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的召唤系列【使命的召唤】

　　历时四年,陕西省著名国画家王有政、杨光利合作的作品《纺线线――延安大生产运动》,于2009年8月6日正式通过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艺委会终审。为此,笔者在第一时间采访了该作品的创作者。
　　
　　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下,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当时物质极其匮乏,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实行自力更生的策略,号召广大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于是在1942年底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自救运动,史称“延安大生产运动”。
　　
　　笔者:王老师,作为《纺线线》这一历史题材作品的主创人员,请您谈谈这次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意义。
　　王有政(以下简称“王”):这次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财政部共同组织实施的,全国共选题100件。这次创作工程财政部共拨款1.2亿人民币。它汇聚了目前国内美术界最权威、最具创作实力的艺术家,形成了该工程最强大的创作阵容。由于这次活动历时最长、选题最多、创作实力最强、耗资最大,所以它成为建国以来我国最大的一次美术创作工程。其意义在于:一是充分调动艺术家们的积极性,吸引大批优秀艺术家参与创作工程的申报,投身于主旋律美术题材的创作中;二是带动地方政府对于美术事业的关注与支持;三是珍藏历史,启迪未来,弘扬民族精神,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笔者:王老师,对于这幅历史题材画的创作,您是如何整体把握其主题思想及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与艺术性的?
　　王:根据我们的创作经验,在这一类主题性绘画的创作过程中,首要任务是寻找到构成一幅作品的核心。这个“核心”是什么呢?通俗地讲,是主体与客体相撞击后产生的火花。这个客体是客观现实生活,主体是作者本人。而这个“火花”,则是作为主体的作者与现实生活相碰撞后产生的,就如同这幅画的生命“基因”,它主宰着画的取向与风格。这个又被我们称为“灵魂”的东西,其实也包括一幅作品的“主题”。它决定着作品的惟一性或者个性。画面将要出现的一切因素,如其内容、结构、语言形式都应由此而派生。在构思过程中,我们似乎被一种冥冥之中的力量操控着,自觉不自觉地依循它的要求逐渐地确定和不断地调整着。这个由主要情节而展开的众多人物,不论是什么人、什么形象、什么动态、什么表情……都已被那个已经存在的、统治着画面的无形力量限制在一个很严格的范围内。这个画面是由许许多多相关素材聚合的“图阵”,虽有历史参照作为依据,其实是虚拟的场景,是一个超越生活常态的、人为的,却又必须具有历史真实感和生活亲切感的场面。从现实生活的合理性来说,不可能有那么拥挤的场面,其拥挤程度甚至无法自如地劳作、活动。而依据画面的需要,只有这样密集的布列形式才有充实感。而这样构图,又恰恰是渲染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的特定气氛所需要的。
　　笔者:杨老师,请您谈谈这次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纺线线》的主题创作构思是怎样完成的?
　　杨光利(以下简称“杨”):根据“百车齐鸣”的壮伟图景,我们搜集了关于大生产运动的大量资料,除了当时军民纺线织布的历史照片之外,王老师还在一本旧画册里找到一幅甚感亲切的毛主席照片,毛主席像老百姓的习惯动作那样双手筒在袖口里,展现出他那朴素可亲的形象。无独有偶,我们又找到了小吴萍纺线的图片,这成为我们最初创作构思的切入点。
　　当画面确定了核心,即等于找到了“画眼”。于是,《纺线线》的构图和画面内容就很快确定下来,并在第一次审稿会上得到与会专家的认可。我们选取“百车齐鸣”的宏大场面,画中的人物,无论党的领导人(如周恩来),还是八路军的干部、战士、老百姓,他们都聚集在一处专心致志地纺线,组成了庞大的“纺车军阵”;惟有毛主席和当时开发南泥湾359旅的王震将军站着,在饶有兴趣地观看小吴萍纺线。这个情节被“纺车军阵”合围起来,成为画面的视觉中心,似领唱与伴唱的关系。
　　笔者:王老师,在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中,别人通常都使用写实手法,而你们为什么改变了以往成熟的表现手法,而采用 白描技法来完成这幅作品呢?
