓不成功。但是,当一个编剧的眼光和创作习惯过度地渗透到文字故事里面的时候,创造出场面的清晰、画面的绚烂之余也许就减少了意蕴的回味与思想的反刍可能。即使严歌苓在北大的讲座中说要写出“抗拍性”,但《陆犯焉识》的故事还是非常具有可拍性的。这是编剧思维的习惯性发力呢,还是作家有意提前为投拍影视做好了准备?也许只有作家本人知道了。

严歌苓很智慧,她是一位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和能得到什么的女子。从《陆犯焉识》的命名就能看得出来:“名字很难确定,曾根据主人公的特性叫`浪子",后又改叫`无期"等等。《陆犯焉识》是一部很厚重的作品,`无期"的名字就这部小说来说是很贴切的,可是我们又觉得太过沉重,有拘束性”,《陆犯焉识》“把历史语境表现出来了。五六十年代一直到七八十年代,在称呼犯人时常在他的姓和名字之间加一个`犯"字,叫做`×犯××",这个特殊用法,使图书一下增加了历史感和神秘[8]

感”。不过,一个熟谙小说结构方法的作家的严歌苓如果放不下心或来不及细细沉淀既有的故事材料,而是依凭移民身份的双重视角之便利娴熟地、貌似不留痕迹地书写人生的某种极致,在获得相当的掌声鲜花的同时,也许一定程度上糟蹋了原故事的价值,那样,会是极为可惜的遗憾。

2011年10月,作家出版社在推出《陆犯焉识》

单行本时,封面推荐语为“被中西方文坛誉为`华文世界最值得期待的作家"严歌苓颠覆性转型之作”。这些年,严歌苓勤奋不辍而作品迭出,不过一些作品的探寻意旨和桥段也有重复之嫌。作家是要靠作品说话的,没作品的作家是不称职的,一定数量上的高质量应是优秀作家的必然。《陆犯焉识》是有些“转型”,但是否能够说得上是“颠覆性”,实在尚待考察。

此文撰毕,时值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莫言飞赴瑞典领奖之际。记得2011年,距诺奖揭晓近两周时,一则“严歌苓凭借小说《第九个寡妇》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突然疯传,最后引得“被得奖者”严歌苓用“可悲”一词表态:“为什么中国有些作家老作诺贝尔梦?这就跟冲击奥斯卡奖一个道理。得奖固然不是坏事,但抱着得奖的目的去迎合评委的口味,把奖项变成了要求自己的最大准则和最大裁判机构,这本身就很可悲,难道你不能确定自己的作品就是最好的吗?难道你不能树立自己的标准吗?为什么你要把裁判的尺度交给人家呢?这些都是没必要的。我们若整天盯着奖项议论纷纷,就更可悲了。”严歌苓是大气的,也是有抱负的。作为莫言的鲁院同学,严歌苓曾经说:“莫言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作家,而且这才华是很早就被大家认定了。在我印象中,莫言很刻苦努力,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只是希望严歌苓———一个“说故事的人”———可以稍微放缓运笔的节奏,再纯粹一些,以进入更为博约宏深的艺术层面。

注释:

[1]龚自强等:《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磨难史———严歌苓讨论》,《小说评论》2012年第4期。

[2]、[8]张亚丽:《关于严歌苓长篇小说《陆犯焉识》:好书多“磨”》,《文艺报》2012年1月4日。

[3]张亚丽:《政治与历史夹缝中的人性悲歌》,《文艺报》2011年12月7日。

[4]柳珊:《阐释者的魅力》,《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1期。

[5]黄德海:《假花的秘密》,《上海文化》2012年第3期。

[6]李良:《医学体验与中国文学现代叙事》,《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7]黄惟群:《中国文坛:请不要再说———》,《南方文坛》2010年第5期。

作者李良,男,文学博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