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盛演秘闻】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刘亚楼催生《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 　　 　　实际上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产生、创作和获得的效果并不是偶然的一蹴而就形成的，她是新中国各种文艺创作形式的多年积淀和薄发，说得具体点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成功，正如周恩来总理所总结的：“是在1961年8月1日公演(首演)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集体创作并演出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由此而衍生的1964年由上海和华东数省文艺工作者创作并演出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两个大型歌舞的基础上创作排演出来的。”
　　1960年，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随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代表团出访朝鲜。出访期间，朝方因地制宜，“别出心裁”地在一个大机库里盛情招待并演出了一场大型歌舞《三千里江山》。大歌舞由朝鲜战争年代的歌曲和舞蹈编创而成，演员包括朝鲜人民军将士3000多人，气势磅礴壮观，给素有能歌善舞之称的儒将刘亚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归国途中路过沈阳，刘亚楼看了沈阳军区招待的一场晚会，晚会上演唱了四首革命历史歌曲。节目触发了他对革命战争年代的往事追怀，他想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武装斗争二十多年，各个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人民曾创作出了一大批深受军民喜爱的革命历史斗争歌曲，并且也很流传……。如果把这些革命历史歌曲汇集演出，哪该有多好啊!况且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党中央和解放军总政治部曾多次发出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大力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多多创作充满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昂扬革命精神的文艺作品，去鼓舞全国人民和全军指战员的斗志，去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倘若这些歌曲能够演唱，对于鼓舞全国人民的士气，大有裨益。
　　当年的下半年，刘亚楼在杭州开会时，就把演唱革命历史歌曲的任务，交给了空军政治部文工园总团副团长张双虎。张双虎回团里一汇报，总团党委立即决定：放下所有工作，集中力量唱好革命历史歌曲，并指定由总团副团长牛畅负责具体工作。
　　空政文工团之所以雷厉风行地执行刘亚楼的指示，这里还有一段“历史小插曲”：1959年6月1日，在第二届全军文艺汇演的开幕式上的第一个节目就是：全军百名老将军合唱团演唱的革命历史歌曲大合唱，当时在全国军民中都传为佳话。然而也就在这次汇演上，空军的获奖作品最少，刘亚楼因此对空政文工团党委提出了严厉批评，并指出：“帅有问题”。这次领命后，全团上下铆足了劲，要打一场漂亮的翻身战。
　　
　　团里依据线索得知随罗总长、刘司令同去朝鲜的还有总政歌舞团，就马上派人去“总政”要来一张节目单，一看上面写着：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三千里江山》，单目有歌有舞。这样大家统一了思想，下决心创作一台以革命历史歌曲为主的大歌舞。
　　原则确定后，1960年底，团里迅速派出以词曲作家张士燮、朱正本、姚学诚、陈杰等为主的采风创作小组，赴江西等革命老区搜集整理革命历史歌曲。
　　张士燮一行人风尘仆仆地先后深入井冈山、吉安、永新、安福和南昌等地，搜集到许多民风淳厚的革命历史歌曲。在茨坪敬老院里，老红军战士李新珠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工农兵联合起来》；井冈山革命老人“赖妈妈”赖发秀，十分准确地唱出了《送郎当红军》；1960年2月，张士燮等人恰好在九江市观看了江西省民间文艺汇演――吉安地区演唱的一首送别红军的歌曲，它的曲调非常口语化，唱词中夹杂不少俚语、方言，唱半拍，停半拍，旋律婉转优美，充分表达了老区人民送别亲人的心情，此歌就是当时经张士燮、朱正本等连夜笔录出基调后整理推出，历经40年经久不衰的赣南民歌――《十送红军》。
　　除了搜集整理革命历史歌曲，他们还把1959年第二届全军文艺汇演中空军创作的《葵花舞》、成都军区根据油画创作的《飞夺泸定桥》、1961年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根据著名军旅雕塑作品创作的双人舞《艰苦岁月》等作品，进行了加工创作。