　　王:通常被我们称为“纺线”或“纺纱”的织布工艺程序,陕北方言叫“纺线线”。这“线线”二字,既让我们联想起千条线、万条线织成布,做成军装供给英勇的抗日将士们,也让我们联想到那些美妙的中国传统工笔画,也是以“线”作为形式语言的主体。虽然这是两种完全不同质的“线”,然而在艺术形象性的逻辑思维中,两者之间存在着同构性。这一逻辑促使我们想起应该赋予作品一种更纯净的“线”,即用白描形式作为《纺线线》的形式语言才是符合这一艺术生命体的独特形式。于是,我们决定把《纺线线》的表现形式定为白描手法。白描手法是中国绘画的传统技法之一,它要求画家只用白线勾描,不着颜色、不加渲染地勾画出物体的特征。用“线”来表现纺线,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形式感。无论是造型结构的“线”,还是兼有调子的“线”,最终,千条万绪牵动的是观赏者情感的“线”。那么,这幅画的神韵在“线”,我们必须在“线”上做文章。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个很大的难题。其一,采用白描技法来表现历史题材缺少先例和经验,更困难的事情是要用单纯的、量度极其有限的线描来挺起一幅260×330厘米的巨幅作品的视觉力度,对我们也是一次严峻挑战;其二,要将素描稿转变成单纯的线描,有一个形式语言的转换过程。从理论上说,这种转变是本体论层面的转换。按照画面的整体要求来说,一旦实现了这个转换过程,此“白描”已非彼“素描”了。因为,当我们决定改用白描手法,实际上也就放弃了我们用好几个月时间来推敲的由线、色彩、凸凹和明暗渲染等综合手段所获得的视觉因素,只留下了细细的线。实际上,舍去素描稿的大部分绘画表现手段与造型因素,形象的感染力就会减弱很多,我们在表现上的困难也会随之增加很多。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双重突破的问题,其难度可想而知。
　　笔者:杨老师,请您谈谈这幅重大历史题材《纺线线》的创作过程经历了哪些阶段?
　　杨:对于这幅重大历史题材《纺线线》的创作过程,我把它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考证。就是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实地考证。通过这次考证,我们把毛主席、王震看小吴萍纺线的组合作为画面的核心,以纺线的宏大壮阔场面作为画面展开的基础。第二阶段是根据画面需要,开始设计整幅画面的构图和人物造型。第三阶段就是正式进入制作阶段,也就是把素描稿转化成白描稿的创作过程。这个过程又分四个步骤:第一是制纸,第二是练线,第三是勾线,第四是过稿子。这个过程听起来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很费功夫,除程序多以外,还要准确到一点都不能出差错。
　　笔者:杨老师,请您谈谈运用白描手法的创作体会及白描手法在这幅创作画中的作用和意义。
　　杨:首先,采用朴实无华的白描手法与《纺线线》隐喻的精神内涵是一脉相承的;其次,延安大生产的历史意义在于其艰苦朴素、自力更生的精神,选择白描手法与主题内涵亦相辅相成,形成了形式和内容的统一;第三,纺线线的“线”与线描相统一,增加了视觉效果;最后是白描手法的朴素美感具有历史的回归性,与反映纺线运动的历史真实性又有相呼应的效果。这样,在整体视觉上非但不会削弱壮观的气势,反而会以朴素和谐的画面效果给人一种以弱示强的艺术震撼力。其实,从素描到白描是一个由繁到简的过程。从色彩角度上讲,它有一个由浓到淡的渐变过程。然而,正是这种渐变被弱化到一定程度后,其视觉效果又会表现出极强的张力来,与重彩工笔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笔者:王老师,通过这次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您有什么感想?
　　王:令我十分高兴的是,这次大型创作圆了我以前未曾圆的梦。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曾分别与李世南合作《毛主席视察纺线线》、与郭北平合作《毛主席视察南泥湾》,两次以延安大生产运动为题材进行过创作,但因为种种原因,作品都没有成功。这次创作,对我来说是老马识途了,总算弥补了多年的缺憾,了却了一桩心愿。通过这次前后历时近四年的创作,我深深地体味到:艺术创作的路永远是陌生的,只有不断追寻、不断探索,才有可能创作出既感动自己也感动别人的好作品来。