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戏剧人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时间

　　文明戏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它是在中西方文化遭遇激烈碰撞之际、当中国社会处于世纪之交，当社会民众呼吁变革图强之时，进入市民视野的一种全新的舞台艺术形式。一百年前，中国社会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社会变革，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被民主共和的社会所取代。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中国社会的每个层面都不同程度地介入了这场革命，文明戏艺人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加了辛亥革命，他们一方面借助舞台和文明戏，为革命营造氛围，摇旗呐喊；一方面则亲自投身血与火的战场，为革命前赴后继。
　　
　　文明戏艺人是为辛亥革命呐喊造势的先驱
　　
　　文明戏艺人成为辛亥革命的先锋，为宣传革命积极奔赴，成为这场社会革命的积极参与者，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长期以来，戏剧艺人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其戏剧才艺仅仅是供上层社会享乐，晚清的伶界大王谭鑫培便有“内廷供奉”的头衔，却仍然是皇室的玩物。因此这些伶人有着极其强烈的改变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诉求。光绪末年，内廷供奉的专职艺人孙菊仙就悄悄地跑到天津租界中去唱戏，为了避免慈禧追究，他还请宫中太监替他除了名，此后一直在津、沪两地的租界里唱戏，谭鑫培更是六下江南，赢得了很大的社会名声和经济利益。
　　 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空前尖锐，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启蒙者便把启迪民智、绍介新知的任务放在了新兴的舞台艺术形式――文明戏的身上了。新文学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先生明确指出：“现今国势危急，内地风气不开，慨时之士，遂创学校，然教人少而功缓。编小说，开报馆，然不能开通不识字人，益亦罕矣。唯戏曲改良，则可感动全社会，虽聋得见，虽盲可闻，诚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也。”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上发表了《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两个剧本，随之，一些反映时政，借中外历史上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的事迹以唤起人们爱国热情的新编传奇、杂剧和乱弹剧本纷纷呈现。接着，有人在报刊上撰文呼吁戏曲艺人学习西方戏剧演员，演出“激发国民爱国之精神”、感时愤世、救国醒民的剧目。1905年，陈独秀提出“采用西法”，增加戏中的演说，以能够更捷便地达到宣传的目的。
　　 20世纪初期，上海伶界一些激进的艺人汪笑侬、夏月仙、夏月润、潘月樵等将反映政治变革要求的内容贯注到新编京戏中，开始了戏曲改良的实践。1904年10月，陈去病和汪笑依等创办的我国第一种以戏曲为主的文艺期刊――《二十世纪大舞台》在上海问世，更推动了方兴未艾的戏曲改良运动。1906年12月，汪优游、朱双云、王幻身、瞿保年等组织了开明演剧会，所演出的剧目皆以“改良”命名：《政治改良》（演五大目宪政），《军事改良》（练新兵），《僧道改良》（破迷信），《社会改良》（反映禁烟赌），《家庭改良》（诫盲婚），《教育改》（嘲私塾），这些改良新戏为当时的民主思想摇旗呐喊，成为宣传革命的有力工具。
　　辛亥革命前，上海的戏园都叫茶园，与北方不同的是，上海戏园内的演出更注重社会现实问题，上海早期著名的戏园丹桂茶园就曾连台演出过以太平军故事为题材的《铁公鸡》，大受欢迎。由于演出内容的缘故，使得上海伶界的演员更加关注社会、关注时事。丹桂戏园的夏氏兄弟和潘月樵就在戏曲题材下着手改革，伶界颇具影响力的汪笑侬还在春仙茶园上演改良的京剧，着西装演侦探戏。
　　早期的剧界伶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以武戏见长，身手不凡，如谭鑫培《出箱》的劈叉、吊毛；《碰碑》的卸甲；《收威》的三按箭；《乌盆》的翻桌等，无一出不是有独特的绝技。在上海九亩地开设新舞台的夏氏四兄弟，都是武生，哥四个都长得魁梧凝重，不畏强御。夏氏兄弟初到上海，遭遇流氓寻衅滋事，夏月恒手执利刃，一身英武豪气，与流氓决斗，流氓气挫，伶界气伸。上海爆发辛亥革命之际，不少倡导戏曲改良的伶人和文明戏活动家不顾个人安危，拿起武器，亲赴战场，直接参加战斗。而这些戏曲演员，也因为身怀技艺，孔武有力，客观上为他们直接参加革命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潘月樵，艺名小连生，1908年与夏氏兄弟在上海十六铺码头附近开办了上海第一家不在租界内的剧场――新舞台。先后参与编演了《新茶花》、《黑奴吁天录》、《潘烈士投海》、《拿破仑》、《明末遗恨》等新戏，大肆宣传革命。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夏氏兄弟急工好义，一面演戏，一面参与维持地方公安的商团，夏月珊还出任伶界救火联合会的会长。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上海的革命党人积极响应，商团团员便成为攻打上海江南制造局的先锋队。夏氏兄弟和潘月樵积极投身到革命之中，他们身先士卒，冒着生命的危险，打开了江南制造局的大门，救出了同盟会上海地区的领导人陈其美。午夜，商团开始围攻制造局，守军炮火甚猛，一时无法攻克。夏氏兄弟便沿着墙根绕到制造局的边门，利用边门的木房纵火，商团乘势呐喊鼓噪，制造局中的守卫清军见势不妙，登舟弃局逃循，制造局被上海革命攻克，这是继武昌起义之后，第二件震动北京清廷的大事。