　　后来这些歌曲和舞蹈有13处之多经过修改、提炼和加工，放进了1964年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所以，后来文艺界有不少知晓《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创作由来的专家认为：1961年创作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是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前创篇；1984年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是《东方红》的后续篇。
　　1961年建军节前夕，经过空政全团上下的艰苦努力，《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终于披挂出炉。当时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首都报纸上刊登了显著海报和消息，不过，当时的剧名不姓《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而名日大歌舞《光辉的历程》。说起这个大歌舞《光辉的历程》的前后更名，还着实让空政党委煞费苦心……。
　　之前，大歌舞还有一个名字叫《狂飙曲》，其中“狂飙”二字出自毛泽东的1930年创作的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的最后两句“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在报送刘亚楼之前嫌太抽象给否定了。
　　临近公演，刘亚楼司令发现：“自己让空政文工团唱的革命历史歌曲，什么时候叫你们改大歌舞了?”其前，总参谋长罗瑞卿听说空政在排一个300人的大歌舞，就说：“什么大歌舞?人家朝鲜一台大歌舞弄了3000人，你们有多少?出什么风头!回去告诉你们刘司令，叫他不要搞了!”彭真也说：“四不像，……非驴非马。”空政文工团领导在向刘亚楼汇报时，刘亚楼一听总长的意见就火了，说：“谁叫你们搞的，你们懂得什么光辉的历程?”说罢一甩手，扬长而去……。
　　同去的空军政治部主任王静敏、总团剐团长牛畅、董琚，歌舞团团长汪洋面面相觑，好半天，谁都没吭声……。牛畅说：“王主任，你看怎么办?我们实际上是个表演唱，也叫大活报，我看不如改个名，干脆就叫《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吧。”王静敏说：“那报纸怎么办?海报都登出去了。”
　　“改!全部改过来!”牛畅一咬牙说。当晚，团里四处派人，找报社，去印刷厂，说了一大堆好话，花了不少冤枉钱，总算将报纸上的海报和演出节目单全改了过来。
　　
　　1961年8月1日，《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首演，后移至民族文化宫演出，在京演出8天观众达22000多人，好评如潮，后又招待演出多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电台还组织教唱。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彭真等先后观看了演出。罗瑞卿看后上台，一反常态地对演员说：“你们乱给我讲吗!什么大歌舞，明明是歌剧吗!”刘亚楼自然脸上有光，高兴地说：“你们改的挺好的，我叫你们唱歌，你们举一反三，做对了!……我们空军常委请大家吃饭，祝贺演出成功。”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9场16景，共演唱了约46首歌曲，其中很多是广为传唱的经典之作，如：《国际歌》、《西江月・井冈山》、《八月桂化遍地开》、《十送红军》、《忆秦蛾・娄山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律・长征》、《松花江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南泥湾》、《东方红》等等。在表现处理上，并不是简单的大合唱，有诗、有舞、有人物、有情节、有舞蹈、有演唱；在舞美设计上，采用了当时最新舞美技术――翻拍机制作舞台幻灯投影技术，后来广泛应用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样板戏”舞台和电影的创作当中。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形象生动地再现了革命的光辉历程，赞颂了伟大的革命斗志。后为了加大普及宣传的受众面，让更多的人看到《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1962年5月26日，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亲自批示命令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摄成彩色舞台艺术片在全国公映。
　　
　　陈毅慧眼推荐“上海大歌舞”
　　
　　1963年，陈毅元帅陪同几内亚总统塞古尔访问上海期间，正值上海举行当年的“上海之春”音乐会。陈毅元帅在陪同塞古尔总统观看《亚非拉》专场时，塞古尔百感交际，流下了激动的泪花，深情地对陈老总说：“法国侵略者统治我们这么多年，他们的乐队从没有演奏过我们的音乐，今天中国人做到了，我非常感动……。”事后，陈老总郑重地对具体主管上海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和“上海之春”的主要筹备者之一孟波说：“……你的音乐，帮助了我们的外交工作。”
　　翌年5月23日，为迎接建国15周年，上海市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开幕。“上海之春”音乐会实际上是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孟波同志倡议举办的，主要是为了鼓励上海市的音乐舞蹈创作表演和理论探索，从1960年以来每年组织一次，其前已连续举办过四届。1964年举办的“上海之春”，规模更加庞大，演出规模由上海和华东数省文艺工作者联袂出演，应邀参加演出的华东地区演出团体有：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山东六省的文艺演出团体和济南、南京、福州部队的三个歌舞团。演出的节目内容多以新创作的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反映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中小型作品为主。音乐和表演形式丰富多彩，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有合唱《黄浦江号子》、队列歌曲齐唱《南京路上好八连》、组歌《沿着雷锋的道路前进》；管弦乐《钢花放怒》、《起来，被压迫的人们》、民乐合奏《非洲在战斗》；歌舞《一代新人》、小型芭蕾舞《白毛女》(芭蕾舞剧《白毛女》的雏型)；八场歌舞《东海前哨之歌》等等。
　　
　　5月23日晚，在“上海之春”音乐会的开幕式上，在著名的万人文化广场，由上海和华东数省专业和业余音乐舞蹈工作者三千多人演出的歌舞晚会――大型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充满了革命激情，气势恢宏壮观，其中专业乐手就有几百人，还动用了市、区文化官、馆的业余演员。据当时的报章报道：这台歌舞是一年来，上海音舞工作者在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取得的辉煌成绩的一次大检阅，也是上海音乐舞蹈界贯彻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一次集中表现。另外上海的主管领导把“上海之春”音乐会的开幕式选在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纪念日举行，看得出意义非常深远。
　　大型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实际上是鉴1961年空军总政治部文工团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经验基础上，创作发展而来。这部充满革命激情的大型歌舞以艺术的形式表现了中国革命的斗争历史和建旧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其进程和时间跨度一直写到“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样规模的大歌舞，在上海乃至全国也是第一次。整个歌舞除序幕外共分八场，由：《东方的曙光》、《井冈山上红旗飘扬》、《走上抗日救国之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东方红》、《社会主义好》、《三面红旗迎风飘》、《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组成，音乐全部由各个革命历史时期以及解放以来的一些优秀革命歌曲串构，表现形式川合唱、齐唱，或用独唱、小组唱、表演唱，并用朗诵或乐队演奏连接起来，从而构成一首气派豪迈、鼓舞人心的宏篇史诗……。
　　6月18日晚，陈老总陪同坦桑尼亚总统卡瓦瓦观看了大歌舞的重 演。在演到第一场《东方的曙光》中《扬子江码头工人》时，陈老总心想：北京正在酝酿建团15周年的晚会，上海这台晚会不错，应该可以推荐上去。其后，他指示上海有关部门：“歌舞班子不要敞，我请总理来看一次。”
　　
　　周恩来倡议、策划《东方红》
　　
　　20多天后的7月中旬的一天，孟波突然接到陈老总的一个电话，说：“你准备一下，我和周总理明天就来上海看《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
　　
　　7月中旬，上海正值盛夏，文化广场屋面是铁皮围成的，极其简陋，场内酷热难熬。上海的同志一面组织演员重新排练；一面清扫降温，从部队调来消防车往屋顶上洒水，从机关事务局借来许多电扇，并在周围安放大量冰块降温，保证演出的正常进行。
　　1964年7月13日晚，刚刚从缅甸访问归来的周恩来，就被陈毅拉到上海，一起观看了大型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就在这次观看演出当中，周恩来的心中正酝酿着一个更火的创作设想：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和建国15周年到来之际，用艺术的形式搞一部像样的大型歌、舞、诗结合的晚会，来颂扬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供旧庆献礼演出。
　　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演出非常成功，周恩来也特别受鼓舞。当天晚间11时许，周恩来与陈老总在锦江文艺俱乐部接见孟波和市文化局副局长许平(《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的艺术指导)时说：“晚会总体是好的。但有两个问题：第一跨度太长，就演到建国时止为好；第二点，晚会没有写遵义会议，这是很大的不足。在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很重要，它确立了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从此带领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周总理当即决定：以在京的文艺团体为骨干，抽调上海的一些创作人员和全国文艺精英，以上海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为基础，搞一台庆祝建国15周年的大型晚会，向国庆献礼。