　　伶人参加辛亥革命，一时间成为一种社会时尚。上海光复后，夏氏兄弟、伶界名角毛韵珂等都在上海军政府任职，潘月樵还在新舞台发起了为革命军筹款募饷的演出，帮助上海的军政当局解决财政困难。
　　早年赴日本留学的钱逢辛，回国后加入进化团，曾创作《新茶花》一剧，抨击时政，宣传革命思想。1911年11月，钱逢辛参与策动上海商团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战斗胜利后，钱逢辛因为作战勇敢，被推举为沪军都督府的沿浦总稽查。12月23日深夜，钱逢辛率队巡查黄浦江，因十字军误会，不幸头部中流弹殉职，年仅21岁。
　　春阳社的主要成员钱化佛，1910年由日本留学回国。辛亥革命时期他积极投身上海的光复活动，后参加革命军攻打南京的战斗，并担任司务长。
　　 上海新成立的伶界联合会也积极参加辛亥革命的前期斗争，他们利用会址的合法身份作掩护，为革命党藏匿了大批的武器弹药。据钱化佛回忆道：“第二次革命，所有的军火枪械，都密藏在会中，很遭当局的猜忌。”
　　
　　
　　文明戏“顺势”为革命
　　
　　话剧的前身文明戏本身就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产物，相较戏曲，它能更加直接地反映现实社会问题，因而成为革命者宣扬革命的得力工具。正如著名报人曹聚仁先生说，中国“话剧的命运，乃是跟着辛亥革命发展开来的”。那时文明戏的角色中，最出色的“言论派正生”，这类角色经常发表议论，属于爱国志士一类，他们的言论大多是即兴的，演出仿佛是化妆演讲。这类角色中，任天知和刘艺舟，因其自身文化水平较高，每每能言之成理，成为当时“言论派正生”的代表人物。
　　任天知是进化团的领导人，他是辛亥革命前后活跃在上海文明戏舞台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任天知，名文毅，其生卒年不可考，据他自己说是慈禧太后的私生子，身世颇具几分神秘感。任天知早年曾留学日本，曾加入过日本国籍，日本名字为藤堂调梅，在日期间加入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有“隐名的革命家”之誉。1907年归国后，在上海与王钟声合办通鉴学校，开展新剧教育活动。1908年4月演出《迦茵小传》，标志着中国早期话剧的正式形成。1910年在上海成立进化团，成为上海第一家进行商业运作的文明戏剧团，取名“进化团”，即意宣传社会进化，颇具社会革命的气息，就连其团标也具有鲜明的革命寓意。进化团后，任天知曾连续在南京演出3个多月，当地民众反响热烈。1911年任天知率团抵达安徽芜湖，上演了《血蓑衣》、《恨海》、《缘外缘》等宣传革命的剧目，当地警察局“疑进化团之党于革命也，因下令禁止”。任天知便利用其日本籍的身份，要求日本驻芜湖领事出面干预。芜湖警察厅厅长丁幼兰“深恐牵动外交，遂撤消禁令，任其上演如故”。同年6月，任天知率团抵达汉口，湖广总督瑞�认为进化团的演出是“鼓吹革命，摇动人心”，要拿办任天知。任天知一面遣散团员，一面电请驻汉日领事营救，不料戏园已被清军包围，任天知只得越墙逃走。
　　武昌起义爆发后，上海各界民众在张园举行庆祝活动，任天知的进化团上演了《共和万岁》、《黄金赤血》等剧，受到上海市民的欢迎。在此期间，进化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演出风格，即以宣传革命为首要目的，从武昌起义、上海光复到南北议和、清帝退位，进化团都能以“化妆演讲”的方式予以迅速地反映。为了能够到达向观众直接宣传革命的目的，进化团在演出时往往会插入了大量的即兴演讲，进而创立了“言论派老生”这一类角色类型。任天知本人更是口才极佳，每次登台几乎都要发表慷慨激烈的演说。当时正值辛亥革命的高潮时期，“人民正是极愿听指导，并且喜欢多晓得一点新的事实，多听见一点新的议论”。孙中山先生对这种演出方式大为赞赏，曾专门为之题词称进化团：“是亦学校也”。
　　任天知对中国话剧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把《迦因小传》搬上了舞台，早期话剧专家徐半梅先生说任天知“把话剧的轮廓做像了”。演出的当天，徐半梅与春仙茶园的老伶工熊文通一同演戏，当徐半梅问及熊对此次演出的评价时，熊说“这不能当它戏看，要当它真的事情看，才有趣”。
　　刘艺舟是中国最早的官费留日学生，他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前曾与王钟声一起合演过新剧。辛亥革命爆发时，刘艺舟将其自己的领导的文明戏团体――励群新剧社武装起来，并率领这支队伍乘日本轮船，一举攻克了登州，收复了烟台、黄县，刘艺舟本人也被推举为登黄两地的都督。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成果之后，刘艺舟不满袁氏的独裁和复辟，便弃官南下，途经上海时与上海戏曲改良领袖人物潘月樵和夏氏兄弟相遇，便留在了新舞台。1912年年初，刘艺舟在新舞台上演了《波兰亡国惨》和他编写的时事新剧《吴禄祯》，“卖座之甚，为该台从来未所有”。
　　当时，民众的革命热情高涨时，文明戏顺应时势，极力鼓吹革命，宣传民主，短时间内，得到了素以追新逐异为嗜好的上海市民的欢迎。“言论派正生”，最初也曾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毕竟不是舞台上“万金油”――他们的言论都是即兴的，因此，不可能有什么标准，高兴起来，就完全不顾剧情，大放厥词，仿佛是化妆演讲，把其余的角色僵在台上，说完一通，再来作戏。而起先是为了宣传革命而演的“正生”，到后来就成了演员自我表现。“像任天知、刘艺舟，文化程度比较高，每能言之成理。像顾无为、潘月樵，就往往说得很长而词句不通，有时前后矛盾。他们也有种本领，往往到最后提高嗓门，鼓足了气，大叫一声，也博得台下的彩声。可是，不久观众就厌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