这台晚会就是后来影响了几代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其实在观看上海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之前，和空政集体创作并演出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之间的一段时期内，周恩来就一直存在着一些想法：随着同民经济的逐步好转和建国15周年庆典的到来，需要有一台规模更大的文艺节目来迎接1964年的国庆盛典，以鼓舞人民和增长人民的斗志，因此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构想便在周恩来总理的脑海中逐渐形成。60年代初以来，周恩来在多种场合捉到：在歌舞方面，我们还没有搞出一个称心的东西来。并说：“建国初期看大秧歌还可以接受，现在还保持那样的水平，就不行罗!”另外还有一点，周恩来竭力策划《东方红》的创作，这其中也包含着他的良苦用心：众所周知，1964年的中国文化艺术界山雨欲来风满楼，上上下下相当紧张：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对文艺政策的两个批示传达后，文艺界开展了整风运动；1964年6月5日――7月31日，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康生、江青对建国后文艺创作的蛮横批判和责难，无疑对文艺界人士来说芥蒂丛生……。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周恩来刻意筹划和批准了一个有3700多人的大型歌舞，其用意除了证明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想通过《东方红》，来保护一大批优秀的文艺界人士。毕竟，《东方红》是以歌颂共产党，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
　　回京后，周恩来立即召集中宣部、国家文化部、总政文化部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谈了他的设想，得到一致赞同。
　　7月18日，周恩来在刚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说：“我们这回国庆要大庆祝一下。这回找到上海，陈老总把我拉去看了一个上海3000人的歌舞，很动心，我看还不错。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15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请周扬、徐冰同志及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搞一下。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总之，要有人写，要写几首壮烈的史诗。请周扬同志主持一下。北京可以和上海合作。上海那个歌舞，它是国际歌一唱，下一幕就到井冈山，这个也太突然了。”
　　7月24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召集国务院外办、对外文委、文化部等方面负责人，对搞大歌舞问题进行了仔细研究、论证，做出决定并以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提出用艺术的形式搞一个概括地表现党领导中国革命进程的大歌舞，供国庆演出。周恩来仔细审阅并修改了周扬的报告。
　　7月30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自己的寓所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对大歌舞的问题最后拍板。8月，正式通过周扬的报告，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争取在国庆节上演，并就有关问题与有关同志当面谈定下列原则：(1)全力争取搞好，并在国庆上演，若届时还搞不好，或彩排时有大问题来不及改正，就推迟上演，用京剧现代戏代替；(2)参演队伍主要以部队各文工团(总政文工团是主力)为主，地方演出团体为辅(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都参加)，并与上海一部分编、导、演人员合作；(3)领导小组13人和组织指挥6人名单附后；(4)朗诵词和歌词确定后，须送彭真、陈毅、陆定一、康生同志审定。随即周恩来亲自“点将”，初步拟定了一个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组织指挥小组名单。领导小组组长：周扬；副组长：梁必业(中将)、林默涵等；组员：齐燕铭、张致祥、陈亚丁、周巍峙、许平、吕骥等；组织指挥小组(后又称大歌舞指挥部)主任：陈亚丁(时任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副主任周巍峙(时任文化部代理副部长、文化部艺术局局长)、许平、李伟、时乐�、胡国光6人。
　　至此，大歌舞《东方红》的筹备、创作及排练准备工作正式铺开……。
　　
　　大歌舞的初创、排练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集音、舞、诗等多元化文学艺术形式为一体的世纪舞台经典，她的创作也是建国以来中国歌舞艺术的一次巡礼，对广大文艺队伍的一次检阅，同时演出效果也达到了当时最高的艺术境界。在大歌舞筹备创作之初，就调集了全国各文学艺术等门类的创作精英搭建最强大豪华的艺术班底。大歌舞指挥部下设各专业大组，即：导演组(组长：丁里，《东方红》总导演)；文学创作组(组长：魏风)；音乐编导组(组长：时乐�)；舞蹈编导组(组长：查列)；舞美设计组(组长：张敦仁)。文学创作组成员另有乔羽、徐怀中、张士燮、章明、贺敬之、郭小川、陈光锐等人；舞蹈编导组包括了以著名舞蹈家查列、胡果刚、金明、李仲林、李群、黄素嘉为首的30人，仅空政文工团舞蹈队就来了60多人，空军司令刘亚楼说：“排《东方红》，我们空军全力以赴，要人给人，要枪给枪。”
　　8月12日，全体演员在北京西苑宾馆报到，随后全面铺开分场次、段落，几十个团责任“包干”。北京地区所有文艺团体的训练场馆，以及各戏院、体育馆、博物馆甚至旅馆大厅都用做训练用地，供演员分场次同时训练，日以继夜，加班运作。那时，无论前台或后台、份内或份外、直接或间接，在大歌舞背后辛勤工作、忙碌和服务的相关工作人员就有近一万人……。9月25日合成排练节目审查，10月2日、6日在人民大会堂公演，《东方红》从初创到形成，70多个单位，3700多人，只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不但在艺术上创造了一个时代的丰碑，而且在演出作风上也创造了一次奇迹。参加演出的乐队、合唱队、舞蹈队等约3700多人，整个演出共有大大小小、中外形式的服装4000多套，有的演员整场要换五、六次服装，全部人员都以严肃认真的政治热情，完全军事化管理，在后台分一、二、三梯队上下场，从头到尾，井然有序，无一点声息。晚会结束4分钟后，外国记者到后台参观时，演出人员已全部离开剧场，严谨的舞台作风令人终身难忘。
　　9月25日凌晨，离当天晚上节目市查只有十几个小时。中南海西花厅，当周恩来把《东方红》朗诵词逐字逐句精心修订后，东方已见红旭……。周恩来提笔在朗诵词空白处批道：“特急，即送周扬同志，请予阅正。如改稿可用，请即转陈亚丁、周巍峙两同志，如无困难，可于今晚照此朗诵。”
　　
　　《东方红》首演成功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经过辛勤的创作者们艰苦的千锤万凿，刻苦磨刃，终于昂首示君，屹立披红。
　　1964年10月2日晚8时正，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中央人民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晚会首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盛情邀请前来中国参加庆祝活动的各国贵宾观看。出席晚会的还有工农业劳动模范、陆海空三军战斗英雄、少数民族代表、归国华侨、港澳同胞、来自各地的观摩人员以及首都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干部、学生、少先队员及各界著名人士等共一万多人，首演大获成功。两个多小时的演出，全场群情激昂，观众经久不息的一阵又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将演员团团围住，激动的泪水和辛勤的汗水在演员脸上纵横交错。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观看演出后走上舞台，祝贺演出成功。据当时参加演出后成为著名歌唱家的胡松华、音乐指挥家胡德风先后回忆：“陈毅元帅鼓掌那是双手高举过头啊”；“演出效果非常炽烈。非常澎湃、豪迈的时候，整个演出现场的观众都跟着起来了，特别是大幕一闭的哪一刹那，观众的掌声、喊叫声、欢呼声超过舞台表演效果，好像整个房顶都要被掀起来似的。”
　　同时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受到许多国际友人的盛赞，认为这是以歌舞艺术反映革命斗争和现实生活的一个新范例，纷纷向周恩来等建议拍成彩色电影公映。
　　10月6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举办国庆庆祝晚会，毛泽东主席和驻京部队官兵8000人一起观看了《东方红》，周恩来、彭真、贺龙、柯庆施等也出席晚会并陪同观看。毛泽东非常满意，最后的意见是：“长了，写到1949年民主革命胜利就可结束，将来再说社会主义的事。”
　　10月16日下午，毛泽东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专门接见了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剧组创作的全体人员，并合影留念。《东方红》成功的喜悦和领袖的褒奖，让全体创作人员欣喜若狂。
　　当时，《东方红》在北京连演14场，场场观众爆满，北京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逃行了多场实况转播；中国唱片社还先后发行了《东方红》全剧实况录音和选曲两种唱片；中国音乐出版社1965年迅即出版了《东方红歌曲集》等相关图书；《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北京和各地报纸，纷纷发表演出台本和仝剧剧照，并且以显著标题和大量版面刊载评价这部音乐舞蹈史诗的文章、图片、速写和工农兵观感等文字资料。一时间，《东方红》中的每一首歌在那个时候都成了最流行的歌曲、节目串连词变成了争相朗诵的范本、舞蹈成了基层文工团和各单位争相仿效反复排练的经典保留节目。几乎所有的中圈人都会哼上一首《东方红》中的歌曲，大街小巷时常传出人们熟悉的歌声。
　　后来上海、广州两地也排演了《东方红》，仍不能满足全国各地观众要求观看的需要……。
　　因《东方红》的影响，后来又产生了《椰林怒火》、《刚果河在怒吼》、《风雷颂》、《翻身农奴向太阳》等大型歌舞节目。后来20年后的1984年，为庆祝国庆35周年，在有关领导和部门的提议下，仿效《东方红》的模式组织编演了另一部类似《东方红》的大型歌舞――《中国革命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